竹子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应用与栽培

第三节　竹子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应用与栽培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园林的发展转折期。儒、道、佛、玄诸家争鸣，思想的解放促进了艺术领域的开拓，园林也因此得到较大的发展。当时的文人士大夫厌恶政治，对现实不满，以任性放荡、玩世不恭的态度来反抗礼教的束缚，寻求个性解放。他们崇尚隐逸，寄情山水，雅好自然，促进了模仿自然、寄情山水的造园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竹四季常青，俊秀挺拔，加之其虚心有节和宁折不屈的品质，因而受到了文人和士大夫们的青睐和关注，竹景观在当时的皇家园林和官宦私家园林中得到较大的发展和较多的应用。

竹林是当时文人士大夫隐居颐志的最好去处，如阮籍（210～263年）、嵇康（223～262年）、山涛（205～283年）、王戎（234～305年）、向秀（约227～272年）、刘伶及阮咸等“竹林七贤就是最典型的代表。他们爱竹、敬竹、崇竹、尚竹、寓情于竹、引竹自况，常集于山阳（今河南修武县）竹林之中悠游聚会、谈诗论文、品酒吟诗。

西晋石崇（249～300年）的金谷园，据其《自序》说“众果、竹、柏、药物具备”。

东晋名士王徽之（？～388年）“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对后世竹子造园产生了很大影响。

这期间皇家园林的狩猎、求仙、通神等功能已基本消失，生产和经济作用也已淡化，而游赏成为主导功能。皇家宫苑园林中有大量的竹子用于造园。北魏（386～534年）杨炫之所著的《洛阳伽蓝记是从北魏时期流传至今的一部重要典籍，其中载北魏高阳王雍宅“其竹林鱼池，侔于禁苑，芳草如积珍木连阴。”及洛阳显宦贵族私园“莫不桃李夏绿，竹柏冬青”。《魏春秋》载文帝“起景阳山于芳林园树松竹草木……帝躬自掘土，率群臣三公以下，莫不展力。”公元6世纪北魏时期郦道元（446或472～527年）所著《水经注》载北魏著名御苑华林苑，景阳山上“竹柏荫于层石，绣薄丛于泉侧。”《南齐书·文惠太子传》载南京的皇家园林中“若上宫望见，乃于旁门列修竹，内施高障。”

由于身居庙堂的士大夫们不愿付出跋涉之艰辛而又不忘山水之乐，于是私家园林便应运而生。贵族、官僚的私家园林多是刻意享乐的：《洛阳伽蓝记》载录了北魏时期洛阳显宦贵族的私家园林中“花木曲池，园园而有，莫不桃李夏绿，竹柏冬青。”；北魏茹皓营园，“为山于天渊池西；采掘北邙及南山佳石，徒竹汝颖，罗莳其间……”；《宋书·徐湛之传》有句“湛之更起风亭、月观、吹台、琴室，果竹繁茂花药成行。”；《南史·恩辛列传·茹法亮传》载“竹林花药之美，公家苑囿所不能及。”；《晋书·会稽文孝王·道子传》曰：“牙为道子开东第，筑山穿池，列树竹木，功用巨万。”由此可见这个时期，竹在私家园林中应用广泛，以竹成景已较普遍，多茂林修竹，体现着清纯的审美意味和浓郁的崇尚隐逸的思想色彩。

在禅僧看来，自然之境与禅境并无二致，常用山水花木等大自然景物和景象来比拟禅境，启发悟性。所谓“青青翠竹，总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翠竹黄花皆佛性，白云流水是禅心”。竹子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造园中的应用之广，由此可见一斑。《洛阳伽蓝记》载：景明寺“房檐之外，背是山池竹松兰芷，垂列阶，含风团露，流香吐馥”；永明寺“房屋连亘，一千余间，庭列修竹，檐拂高松，奇花异草。骈阗阶砌。”

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园林的游赏功能逐渐上升到了比较主要的地位，在模拟自然山水的营园过程中，植物栽培逐渐成为造景的重要手段，园林造景由早先过多的神异色彩逐渐转化为浓郁的自然气息，创作手法也由写实趋向于写实与写意相结合，受到“天人合一”和君子比德思想的影响，重视植物造园、造景，寄情于竹，以观赏、组景为目的的竹子栽培就越发受到了重视，因而竹成为造园的要素之一，各种各样的竹景在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中比比皆是。另外，晋代戴凯之的《竹谱》、后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对竹子栽培都有较多叙述。晋代出现的用竹造纸的做法亦一直沿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