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镇(乡)域小城镇空间形态发展研究
镇(乡)域小城镇空间形态发展的研究范围是整个镇(乡)域的行政辖区范围，主要是对建国后我国镇(乡)域行政区内的小城镇空间形态发展的背景、模式、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剖析其影响因素，揭示其发展和演化的规律。
小城镇的发展与其所在的镇(乡)域辖区息息相关，镇(乡)域作为行政区对其辖区内小城镇空间形态的发展具有最直接的和重要的影响。在我国工业化发展的前期和初期，高度计划体制下的小城镇受到镇(乡)域行政区的影响，发展局限在以镇(乡)行政辖区为主体的用地空间内。一方面，镇(乡)域是小城镇发展的基础，小城镇以镇(乡)域为背景进行定位、布局和发展建设，镇(乡)域的快速发展能为小城镇提供良好的经济、人口、交通等必要的发展基础；另一方面，镇(乡)域的经济社会发展与小城镇关系密切，对小城镇的功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十分重要的影响；从空间形态层面看，镇(乡)域内的自然地理、资源环境、道路交通条件的变化及行政区划的调整，对其小城镇的数量、规模、分布、经济发展等方面具有直接的影响。在进入工业化中期时，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经济规模的扩大，小城镇开始成为镇(乡)域的核心，镇(乡)域的发展以小城镇为依托，小城镇对镇(乡)域辖区的带动辐射作用逐渐增强，乡镇行政辖区对小城镇发展的限制作用开始弱化。随着工业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区域一体化发展成为镇(乡)域小城镇发展的主要趋势，区域对小城镇的功能、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影响逐渐增强，在此背景下，镇(乡)域小城镇的空间形态需要调整和重构。
在小城镇形成与发展的初期，镇(乡)域内的经济发展一般以传统农业为主，生产力水平较低，国民经济中工业所占比重相对较少，处于工业化的前期，由于人们的收入水平低，生活需求局限在满足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层面，小城镇的功能一般仅是为镇(乡)域的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提供最基本的服务。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镇(乡)域内经济发展开始由农业主导逐步转向工业主导，社会经济进入到工业化的初期阶段，乡镇企业迅速得到发展，小城镇成为第二产业发展的主要场所，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稳步提高。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开始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小城镇成为二、三产业发展的重要平台，各种功能的工业园区开始形成。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公共服务设施、市政基础设施逐步完善，生活环境得到改善，第三产业也获得迅速扩展，小城镇成为镇(乡)域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中心。之后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区域一体化成为发展的主要方向，小城镇的发展开始由原有的镇(乡)域行政辖区扩展到更大的区域，区域协调、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等成为小城镇发展的主题。
镇(乡)域小城镇的空间形态与其经济社会发展的背景密切相关，与我国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发展水平相吻合，其空间形态一般要经历散漫、集聚、扩展、统筹发展四个阶段，形态模式从多集均布零散型向一镇单核向心集聚型、一镇单核外延拓展型、多核集群网络型方向演化。
3.1 散漫发展阶段的空间形态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经济落后，生产力水平低，处于工业化发展的前期阶段，农业是乡镇经济的主体，工业所占比重极少，工商业发展滞缓，产业结构单一。这一时期，计划经济体制对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严重影响，小城镇职能较为单一，主要为所在乡镇辖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最基本的配套，对镇(乡)域的发展带动作用甚小。在改革开放之前，就全国范围来看，镇(乡)域小城镇的空间形态大都处于散漫发展阶段。
3.1.1 阶段背景
在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的近30年内，我国的国民经济以农业为主导，粮食生产为重点；小城镇的经济发展速度缓慢、水平较低，处于单一的经济状态；农业在产业结构中所占比例相对较大，农业发展的实际水平也基本决定了乡镇集市的“繁荣”状态。
为了加快发展，并能在较短时期内基本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发展目标，我国走了一条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为政策纲领、依靠农业的高度积累和政府对资源的强大控制力为手段、以发展重工业为核心的工业化道路，形成了计划经济相关的资源调动制度、资源配置制度和企业经营制度。为了实施工业化发展，中央提出了农产品国家统一计划、统一收购、统一分配的“统购统销”制度，使农产品的流通受到严格限制，并由此造成众多以农业为基础或以农产品贸易为主的小城镇开始衰落。
这一时期，我国对小城镇进行了多轮行政区划的调整。在建国初期，乡镇行政区主要是将规模大的乡划小，继而又把小的乡进行合并，其后又多次调整变更，这时期乡的撤并、分立和体制变革是我国各级行政区划中变动最为频繁的政区。中央人民政府于1951年4月24日下发《关于人民民主政权建设工作的指示》，要求已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应酌量调整区、乡(行政村)行政区划，缩小区、乡行政范围，以便利于人民管理政权，密切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充分发挥人民政权的基层组织的作用，并提高行政效率”[1]。根据这一指示，各省普遍划小了乡的规模，全国乡的建制总数由 1951 年的218006个上升到1952年的275200个，共增加了57194个乡建制，由此县辖乡数量增加，平均一个县辖百余乡，县的管理任务加重，为此在县和乡之间普遍设立了区公所，1953年，全国共设18900 多个区公所。之后，1953年全国各地开始大规模撤并乡，到1954年全国的乡又减少到218700个，大体相当于1951年划小乡规模之前的水平，共撤并6万多个乡。1955年12月国务院《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国家机关精简工作的指示》精神指出：“小区小乡制已经不能适应农业合作化运动迅速发展后的新形势，区、乡的行政区域，应当逐渐调整[2]。”全国各地在1955年冬和1956年春进行了乡区域的调整，平原地区一般以原来的3—4个乡合并为1个乡，人口在1万—1.5万人；丘陵地区一般以原来两个乡合并为1个乡，人口0.6万—1万人；山区或边远地区一般不动，个别乡以原来的两个乡合并为1个乡，人口2千—3千人。经过撤并，到1957年，全国乡的建制数由1954年的218700余个减少到98900余个。1958年兴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乡的管理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成立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基层单位，同时又是社会主义政权组织的基础单位”[3]。据1958年末统计，全国共设有26593个人民公社， 平均一个公社相当于原来3个乡的规模；到改革开放前，全国的人民公社总数最高达到54000多个。
3.1.2 形态模式
图3-1 镇(乡)域小城镇空间形态散漫发展阶段模式图
散漫发展阶段的镇(乡)域小城镇空间形态模式一般为多集均布零散型(图3-1)，如是建制镇，空间形态模式一般为一镇多集均布零散型。其中“镇”指的是城镇，为建制镇的镇区，一般为镇人民政府所在地和一定区域的服务中心；“集”是指集镇，一般为乡人民政府所在地，即乡域的行政中心或是一定地域的农产品集散和服务中心。
这一时期，在乡镇辖区内一般有2个左右的小城镇，其主要职能是为当地居民的生活生产提供最基本的服务，其中一个也是乡镇人民政府的所在地。小城镇相对独立发展，规模、水平相当，分布均衡，相互间的联系少，镇(乡)域没有明显的核心。在基础较好、规模较大的镇(乡)域内，可能由一个镇和若干集镇组成，呈“一镇多集”的形态；在较小规模的乡域内一般仅有一个集镇，呈现 “一集”的形态(表3-1)。
3.1.3 形态特征
1) 镇(乡)域内小城镇数量多布局均衡
20世纪50年代，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为适应当时农业生产与社会管理的需要，根据国家相关政策先是将规模大的乡镇划小，后根据政策实施情况，又将小的乡镇合并，造成后来的乡镇辖区内有一个或多个集镇，其中许多小城镇是历史上延续下来的，这些集镇由于生活、生产的需要一直保留至我国改革开放。
这一时期，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十分缺乏，公路数量少，道路狭窄，路网密度低，道路通行能力弱，公共交通落后，交通工具比较原始，人们的日常出行距离短，活动范围小。因此，为满足生活生产的需要，在镇(乡)域内就形成了多个集镇，呈现数量多、服务半径小的特点。
在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下，主要为乡村服务的公共设施由地方统一布点、供销和划定服务区域，作为承担这一服务职能的小城镇，其均匀分布是基本的原则。同时，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管理制度、交通条件的限制，小城镇间联系少，规模相当，经济水平均衡，比较松散，相对独立发展。
以张家港市锦丰镇为例。1949年4月，锦丰地区解放，锦丰在常通港以北的土地划入沙洲区北固乡。1950年2月，沙洲区分拆为常阴、沙洲、南丰3个新区，锦丰地区分属沙洲、常阴两区；福鸿乡分拆为锦丰乡、民丰乡和店岸乡，其中锦丰乡辖锦丰(镇)、东莱、西兴、养民、太平、雁鸿、瞿兴、麒麟等8个自然村(即今锦丰、向阳、麒麟3个行政村)。1957年7月15日，撤区并乡，锦丰地区锦丰、南兴、店岸、西港4个小乡合并为大乡，即锦丰乡。原南兴、店岸、西港3个乡的集镇，在原有发展中就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因此得到了保留，从而锦丰辖区内的集镇由原来的1个变为4个，空间呈现“一镇三集”的形态特征(图3-10)，并一直延续至20世纪80年代初。
表3-1 镇(乡)域小城镇散漫发展阶段空间形态典型案例
续表3-1
续表3-1
续表3-1
图3-10 锦丰乡20世纪50年代集镇分布图
这一时期，小城镇职能较为单一，仅为乡村提供配套服务设施的场所，为所在辖区居民提供生产、生活服务，商品的流通渠道主要由国家控制。各集镇中主要有集体性质的供销社、联营合作商店、集贸市场等服务设施，以满足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商业规模相对较小，经营的范围也相对有限。
2) 乡镇小城镇规模小发展缓慢
这一时期，为了加速工业化的发展，国家采用了高强度的积累方式，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实施“重生产、轻生活”的投资分配政策，即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到“生产性建设项目”，尽可能减少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非生产性建设项目”的投资；且在“生产性建设项目”中又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到重工业，尽可能减少对农业及轻工业的投资。同时，国家又将建设的重点放在城市，城市与小城镇采取城乡分治的政策，导致经济联系弱。这些都对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小城镇发展带来了较为严重的抑制作用，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迟缓，镇(乡)域小城镇的发展缓慢。
计划经济体制政策限制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排斥了市场机制的作用，阻碍了农村各种经济要素向小城镇流通，使小城镇发展动力不足，抑制了小城镇的发展。这一方面造成了小城镇经济水平低，人口和生产集聚规模小，发展缓慢；另一方面使小城镇的功能较为单一，仅有为乡镇辖区服务的小规模集体性质的供销社、联营合作商店、集贸市场和中小学校、乡镇卫生院等服务设施，仅能满足人们最为基本的生活生产需要，发育严重不良。
当时，计划体制和公社化制度的严格管理使乡镇辖区内小城镇与乡村之间的经济联系受到很大限制，产业分工泾渭分明，农村发展农业，小城镇发展最基本的社会服务业，镇村相对独立，彼此联系少，阻断和割裂了镇村之间、工农业之间的交流。农民进镇经商受到限制，市场交易的产品也仅限于农村的蔬菜、鸡鸭等土特产品，实行自产自销，市镇农副产品集散中心的地位逐步削弱。农产品难以在小城镇流通，导致小城镇的集聚功能弱小。
3) 小城镇地处辖区自然和交通优势地段
这一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很强，小城镇一般处在乡镇辖区内自然、交通、资源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地段。
在工业化发展的前期，自然条件是小城镇赖以生存的最大资源。乡镇辖区内地形地貌、资源、地质等相对较好的自然条件是小城镇形成和生存发展的前提，特别是在自然条件比较复杂的地区，自然因素作为一个基本的立地条件深深地影响着小城镇的形成和发展。同时，由于当时农业经济占据小城镇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性较大，拥有渔业、矿产、旅游、港口等较好资源的乡镇，其集镇的形成和发展依附于由这些自然资源发展的相应产业。
集镇是一定地域的经济社会活动的重要场所，由于其服务功能等方面的需要，它的发展需要便利的交通条件。一方面便捷的交通可以聚集相应的服务与被服务人群，另一方面方便商品的运送。有了这样的条件，集镇才有可能自然形成和持续发展。因此，小城镇一般位于交通便捷之处，便于服务对象的聚散和货物的疏运。从区域层面看，在当时拥有国道、省道等公路交通节点和位于内河航道、渡口、码头等港口附近等交通条件优越的乡镇，对外交通条件较其他乡镇较为方便，发展相对较快，其小城镇的人口和用地规模、社会经济等获得较好的发展，特别是一些具有发达水运交通，同时还具有便利陆路交通的乡镇，发展更为迅速，其规模、发展速度相对其他小城镇具有更明显的优势。从镇(乡)域层面看，在乡镇行政区内，交通具有明显优势的小城镇，规模相对较大，发展速度相对较快。
3.2 集聚发展阶段的空间形态
1978年改革开放后，我国进入工业化初期阶段，经济社会得到迅速发展，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乡镇经济发展开始由农业主导转向工业，众多小城镇成为乡镇工业发展的集中地。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东部地区乡镇工业发展迅猛，镇(乡)域小城镇的空间形态进入集聚发展阶段；而中西部地区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工业化进程较缓，至今绝大多数镇(乡)域小城镇的空间形态尚处于散漫发展阶段或散漫发展向集聚发展转化的阶段。
3.2.1 阶段背景
改革开放后，由于农村工业化的强力推动，小城镇发生了巨大变化。1978年3月，国务院第三次城市工作会议提出了“大力发展小城镇”的方针政策。1979年，中央政府把小城镇建设纳入了政府工作日程，并制定了保证小城镇稳定发展的配套政策。1984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的一号文件指出，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自筹资金进入小城镇务工经商；10月，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放宽了在小城镇的落户条件。1984年，国务院批转了民政部《关于调整建制镇标准的报告》，对镇的标准重新进行修订。同年国家对小城镇进行行政区划调整，凡具备建制镇条件的乡，撤乡建镇的，实行镇管村的体制。1986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工作的通知》后，各地陆续开展撤区(乡)并乡建镇工作。
1978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国务院《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以及1980年在农村推行“生产承包责任制”等一系列的政策有力地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大发展。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发展进入了黄金时期，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的份额越来越大。这一时期，乡镇企业吸引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如苏南地区乡村工业劳动力1980年至1988年间平均增长了3.93倍，苏州农村增长了4.5倍；与此同时，乡村农业劳动力平均减少了44.3%，无锡减少了近60%(表3-2，图3-11、图3-12)。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小城镇，形成了我国特有的“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乡镇工业化模式以及“自下而上”的城市化进程。“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外资驱动型”的乡镇企业发展模式带来了小城镇的快速发展。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发展，至20世纪90年代初，传统的农业社会全面转型，以乡村为中心的社会结构全面调整，取而代之的是城市化，是整个区域的迅速工业化，工业化深入到了社会生活和生产的所有领域。小城镇如雨后春笋般茁壮成长，功能日趋完善，作用日渐强大，规模迅速扩大。
表3-2 苏南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变化[4] (单位：万人)
图3-11 1980—1988年苏南农村工业劳动力增长系数
图3-12 1980—1988年苏南农村农业劳动力减少系数
同时，随着国家区域基础设施的大力建设，特别是一些铁路、公路、高速公路等交通设施的建成开通，沿线小城镇发展的交通、区位等基本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原先主要依赖水路运输的小城镇，空间发展的形态开始由河流水运主导转向陆路交通主导，空间拓展的速度也大大加快。
3.2.2 形态模式
图3-13 镇(乡)域小城镇空间形态
集聚发展阶段模式图
集聚发展阶段的镇(乡)域小城镇空间形态模式为一镇单核向心集聚型(图3-13)。表现为在乡镇辖区内一般有一个城镇，是行政区的建制镇或乡集镇的镇区。镇区同时也是辖区的经济与社会服务中心，一般是乡镇人民政府的所在地、综合服务中心和二、三产业的集中地。镇(乡)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开始依托小城镇展开，人流、物流、资金流不断向小城镇汇聚。改革开放后，小城镇以乡镇工业为主体、个体私营经济为特色的工业化发展迅速，使城镇的核心优势逐步凸显，成为镇(乡)域范围内的中心(表3-3)。
这一时期，在镇(乡)域范围内还有的一些小集镇由于交通条件、经济动力、非乡镇政府驻地和国家政策等因素的影响而逐渐衰落，人口、经济、商贸活动等开始逐步移向城镇集聚发展，城镇开始成为镇(乡)域范围内发展的核心。由于各种因素的作用，有少量规模较大的镇(乡)域空间表现出有两个中心的形态特征，一般是地方政府所在地的城镇集聚发展成为镇(乡)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中心；同时某些具有良好发展基础的集镇，依靠其区位、交通、历史、文化或资源等优势，保留延续并发展壮大，形成特色，成为镇(乡)域范围内经济或文化等方面的中心，城镇与小集镇共同构成镇(乡)域辖区的双核结构，人口、经济、社会服务开始向核心集聚发展。
表3-3 镇(乡)域小城镇集聚发展阶段空间形态典型案例
续表3-3
续表3-3
续表3-3
3.2.3 形态特征
1) 乡镇辖区的发展集聚小城镇
改革开放后，一系列的政策促进了农业和乡镇企业的发展。一方面，农民的积极性得到空前提高，农业得到迅速发展，丰富的农业产品繁荣了小城镇的集市贸易，同时，农民收入的快速增长，促进了小城镇第三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离开土地，就近进入小城镇，从而使得城镇与农村长期割裂的格局发生改变，农村和越来越多的农民加入到工业化进程中，工业化与城镇化的互动机制自发形成。镇(乡)域内的城镇开始成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中心，经济、人口等开始向城镇集聚发展，这一特征的形成主要受国家政策、交通条件、乡镇企业的发展及生产、生活水平等方面的影响。
国家政策的影响。这一时期，国家提出积极发展小城镇的建设方针，要将小城镇发展成为推动农村经济、文化的进展和容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快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基地，制定了保证小城镇体系稳步发展的配套政策，这些都为小城镇的发展带来了保障。城镇功能开始由原先的商业服务型向生产服务型转变，城镇的工业发展进入一个新时期，大量企业开始在城镇建设，城镇的工业规模逐步扩大，同时也吸引了镇(乡)域内其他集镇和农村工商业向城镇集聚；另一方面，国家制定了相应的建镇标准，对城镇的大小提出了要求，规定了设镇的人口规模及镇政府所在地的非农业人口规模，这进一步促进了小城镇的发展，并促使镇(乡)域内的人口向城镇集中，同时国家对乡镇进行一系列的行政区划调整，对具备一定条件的乡镇进行“撤乡建镇”和“撤乡并镇”，实行镇管村体制，从而确定了城镇在镇(乡)域内的核心地位，同时促使相应的基础设施、产业向城镇集聚。
交通条件的改善。随着工业化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原有落后的交通条件逐渐改善，公路、铁路建设大大带动了小城镇的发展。小城镇交通基础设施条件日益提升，在镇(乡)域内初步形成了以城镇为中心的交通网络，使城镇与城市及农村间的相互联系得到了加强；城镇作为镇(乡)域内的核心，其对外交通条件相对其他集镇的优势逐渐明显，与各集镇及周边乡村的联系逐渐密切，核心地位逐渐显现，人们的生活生产活动逐渐向交通便利、物资丰富的城镇及集镇转移，而一些交通条件较差的集镇由于客流、物流的减少逐渐衰落，成为镇(乡)域内人流、物流的汇集地。人们的出行方式也由原来的人力交通向机动化转变，出行距离及范围获得扩大。
乡镇工业向条件较好和设施齐全的城镇集聚。经济是城镇发展的原动力，经济发展的阶段、规模和质量决定了城镇的发展水平和空间特征。这一阶段小城镇经济的发展状态主要取决于乡镇企业的发展水平。这一时期乡镇企业以国内市场为主体，主要以接受大城市的辐射、扩散或溢出的产业为主，而乡镇企业的发展需要有良好的区位交通条件和一定的基础设施的支撑。在镇(乡)域中，城镇作为辖区的行政中心，它的交通发展具有优先性，在基础设施的配备上明显优于辖区内其他集镇，因此成为乡镇企业主要发展的区域。原有的一些集镇由于工业的缺失，发展趋于缓慢，以致慢慢衰落，相应的商业设施也逐步离开向城镇集聚。
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这一时期生产、生活水平虽然得到了一定提高，但人们的生活条件仍然十分有限，小城镇的发展水平低，规模相对小，原有分散的布局形态对小城镇的发展带来诸多不利；因此，为了加快乡镇发展，促进经济水平的提高，将发展资源在镇(乡)域内集中利用，乡镇的发展向具有良好基础条件的城镇集聚，从而使得城镇的社会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进一步得到完善，如商业服务、教育设施、医疗卫生等设施规模的扩大，质量水平的提高，服务区域从周边逐步扩展到整个镇(乡)域，这进一步促进了乡镇的发展向城镇集聚。
2) 小城镇的规模迅速扩大
改革开放后，小城镇的功能和职能逐步由传统集镇向新型小城镇转化，即由原先的配套服务型，转化为以经济与社会发展为主导，小城镇成为镇(乡)域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场所。
这一时期，国家提出了积极发展小城镇的建设方针，并制定了一系列的配套和优惠政策，为加快小城镇的经济发展及城市化的进程提供了保障。小城镇除原有的商业设施外，工业项目逐渐增多，乡镇企业的建设使城镇在原有基础上逐渐向外扩展，用地规模逐渐扩大。乡镇企业的发展吸收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同时国家放宽了城镇落户标准，农村剩余劳动力纷纷到城镇从事第二、三产业(表3-4)，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城镇人口规模逐渐扩大，对居住和公共服务设施等提出了发展要求，这些建设用地规模也开始扩大。
表3-4 我国乡镇从业人数统计表 (单位：万人)
3) 交通引导镇(乡)域小城镇的整合发展
乡镇企业的发展需要便利的交通条件作为前提，货物的运输、原材料的采购、货物的销售等环节都与交通息息相关，因此，城镇的发展对交通的依赖性增强，位于城镇或城镇附近的交通设施的等级高低及便利程度，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城镇的发展状况。
从乡镇辖区范围来看，改革开放后，沿主要交通线的小城镇借助其对外交通优势得到了发展。而交通相对闭塞的集镇，由于交通条件已经无法满足现阶段小城镇发展的需要，导致人流、物流、资金流难以汇集，经济发展相对滞缓，逐渐衰落，原有的产业和公共设施也逐渐转移到对外交通条件较好的城镇。例如图3-10所示的，随着杨(指当时的县城杨舍镇)锦(锦丰镇)公路的开通，锦丰乡成为所在辖区的发展中心，第二、三产业得到了长足发展，而南兴、店岸、西港三个集镇由于当时没有公路交通，基本没有发展，并逐渐衰落，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退化至一般的村庄了。
从一定的区域范围看，这一时期，随着国省道、高速公路、铁路的建设和交通技术水平的提高，小城镇的陆路交通逐渐完善起来。从整体上看，具有高等级公路的乡镇，其小城镇的发展速度、规模和工业发展情况要远远好于仅有低等级公路的乡镇；位于沿江、沿海，具有港口资源的乡镇，通过开发、利用水运，其城镇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一些位于公路附近且有水运交通的城镇，其发展的规模及速度要高于只有公路作为依托发展的城镇。
3.3 扩展发展阶段的空间形态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东部地区的小城镇工业园区开始规划建设，并成为镇(乡)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服务设施逐步增加，生活生产环境得到改善，小城镇成为镇(乡)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在20世纪末，东部发达地区已经处在工业化的中期，镇(乡)域小城镇空间进入扩展发展的阶段。目前，中西部地区少量发展较好的省会或都市地区的镇(乡)域小城镇空间也开始进入扩展发展阶段。
3.3.1 阶段背景
受国家宏观政策和工业化快速发展的影响，乡镇企业由改革开放初期的劳动密集型逐步向资金、技术密集型转型，小城镇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能力随之下降，20世纪90年代初，乡镇城市化的进程趋缓。1992年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乡镇企业发展的宏观政治政策和经济背景发生了重大变化。产权制度产生巨变，乡镇企业从由政府掌握企业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转变为以私营企业、三资企业为主体的新型企业形式，所有制结构从单一向多元化转变。大量的外资涌入，使小城镇经济逐步得到新的发展。乡镇工业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注重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利用外资的规模和水平有了质的飞跃。营造特色和技术创新成为小城镇发展的又一重点，产业发展突破了传统领域，一些高新技术产业、新兴产业开始发展，如电子、机械、食品、物流等。产业得到升级，布局开始优化，整体的产业结构得到提升。随着工业小区开始出现，企业开始集中发展，并有相应的配套为其发展提供保障。
随着交通技术的提高，高速公路网密度逐渐加大，交通工具开始以机动化为主，原有的交通工具如汽车、火车、航船开始升级换代，承载力及运行速度都得到了飞速提高，人们的出行范围逐步扩大。机场、高速公路等区域性交通运输条件开始成为小城镇外资引入的核心要件，联系紧密的对外交通系统开始建立。逐渐发展形成的密集交通网深入到区域的各个乡镇地区，并形成了多种运输方式相结合的综合运输体系。
3.3.2 形态模式
图3-22 镇(乡)域小城镇扩展发展阶段空间形态模式图
扩展发展阶段的镇域小城镇空间形态模式为一镇单核外延拓展型(图3-22)。表现为，在集聚发展阶段的基础上，一般在乡镇辖区内逐渐形成了1个综合中心即城镇。这时的城镇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为农村服务的小集镇了，而是蜕变为与城市一样的社会经济综合体，“工业向园区集中、人口向城镇集中、耕地向规模经营集中”的“三集中”原则使城镇规模迅速扩大，不断向外延伸拓展。与此同时，在产业定位、空间选址、环境影响等方面逐渐从相对封闭的乡镇辖区转向以区域为发展的背景，注重小城镇与外部空间的协调和合作(表3-5)。
3.3.3 形态特征
1) 在行政区内小城镇向外蔓延发展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增长方式逐步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乡镇居民生活逐步由基本需求向全面小康迈进，生活质量稳步提高，对生活条件、居住水平、生产环境、基础设施等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三集中”的原则体现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相统一的发展态势和镇村互动与协调发展的原则，利于工业和农业、城镇与第三产业走园区化承载、集聚化发展、循环化利用、产业化延伸、生态化支撑的发展道路。这一时期镇(乡)域内的城镇开始向外蔓延发展，这一特征主要是由于“三集中”原则下的工业等产业园区开发和生活住区及配套设施建设而形成的。
表3-5 镇(乡)域小城镇扩展发展阶段空间形态典型案例
续表3-5
续表3-5
续表3-5
续表3-5
产业园区的开发。在工业化快速发展时期，乡镇经济发展的重点由农业全面转向工业。这一时期，乡镇企业开始转型，私营企业、三资企业成为小城镇经济发展的主体，随着工业规模的扩大，原有工业布局较为分散、相关设施配套不齐全、用地扩大困难、环境污染等局限逐步显现，工业区的发展模式成为镇(乡)域小城镇产业空间发展的主要方向。在产业区的建设中，从功能定位、空间布局合理的需要出发，同时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需要，形成了如建材、电子、化工、机械等专业化的工业区，包括私营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园区、工业集中区等。同时商业贸易、物流、观光旅游、度假休闲产业在小城镇中也逐步得到发展，有些产业上升为小城镇的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
生活住区的建设。一方面企业发展吸收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另一方面农村剩余劳动力也纷纷到城镇从事第二、三产业，乡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迁移，形成了乡村富余劳动力与城镇发展需要大量产业劳动力的双向互动良好局面，由此引起了规模化的住区建设；工业区等功能区的开发建设，也形成了相当数量的拆迁安置。同时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生活服务设施的需求大大增加，商业服务业、集市贸易、教育医疗、卫生保健等设施也需要不断完善和提高水准。
随着工业等产业园区的不断发展和人口的不断增长，以及公共设施的逐步完善，产业空间、生活居住空间迅速扩大，使小城镇向外蔓延发展。
2) 产业空间向辖区优势地段拓展
产业园等各类功能区根据其对自然资源、交通运输、用地发展、基础设施等发展的需求条件进行选址，其中交通条件是用地选址的首要因素。乡镇辖区内的国/省级公路、高速公路出入口、港口岸线地段成为第二、三产业发展的主要空间。
交通的可达性、运送成本、运输时耗对工业布局具有重要影响，工业园区作为小城镇的经济增长极，其与镇(乡)域及区域外的物质联系主要依靠对外交通来实现，因此，在镇(乡)域范围内与外部联系最为便捷的地段是乡镇工业园的首选之地，在空间上表现为对交通干线的强烈依附性特征。交通的发展促进了小城镇工业园区空间扩展并改变了其外部形态，是其空间扩展的牵动力，具有指向性作用。其次，产业发展所需的给水、电力、电信、防灾等基础设施也是园区选址的重要考虑因素。而原材料产地和市场地等传统工业区位因素并非乡镇工业企业选址的主要因素。
具有区位、原材料、自然生态环境资源等优势的乡镇，在其优势区段上发展商业贸易、观光旅游、度假休闲、物流等产业，城镇发展一般跨越原有镇区，在辖区优势地段上拓展。
例如昆山(图2-21)，从其市域范围内看，工业园区绝大多数分布在对外交通方便的地段，呈带状轴线布局；在空间分布上沿区域重要交通线布局的特征十分明显，重要交通干线成为市域内小城镇工业园区的聚合轴。2000年，沿沪宁高速公路已形成了工业发展带，以陆家镇、花桥镇为主，两个乡镇的工业园区沿沪宁高速公路两侧，以出入口为中心，呈轴向发展；千灯镇、张浦镇的工业园区沿312国道、苏虹机场快速路发展，形成了另一条工业带；沿南北公路(224省道)，以周市镇、石牌镇、陆家镇的工业园区为主，形成了市域纵向工业发展轴。从图中可以看出昆山小城镇工业园区空间布局充分了发挥国道、省道以及高速公路便捷交通的重要作用。花桥镇充分发挥靠近上海的区位优势，主动融入上海，接受上海辐射，承接上海商务外溢，着力打造服务外包基地，发展了花桥国际商务城。巴城镇、正仪镇、淀山湖镇利用阳澄湖的生态环境资源，发展了休闲度假区和软件园区，着力打造休闲度假与现代服务产业。周庄镇、锦溪镇依托古镇文化旅游资源和区位优势，发展旅游与服务产业。
3) 行政区划对小城镇发展的影响减弱
20世纪80、90年代，东部地区乡镇经济发展存在着粗放型模式和盲目性选择，为追求经济业绩，出现“有什么招什么，来什么要什么”等现象，合理性、可行性的科学论证往往不足，导致各乡镇普遍存在产业雷同、重复建设、环境污染等问题。在国家政策引导下，乡镇的开发建设开始以区域协调和环境保护为前提，在县域或更大范围内统筹产业发展、设施配置、资源利用、环境保育。镇域内小城镇的发展定位、功能组织、产业发展和空间选址等方面从以乡镇辖区为单位，相对封闭、独立，逐渐走向一定区域的协调发展。
在这一时期，为促进小城镇的科学发展，区域协作开始成为主题，小城镇的自然、产业、设施等实施区域化战略。一方面，在经济发展中，由于乡镇间产业同构的现象已比较严重，对小城镇的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因此，为促进科学发展，小城镇开始以区域为前提，实施功能、产业及相关设施的协调发展，从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来定位乡镇的产业发展方向及功能配置，使小城镇突破镇(乡)域行政界线，相互合作，共享区域，彼此促进发展。另一方面，小城镇根据自身的实际，发展优势产业，建设有特色的生活、文化、产业服务功能，形成特色、规模效益，辐射周边小城镇，减少设施的重复建设，进一步使用地、空间、基础设施达到使用的最优化，促进区域的协作发展。
3.4 统筹发展阶段的空间形态
随着经济全球化，我国正步入区域统筹发展的新时期，传统的区域分割、城乡分离正向区域协作、城乡一体、互动发展的方向转变。区域一体化成为小城镇发展的主流，镇(乡)域辖区对小城镇的发展影响越来越弱化，其与区域发展的结合越来越密切。目前，我国东部地区的乡镇已处在工业化发展的中后期，镇(乡)域小城镇的空间发展已进入统筹发展阶段的初期。
3.4.1 阶段背景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历史任务，这是一个统揽全局、着眼长远、与时俱进的重大决策，是一项惠及数亿乡村人民、关系国家协调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目前，我国正步入城乡统筹发展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大都市的郊区城市化和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乡村城市化正快速向前推进，传统的城市和乡村分离、独自发展的模式正向城乡结合、互动发展的模式转型，城乡协同发展的要求日益迫切。小城镇的发展也由此迎来新的阶段，并带来新的挑战。在此背景下，需要进一步优化小城镇的镇(乡)域空间形态，以促进小城镇的健康发展。
全球化是20世纪末世界范围内最典型的，也是影响面最广的社会经济现象。全球化的浪潮已波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世界正在经历一场由全球化导演的社会经济变革。随着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加速，各层次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国际分工和一体化程度越来越高。在这样的背景下，小城镇的发展必须适应全球化的挑战，空间的形态发展也将随之调整，以促进小城镇的社会经济发展。
随着科技的进步，交通工具的日新月异，高速铁路、城际铁路、地铁等路网密度的加大，城市与城市之间、城市与小城镇之间、小城镇与小城镇之间的交通距离开始缩短，人们的出行更加方便，区域间的联系更加密切。
根据区域发展的需要，在21世纪初小城镇开始进行新一轮的行政区划调整，一些乡镇进行合并，成为规模较大、便于发展、利于统筹的镇(乡)域行政辖区，或者经济发展区，相应的行政管理体系也进行了调整。
3.4.2 形态模式
多核集群网格型图3-31 镇(乡)域小城镇空间形态
统筹发展阶段模式图
统筹发展阶段的空间形态模式为多核集群网络型(图3-31)。表现为在区域统筹发展的框架下，若干乡镇组成一个具有特色的经济社会发展地域，地域内的各小城镇协同构筑一体化的经济社会发展利益共同体，围绕区域发展方向，紧密联系，形成集群，协作共同发展。乡镇行政区对小城镇发展的影响作用进一步弱化，区域成为镇(乡)域小城镇发展的平台。小城镇是该区域的发展核，并根据自身特点承担区域的职能；同时，通过区域交通运输体系的整体构筑和基础设施的一体化发展形成网络体系。在该区域内，一些小城镇在发展中由于自身的优势，对其他小城镇具有较强的引领作用，进而成为区域的核心，形成多核的结构。
21世纪初，张家港市域的发展，已经出现聚集连片的趋势，如锦丰、三兴、大新、合兴、鹿苑、塘桥、妙桥、西张、凤凰、港口等乡镇。因此，为有效指导张家港市的未来发展，在《张家港市城市总体规划(2002—2020)》中提出“五片”的规划结构，即杨舍城区、金港城区和锦丰与大新片区、塘桥与凤凰片区、乐余与南丰片区，其中乐余、南丰片区的功能定位为“长江生态农业与田园风光休闲观光区、沿江绿色产业区、海洋产业发展预留区”。
乐余、南丰片区包括乐余镇、南丰镇、常阴沙农场行政范围，总面积169 km2。《张家港市乐余、南丰片区总体规划(2003—2020)》(图3-32)，提出以长江及204国道交通干线为主要发展轴，以生态农业为分隔，形成组团状的结构形态。其中乐余为片区的中心，沿江轴分段发展港口、仓储物流、沿江工业和滨江生态观光，204国道发展轴以高新产业、生活居住、公共服务为主，共包括6个生产组团、5个生活组团。根据这一规划，片区内的乐余、南丰、常阴沙农场的发展将以片区为主，突破原有的行政界线，弱化镇域界线，形成紧密的联系，围绕片区核心，根据自身的实际，从区域整体统筹协调发展的角度合理定位和发展。
图3-32 张家港市乐余、南丰片区规划结构图
3.4.3 形态特征
1) 区域统筹小城镇集群发展
虽然从单个乡镇来看，产业发展有特色、功能组织合理、空间布局科学、设施配置完善等等，但从一定区域来看，常常是乡镇的特色产业不成规模、功能组织无序混乱、空间布局缺乏统筹、设施配置零散重复等等。因此，若干乡镇共同组成一个经济发展地域，通过区域的统筹发展、小城镇间的分工协作、空间的整体组织、资源环境的协同保护利用、基础设施的综合配置，实现小城镇的集群化发展，形成区域综合优势，提升整体竞争力。
小城镇的区域化发展不仅避免了单个小城镇规模偏弱的缺陷，还弱化了行政壁垒带来的区域发展矛盾，从而促进了小城镇的快速高质发展。在区域统筹下，小城镇间的恶意竞争逐渐消失，代之以区域为单位，根据区域发展的需要及小城镇自身的实际与发展优势，进行产业的合理布局，资源与设施的共享联建，提高了综合效益；小城镇之间在内部功能上进行分工协作，利用各自的优势，形成产业链，构筑产业集群，打造区域特色产业，提高整体竞争优势，扩大经济规模，促进产业升级，优化空间形态，从而参与更大区域的经济产业竞争。 在区域资源共同利用的同时，对区域的环境资源进行整体保护，对环境污染进行整体治理，对环境的资源开发形成较为全面的发展策略，从而促进区域的环境保护和资源的合理利用。
在城镇区域化的发展中，行政区划的调整和管理体制的创新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动力。政府根据小城镇的特点，从区域的角度着手，对区域进行合理的发展定位，以经济社会发展地域为单位组织和调控小城镇的建设发展。
2) 小城镇群在区域统筹下形成多核网络化
在区域协调发展的必然趋势下，形成小城镇的经济发展区，以县域或更大的地域范围层次对小城镇进行发展指导，以促进区域的整体和协调发展，从而提高经济发展区内所有城镇的发展水平和发展特色。在小城镇群发展区域内，各小城镇围绕区域发展重点，根据其自身的区位与资源、发展优势与特色等条件，承担相应的职能，引导小城镇整合功能、重新布局和转型发展。区域是小城镇发展的平台，小城镇是区域发展的核和乡镇行政辖区发展的中心，小城镇之间彼此联系紧密，在一个经济发展区内可能存在多个核心，包括主、副核心或各功能区中心等，从而形成多核的空间形态。区内某些小城镇由于自身的产业、交通、资源、环境等优势，对其他小城镇具有一定的引领作用，进而成为区内的中心。
由若干乡镇组成的经济发展地域，其小城镇集群发展的基础是交通运输网和基础设施系统的构筑。交通运输网是小城镇群形成的基本要素，奠定了所在地域的空间网络。基础设施系统的整体配置支撑生产要素的有序流动。根据区域发展的需要及小城镇自身情况，进行市政基础设施、社会服务设施的共享联建、合理配置和整合重构，提高设施的水平和使用效率。交通运输网和基础设施的一体化发展，使小城镇群呈现网络化的结构。
3) 小城镇在区域优势地区增长扩展
在区域协调下，小城镇的进一步发展一般趋向区位条件、资源环境、综合交通等方面具有优势的地域。
未来，小城镇将在区位和生态环境优越的地区获得扩展。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人们开始对生活品质提出更高的要求，生态环境成为居民关注的焦点。面对由于经济发展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一些生态环境良好的区域开始成为人们居住、办公、研发的首选之地，城镇空间开始向这些区域发展。
现代快速交通是区域小城镇发展的基础和重要支撑，未来小城镇的发展和空间布局对交通的依赖性依然很大。科技的进步、交通工具的日新月异，高铁、地铁、高速公路、港口等现代交通设施的使用，使经济发展融入区域，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快捷。小城镇参与大区域的发展需要便利的对外交通，交通网络化的发展是必然的需求，位于快速交通网络节点的城镇将得到更好的发展，快速交通条件十分优越的地区也将成为小城镇快速发展的主要地区；而那些交通条件相对一般的小城镇，其竞争优势相对较弱，在区域整合中，这些城镇的部分产业必然会向交通条件更为优越的地区转移。
3.5 小结
3.5.1 镇(乡)域小城镇空间形态演变规律
1) 镇(乡)域小城镇空间形态发展演化的规律
镇(乡)域小城镇空间形态的发展与其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和规律性；其演化一般要经历散漫发展、集聚发展、扩展发展和统筹发展四个阶段，形态模式从多集均布零散型向一镇单核向心集聚型、一镇单核外延拓展型、多核集群网络型发展演化(图3-33)，与工业化发展的前期、初期、中期和后期相对应。每个阶段都有其特有的空间形态模式及特征(表3-6)，各阶段的形态相互联系，逐渐演化。
图3-33 镇(乡)域小城镇空间形态模式及其演化图
表3-6 镇(乡)域小城镇空间形态的发展阶段、形态模式、形态特征和影响因素
2) 小城镇的空间发展与乡镇行政区的关系
小城镇的空间形态与其所在的乡镇辖区密切相关。建国初期，在计划体制下，封闭的乡镇行政辖区是小城镇发展的背景，小城镇的空间发展受控于所在的乡镇行政区，其数量、位置、布局和职能、设施配置等在其乡镇范围内相对独立进行，小城镇对镇(乡)域辖区的带动作用甚小。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小城镇成为镇(乡)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载体和服务中心，对其辖区的带动作用强大；同时，小城镇逐渐突破乡镇行政辖区，渐进成为区域的发展核，而区域成为小城镇发展的依托。
3) 影响镇(乡)域小城镇空间形态发展的因素
影响镇(乡)域小城镇空间形态发展的因素主要包括政治政策、经济、交通、自然地理等，这些因素贯穿整个形态演变的过程。其中自然地理因素的影响经历由强变弱再逐渐变强的过程，说明小城镇的空间发展从依赖自然到藐视自然再逐渐到遵从自然；政治政策因素的影响由强变弱，说明从政府主导到尊重小城镇发展规律；经济是主要的影响因素，经历了由弱变强再逐渐弱化的过程，说明镇(乡)域小城镇空间发展从一味强调经济发展到科学发展经济；交通因素的影响一直十分强大，说明小城镇在发展中交通的地位十分重要，对发展具有强有力的引导作用。
研究认为，每种形态的发展阶段和形态模式的产生都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各影响因素在空间形态的发展演化中逐渐发生变化，对空间形态的影响程度也不断调整(图3-34)。
图3-34 区域小城镇空间形态影响要素重要性演化图
4) 镇(乡)域小城镇空间形态发展的地区差异
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小城镇，城市化发展迅速，经济水平高。这一地区绝大部分的镇(乡)域小城镇空间的发展演化已经经历散漫、集聚发展阶段，正处于扩展发展阶段，并已向统筹发展的阶段迈进，形态模式呈现一镇单核外延拓展型向多核集群网络型转化的态势。
中西部地区镇(乡)域小城镇的空间大都处于集聚发展阶段、一镇单核向心集聚型的形态模式，发展速度明显比东部地区缓慢；但现阶段的发展速度已经加快，局部区域的镇(乡)域小城镇开始逐渐显现一镇单核外延拓展型的空间形态模式。但一些地理位置偏远、自然条件较差的区域，由于经济、交通的限制，发展速度非常缓慢，镇(乡)域小城镇的空间形态仍然处在散漫发展阶段。
东部发达地区镇(乡)域小城镇空间形态的未来发展趋势应是镇(乡)域行政区的进一步弱化，使小城镇向更大区域的空间一体化方向发展。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则应抓住快速发展的良好机遇，接受东部地区的产业和技术转移，促使小城镇成为乡镇发展的核心，并加大与中心城市及所在区域的关联，以利地区整体空间的升级换代。
3.5.2 典型案例——苏州市平望镇
1) 区位与交通
图3-35 平望镇区位图
平望镇位于苏州吴江区的中部地区，南距嘉兴30 km、北距苏州35 km、东距上海95 km、西距湖州55 km。从区位上看，平望镇不仅地处沿海经济发展带和长江流域经济发展带的交会处，而且还是长江下游最富裕的苏锡常地区与杭嘉湖地区的结合部，处于苏、浙、皖、沪三省一市的中心。苏嘉杭高速公路、京杭大运河、太浦河穿境而过，318国道、205省道在镇区汇合贯通，与312国道和沪宁、沪杭、沪苏浙皖等高速公路相衔接，水陆交通十分便利，是本地区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图3-35)。
2) 历史沿革与行政区划
平望建置悠久。唐代置驿亭，于是，“堤之旁民居稍集，往来始有憩足之所”[5]。在宋代已经兴起，形成集市，宋元间，两岸“邸肆间列，以便行旅”[6]；当时，平望地处交通要道，日渐发展，形成重镇。元末因其经济发达、地位重要而构筑周长三里的城墙，可见当时的平望镇已经有相当的规模了。明朝，平望镇已相当繁华，“水驿之冲也，地方三里，居民千家，百货贸易如小邑然，大明弘治以来尤盛”[7]。清代，平望随着江南经济的大发展，日新月异，成为长江三角洲著名的米业市镇，“居民日增，货物益备，而米及豆麦尤多，千艘万舸远近毕集，俗以‘小枫桥’称之”[8]。至1949年，米业一直是平望的支柱产业，并带动了各业的兴旺。
解放后，平望镇一直是区、乡(公社)、镇人民政府的所在地。解放初，平望镇区分布在运河、市河两岸以及莺腹湖北岸，面积约0.60 km2；镇中心是由运河和市河围成的一窄长条，南北约1 km，宽100 m余，仅有两条南北向平行的街道。1985年，由原平望镇与环抱四周的平望乡合并成新的平望镇，实行镇管村新体制。2003年，由原平望、梅堰两镇合并组成平望镇，镇政府驻平望，辖区面积133.5 km2、户籍人口8.3万、城镇建成区面积7.6 km2，辖21个行政村、7个居委会、1个水产养殖场。
3) 经济发展
近年来，伴随着苏南经济的迅速发展，平望镇经济发展突飞猛进(表3-7，图3-36)，形成了以纺织、轻工、体育用品、地毯为主导，以新型建材、机械制造、玻璃钢制品、压力熔器为辅助的产业格局，镇村工业规模飞速发展；同时，投资环境不断改善，镇南工业经济区、东部吴江经济开发区平望外商投资区、西部平西开发区以及北部中鲈生态科技集中区已形成发展规模，设施完善。农业发展加快了无公害、绿色农产品标准化和农产品品牌建设，生态农业效应逐步显现。随着产业结构调整，第三产业在全镇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逐年提高，苏州玫瑰园花卉市场、吴江粮食批发市场和副食品批发市场等专业市场交易红火，莺湖商贸旅游区已经初步形成。2008年平望镇GDP达55亿元，在2010年全国小城镇综合发展指数排名第113位。
表3-7 平望镇1993—2008年人口与国内生产总值情况
注：2003年梅堰镇并入平望镇
图3-36 平望镇1993-2008国内生产总值变化图
4) 空间发展与形态演化
平望镇的空间发展与形态演化见表3-8。
表3-8 镇(乡)域小城镇空间形态发展典型案例—苏州市平望镇
续表3-8
【注释】
[1]政务院．关于人民民主政权建设的指示[Z].1951-04-24．
[2]国务院．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国家机关精简工作的指示[Z].1955-12-29．
[3]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Z].1958-12-10．
[4]崔功豪．1992.中国城镇发展研究[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48．
[5]雍正《平望镇志》卷一，沿革.
[6]乾隆《吴江县志》卷四，镇市村.
[7]嘉靖《吴江县志》卷一，疆域.
[8]乾隆《吴江县志》卷四，镇市村.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