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中的名人

2.4.4　社区中的名人

社区建成伊始，就深受当时的政界要人、租界西绅、洋行大班、江浙富户的青睐，同时由于浓郁的文化氛围也吸引了众多的革命志士，这里也成为近现代革命进步人士聚集和活动的场所。形形色色的名人云集于此，形成这个独特的、文化混杂的社区⁽¹⁵⁾。

1）周公馆（思南路73号）

在幽静的上海思南路上，沿马路东侧的73号（原马斯南路107号），是一幢西班牙式的小楼。弄堂口的篱笆围墙连接着的是黑漆大门，右侧水泥柱上挂着一块木质白漆牌子，上书“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在西大门外的户名牌上，还刻有“Residence of General Zhou En－Lai”（周恩来将军寓邸）的英文字样。

这是一幢三楼一底的楼房，进门就能看见藤箩花架，显得幽静宜人。在绿茵茵的草坪中央，栽有一棵枝叶茂盛的大塔松。每当夏秋季节，周恩来总喜欢在晚饭后踱步到塔松下，坐在藤椅上与工作人员亲切交谈，研究布置工作。

周恩来初来时，卧室安排在一楼会客室的东间。后来工作人员考虑到常有客人来访，周恩来住在下面活动不便，也不够安全，要把他的卧室搬至二楼东南比较宽敞的房间里。这是全幢房屋中设备最齐全的一间，有浴室和阳台。但周恩来却执意要把这个房间让给带家属的同志居住，自己搬到了三楼东面的一间卧室居住和工作。名为三楼，实际上是人们所说的假三层，面南无窗，低矮闷热，光线较暗。这里的陈设也极为简陋，靠南面中间放一张双人床，东面靠窗放一只玻璃面的草绿色写字台。靠门边有只竖式木衣架，还有两只凳子。周恩来随身的行李只有两只小皮箱，生活非常俭朴，日常喜欢穿一套蓝阴丹士林布的学生装，一双青布鞋，往往在接见客人时，才换上西装，常穿的是一套陈旧的灰色派力司西装，外出时戴上咖啡色呢帽。

1946年7月14日下午3时，周恩来飞抵上海后，向联合国和国民党“行政院”的善后救济总署交涉“黄河堵口工程问题”未获结果而返回南京。三天后，他再次飞抵上海，当天下午在周公馆举行记者招待会。到会的100多人把一间不大的客厅挤得水泄不通，许多晚到的记者不得不在门窗外、阳台上站着听讲。这次招待会的讲话，当场由章文晋译成英语，第二天各报纷纷报道，在中外舆论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这两次周恩来来上海，前后在周公馆住了10天。

1946年9月16日下午，周恩来再次抵沪，仍住周公馆，这次时间最长，前后共36天。这期间，他曾在这里单独接见了美国联合社记者，又举行了有70余人参加的中外记者招待会，并接待了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将军。10月17日和19日，他还在周公馆里与国民党政府代表邵力子、吴铁城、雷震和第三方面代表张君励、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等非正式交换意见。

与此同时，周恩来对文艺界进步人士也十分关切，曾邀请100多位戏剧、电影界人士到一楼客厅里来座谈，参加座谈的有著名演员周信芳、白扬、丹尼和剧作家于伶、黄佐临、吕复等。

自从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设立后，上海国民党当局就在马路对面的98号（今思南路70号）上海妇孺医院内设立了秘密监视据点，日夜注视周公馆的动态。1946年10月16日这天，周恩来乘坐的小轿车从周公馆开出，国民党特务的汽车立即尾随跟踪，很难摆脱。周恩来当机立断，嘱司机绕道返抵周公馆门口突然刹车，车刚停稳，周恩来就跳出车门，大步走近后面尾随的小车，厉声喝问:“我是周恩来，为什么要跟踪我的车子，是谁叫你们跟踪的?”并要他们出示证件。面对突如其来的发问，那些特务发懵了，只好说是卢家湾的警察前来“保护”的。周恩来挥挥手:“你们回去吧！我要打电话给你们吴国帧，我们还在谈判，我又不走，为什么要跟踪我?”随即亲自打电话责问吴国帧，对方尴尬地推说不知道。不过，从此以后，特务们再也不敢公开跟踪周恩来的车了。

中共办事处人员撤离时，周公馆交“民主同盟”代为保管，不久，房屋被国民党上海市政府非法接管，家具陈设全部流失。现在，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旧址内家具陈设均为复制品。周恩来当年在这里使用的小轿车，现存放在南京梅园新村纪念馆。

2）梅兰芳寓所（思南路87号）

梅兰芳（1894－1961年）名澜，字畹华，别署缀玉轩主人，艺名兰芳，江苏泰州人，生于北京，京剧表演艺术家，寓居马斯南路121号（今思南路87号），斋名梅华书屋。

“八载留须罢歌舞，坚贞几辈出伶官。轻裘典去休相虑，傲骨从来耐岁寒。”著名剧作家田汉所作的这首《梅兰芳纪事诗》里，囊括了有关梅兰芳蓄须明志的一段动人故事。

民国26年（1937年）11月上海沦陷，侵华日军让梅兰芳上电台播唱，梅兰芳避走香港。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失陷，梅兰芳蓄唇须，返沪谢客。民国31年底，汪伪政府头目褚民谊要其率团赴南京、长春和日本东京演出，梅兰芳以嗓音退化久不登台辞却，并举须为证。在褚民谊再三强迫下，梅兰芳避居园艺家黄岳渊农场。一次，侵华日军令其为“庆祝大东亚战胜利”而演出，并声称违抗以军法论处。梅兰芳不惜连注三针伤寒疫苗，引发高烧，经日军医验证才免。其时梅兰芳经济窘迫，虽尽其积蓄和字画笔润，变卖北平无量大人胡同住宅，仍无法维持戏班成员和一家生活，不得不靠典质和向故旧借贷度日。一年除夕，梅兰芳见岳母寻一古瓷碗使用，即说:“老太太，别找了，早就拿它换米了。”多家戏院知其艰难，邀其演出，更有汉奸以“只要登台，百根金条马上送到府上”为诱，均坚不移志，于深夜却自拉京胡，研究唱腔，严格锻炼，保持体型。梅兰芳曾在《达摩面壁图》上题“穴居面壁，不畏魍魉，破壁飞去，一苇横江”。民国39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当天，即剃去唇须。10月10日，登台兰心大戏院，演出《刺虎》。

3）柳亚子寓所（复兴中路517号）

民国25－29年近代民主革命家、南社创办人、诗人柳亚子寓此。民国26年11月后，租界沦为“孤岛”，因目睹国土沦丧，遂命寓所为“活埋庵”。法式花园小洋房，二楼大客厅，三楼起居兼工作室。二楼除有阶梯与底楼相通外，另有阶梯通室外。柳亚子居此期间，与廖仲恺夫人何香凝时有往来，从事抗日救国运动，并在此完成南社史料编纂，撰述《南社纪略》，完成手抄本《曼殊余集》以及《南明史纲》四卷，《南明日历表》一卷。在钱杏村、郑振铎等人帮助下，完成有关南明的一些研究文章。离沪前，完成《柳亚子（自撰）年谱》。在中共地下党员张琼力劝下，民国29年12月13日，偕同夫人郑佩宜、次女柳无垢乘船赴香港。抗战胜利后，柳亚子返居此所，多次应邀往思南路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为国共两党和平谈判奔走。民国36年10月18日，再次流亡香港。旧址今为民宅。

4）薛笃弼寓所（思南路61号）

薛笃弼早年受孙中山的影响，参加辛亥革命，以后曾任国民政府内政部长、卫生部长、水利部长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等要职。如今的上海思南路61号（原马斯南路95号）就是薛笃弼故居^［23］。

在思南路近复兴中路的一条弄堂深处，有一幢法式风格的独立式三层花园洋房，住宅建筑面积与花园面积相仿，约有四五百平方米，花园里植有广玉兰、棕榈等树木，尤其是3棵高大的广玉兰，占据了花园的一大片空间。1933年，薛笃弼辞去南京政府的职务，到上海做律师。一时，各公司企业纷纷聘请他担任法律顾问。大约在1935年，薛氏买进了这幢住宅（买时为旅馆，作为旧房子以较低价买进）。当时，整幢房子的家具和摆设简朴、大方，没有丝毫的豪华、奢侈气氛，这与薛笃弼一生为官清廉是一脉相承的。据他的女儿薛淑俭回忆，当蒋冯合作时，薛笃弼在南京政府中担任部长，但他没有官架子，一向与部下同甘共苦，不搞特殊化，用餐时，与下属职员们同样饭菜，同桌吃饭，没有什么小灶伙食。那时，家里的陈设也很简单，家具都是借用部里的。女儿晚上就睡在一张行军床上。而且，薛笃弼无论在北京或南京任要职时，总是乘一辆旧汽车，还不允许家属乘坐，女儿随母亲外出购物，总是步行或乘人力车。

当时，房子的一楼除了工作人员及仆人的房间外，还有一间简朴的小会客室。二楼的中间是会客室，朝北是饭厅，朝南是办公室。三楼有朝南、朝北、朝东3套卧房。薛笃弼非常孝顺父母，照顾家属，自从买进这幢住宅后，自己一直住在三楼朝北的一套房间内（房内始终只有几件不成套的简朴的旧家具），他将朝南和朝东的房间先后让其父母亲和弟弟居住，朝南的阳台曾让侄孙薛家驹、薛家骥兄弟居住。

薛笃弼来沪当律师后，不畏权势，主持正义，维护弱者的权利，保障公民权利，并始终提倡国货，为爱国的工商界人士仗义执言。上海沦为孤岛后，薛笃弼不愿附逆当汉奸，于是改名换姓，装扮成商人秘密离开上海，辗转到了重庆。

1949年3月间，李宗仁曾专程到马斯南路95号薛笃弼私宅来看望薛，拟邀他出任“行政院”副院长，但薛笃弼以厌倦政务为由，予以婉辞。不久，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南京，上海告急，国民党政府官员纷纷撤离。当时，陈诚曾亲自来薛家邀请薛笃弼全家去台湾，薛又以要奉养年老体弱的双亲为由，婉言拒绝。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薛笃弼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