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地理的一统观念与区域空间认知

5.3.2　王朝地理的一统观念与区域空间认知

1）王朝一统观念与“天下”观

中国古代“大一统”政治思想与空间观念有着颇为深远的历史基础和浓厚的政治、文化背景，而共主制政体下的原始联盟制国家结构形式在凝聚万邦、缔造华夏文明的早期空间一统模式的过程中，则发挥着催化剂的作用⁽¹⁷⁾。

中国具有早期国家特征的聚居格局始于夏代，其生成途径大致经历了氏族—部落—部落联盟—部族几个阶段。中国早期国家一经产生，就建立起了以夏后氏为天下共主的早期国家结构形式⁽¹⁸⁾。从中国夏、商时期的原始联盟制与古希腊的城邦制比较来看，两者均系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社会体制。古希腊诸城邦之间是平等的关系，而非君臣之间的关系。中国的夏、商王朝与邑外诸侯之间，则一开始就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之上。夏后氏、商王不仅是夏、商王国的最高统治者，同时又是天下诸侯的共主，王权得到了充分的孕育和发展。在此过程中，天下一统的朦胧的政治理想与空间观念已开始初露端倪。

上古三代统一的历史传统和先秦诸子阐述的思想，塑造了中国古人的区域空间观念。在人们的观念中，三代的帝王都是“天下”的共主，中国的“天下”观把华夏文明所覆盖的所有地区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统摄“万邦”。东周开始的诸侯异政，被视为“天下大乱”。先秦诸子提出各种救世方案，其眼前目的是“治国”，即各个诸侯国，最终目的是“平天下”、“一四海”。“平天下”就是重新整合肢解破碎的华夏共同体，使“天下”最终“定于一”，也意味着使某位君主“得天下”。当秦汉的大一统实现后，“天下”愈加成为象征王权一统的区域空间整体观念。

2）王朝一统思想对区域空间认识的影响

王朝意识形态以儒家思想为代表，以在大地域建立稳定的王朝秩序，解决各地聚居人群之间的协调关系。关于这一套思想观念，在《周礼》中称作“体国经野”，在后世“体国经野”的理论与实践中，逐渐积累形成了王朝时代经纬大地的典章制度。总体来看，中国古代地域空间观念的主干大宗，是被儒家化的王朝地理空间秩序，主要围绕巩固王朝与建立大一统的区域空间格局，强调等级秩序、中央一统。

用数字描述对象世界是我国古代空间秩序认知的一个显著特点，如四海、五岳、九州等。《易经·说卦传》记有“参天两地而倚数”，意思就是依据数目来考察天地。古代数学是从已知推未知的认识手段，数可以揭开事物大小、长短、高下、方圆、曲直……微观的事物可以丈量，而宏观的事物则只能推算，推算的结果必然是空间秩序的“数字化”⁽¹⁹⁾。大禹的传说也多与测量有关，他开九州时“左准绳，右规矩”，而在《禹贡》中更是记载了：“九州”、“四奥”、“九山”、“九川”、“九泽”、“四海”等对区域空间格局的“数字化”认知⁽²⁰⁾。先秦的齐国是文化大国，出自齐人之手的《考工记》更是用了大量的数字以指导王城的规划建设，如“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

所谓“体国经野”就是体察王朝一统政治观念的空间经营，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四、五、九分法的空间秩序观念，或者说古人对区域空间的认识总围绕着四、五、九这三个数，如“四方”、“四野”、“四封”、“四望”、“四垂”，“五方”、“五土”、“五服”、“五岳”、“五湖”，“九土”、“九州”、“九山”、“九川”、“九域”。在四、五、九这三个空间分法中，四分法的根据源自古人对天象的观察，而五、九分法的思想基础则是基于王朝地理正统思想的空间秩序化，核心是“中央”概念的建立。“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引自《韩非子》），“中”的作用是将“四方”统率起来，“数，尤礼也”（引自《韩非子》）显然已经是王朝一统意识形态的空间格局再现。将集权社会的结构扩展到“莫非王土”的“普天之下”，便推出了五、九分的区域空间观念。五、九区域空间观念表面上看是“分”，但实质则是强调一统的“一”，即在“一”的整体之内才允许五或九的地域空间框架。因此，五、九空间格局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政治与社会的“中地论”，对九个方位的格局，后有一个专名：“九宫”（图5.8）。在中国古代的空间体系里，几乎都有“中”的概念。将以“中”为统率的空间体系用五、九的数字模式表述，既表达了古人对客观世界规律的认识，又反映了王朝地理思想与文化的深刻内涵，并构成我国传统空间观念发展、演化的主线。

图5.8　九宫图——文化观念的空间秩序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