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与垃圾

2.工具与垃圾

从平面创作史看，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时，欧洲就已出现了大量憧憬未来的作品:绅士们的西服礼帽、淑女们的宽裙大袍和飞艇、气球、电气机车、高架铁道桥梁等等一起交织出那个时代人们的想象力图表。其中让威廉·莫里斯厌恶不已，在英国从1851年挺立到1936年的“伦敦水晶宫”正是这一切的明证。那个时期出现了大量类似温室的玻璃房子，也反映了英国人用智慧、科技与自然界对抗的可能。甚至在1960年前后，西方人憧憬的将来，好天气的实现正是靠在城市上空建立一个遮挡的大屋顶。⁽⁷⁾除了感到如此幻想中或多或少的荒谬，我们还能明确地看到，人类明天的到来有着三种必然动因:其一是过去事物的“演化”；其二是文化、科技的突破；其三是立足于前二者的相互整合。这一切同样也是人类创造“第二自然”的基本要素，它们整合后共同作用于工具，并在工具的进化中实现人类的进化。我们再一次承认了“设计”的工具属性，原本这是“设计”的第一性。设计只有首先成为“工具”才能成就人类造物。但是这里的“工具”并非单指结果，它更多地展现为“过程”——设计是过程的工具，也是工具的过程。在创造人类“第二自然”时，正是基于工具过程与结果的共同作用，才有人类的进步。“设计未来”首先成为人与工具“矛盾—互动”关系的未来，包含了人自身在物质、精神层面的所有，人由自身和他者组成的社会关系，还有人与其在社会化生存中创造出的第二自然的关系。

现代工具的发展与人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在:由于工具的巨大发展，使人的活动领域不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在极力地扩大，但人的生理机能与结构日益显示出局限性；随着工具的日益复杂化，人对工具的支配作用，也将因身体的局限而变得不适应，从而促使肉体的变更。作为人的体力、智力的物化与异化，当工具发展到一定程度，即自动控制系统、智能机器的出现，工具将成为狭义的人的副本。简单地说，人在逐渐地将自己的特征尽可能完满地赋予工具。工具与人的差别逐步缩小并趋于等价，从而人与工具“互动”。明显地到了后工业时代，人的自身发展已经从“自然演化”进入到与“人为演化”共生的状态，出现所谓“人工的人”，即是“自然人”与“人工工具”的结合。工具成为人非生命的肢体，发展并改变了人的所有内外关系。而“改变”的本身，主要是通过在技术的提升下“工具”的实在功能来实现的，每一工具的功能则注定了与人体的关系能发展到何等境界，同时互动式地影响并决定了工具外在结构的走向。⁽⁸⁾如此一来，“设计艺术”的最高物化境界即是成为“人类艺术化了的造物工具”，而技术却又是这一切的前在条件。

技术是窥探未来的一条捷径，经由过去的和可预测之将来的技术比较，我们似乎更能看清人类“造物”的基本能力。从20世纪70年代起便时髦一时的“替换技术论”[Alternative Technology，简称“AT运动”]者们总结出了一种近似于未来乌托邦的对比表，把工业文明以机器为标志的“巨型技术”[或谓“硬技术”]和“最小限度地使用不可再生资源，最小限度地干扰环境，在地区或小区域内自给自足，消除人类的异化和剥削”的“软技术”进行了比较:⁽⁹⁾

“硬技术”与“软技术”的社会性比较

续表

从技术论的角度看，尽管以上的描述仍然有一点社会倒退的意思，但可以想象，软技术制造出来的工具是与人更加亲近的。而“软的”第二自然，同时也说明了设计工具性在社会理性和艺术化的帮助下将更快地进入垃圾化的创生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