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人的民族学》

原著书名：海に生きる: 海人の民族学

译著书名：《与海共生：海人的民族学》

作者简介：秋道智弥（あきみち ともや、1946年— ），日本知名的人类学家和海洋民族学家，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的名誉教授，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名誉教授，综合研究大学院大学的名誉教授。专业领域是生态人类学、海洋民族学、民族生物学。

译者简介：周艳红，上海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教师，从事高校日语教育工作多年。本科毕业于山东大学日语系，2009年6月完成日本大阪大学语言文化研究科的博士前期（硕士）和后期（博士）课程，并取得语言文化学博士学位。出版学术专著《认知系统下汉语语气词“呢（NE）”的中日比较研究》（2014），在日本及国内学术杂志上发表多篇论文，主持博士启动和校人文社科项目以及中央高校青年自主科研基金等项目。

内容简介：作者秋道智弥在世界海域范围内展开海洋民族学研究，这是他的一本集海洋民族学之大成的著作。本书从各个视点描述海洋人的世界，如从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等的生态学视点、从饮食文化和公海水产资源等人类学视点、从地域规模到地球规模等。可以说本书为我们将来更好地利用海洋资源，起到了“指南针”的指向作用。作者作为实地调查研究者，走遍南太平洋、东南亚、日本等世界各地的海域，探求生命的延续，从以海为生的人们的视点出发，重新审视海洋与人类的关系，为海洋的光辉未来提出指导性建议。本书中囊括了各个海域的实地调查研究结果，这些海域包括北至柏林海峡，南至南太平洋，从北海到地中海，另外还有印度洋等。

译文节选：

海洋历史观和生态历史观

人类以陆地为中心发展和交流。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第一代馆长梅棹忠夫教授提出，从人类学的发展和交流史入手，构建“文明的生态历史观”。自有人类的历史以来，游牧民族生活在欧亚大陆的干燥地带，而农耕民族生活在南方湿润地带。在这两个民族之间，几千年来，为了争夺和保卫生存资源，不断交替发生纷争和妥协和平。人类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各个民族的兴亡历史。梅棹教授正是以此为基础，提出在欧亚大陆周边形成了新的人类文明世界，东部由日本和东南亚构成，西部由东欧和西欧构成。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中，人类的历史是按照下面的历程发展前进的。亚洲的生产样式(以原始的共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古代奴隶社会→中世封建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梅棹教授的这个新设想，与此大不相同。对于马克思的世界观，提出了完全相反的文明理论。马克思提出的世界观有各个文明的发展阶段。

对此，原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的川胜平太教授指出，梅棹教授的生态历史观虽然与唯物主义历史观相悖，但作为陆地历史观具有同样作用。日本和欧洲的文明主要是依托于海洋发展，可以说是一部文明的海洋史。同样在重大的人类历史转换期，起到了相应的作用。川胜平太教授还修正了梅棹教授所绘的文明地图。在东欧部分加上了北海和波罗的海，在日本和东南亚部分加上了日本海和中国海（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见图1）。

图1　表示文明的海洋历史观的模式图（依据川胜1997年制成）

作者支持海洋文明论这一立场，聚焦于某一海域中，进一步考察其中民族之间的交流和断绝情况。其主要内容就是将要在下面阐述的海洋民族网络论。有关托雷斯海峡的自然和文化史研究表明，托雷斯海峡既是民族交流上的障碍，也起到了桥梁作用。在下面，我们从亚洲的八个海峡史开始，具体阐述海洋民族网络论。

原住民之间、同欧美之间的交易路径——白令海峡

白令海峡位于阿拉斯加的西沃德半岛和西伯利亚的楚科奇半岛之间。北接楚科奇海，南邻白令海（见图2）。在以往的最寒冷的维尔姆冰期（Würm glacial stage），白令海峡之间还有陆地连接，因此黄色人种集团由此移居到美洲大陆，扩散发展为后来的印第安人。海峡两边的地域原住民，通过捕捞海兽、海鱼、游牧驯鹿等方式，维持生计。海峡的名称，来源于1727年最早到达海峡的丹麦探险家V.J.白令。冬季里寒冷荒芜的白令海峡阻碍了人们的活动，而在夏季里，白令海峡成为连接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之间的桥梁。许多人来往于海峡两岸之间。

图2　北方的海峡。1.白令海峡、2.择捉海峡、3.宗谷海峡、4.津轻海峡。

研究北方的人类学家岸上伸启教授指出，公元350—1000年，通过海峡两岸的贸易往来，铁器被西伯利亚的楚科奇人带到阿拉斯加。海峡之间的商品贸易一直延续到15世纪。17世纪中叶，俄国人到达西伯利亚之后，欧洲的商品也经由楚科奇人、阿拉斯加的尤皮克人，传播给阿拉斯加的原住民。在第二章^[1]中提到的G.W.斯泰拉就曾跟着探险队，亲眼目睹海峡区域内交易情形。当时海峡内交易过俄国的金属制品和皮毛。18世纪中叶以后，楚科奇人终于与一直处于对立关系的俄国人和解，在阿拉斯加的贸易往来中穿针引线，起到了中介的作用。在众多的交易品种中，俄国一方有烟草和各种金属制品，阿拉斯加一侧有貂、海狸、北极狐的毛皮、海兽的脂肪、海象的牙齿、鲸鱼的胡须等。另外，在原住民之间，经常交易的物品有楚科奇人准备的驯鹿毛皮，还有阿拉斯加的因纽特人和尤皮克人凑集的狩猎用的弓箭材料、面具、木碗等。白令海峡成为连接原住民和俄国人之间贸易往来的桥梁。

围绕海獭交易的境界线——择捉海峡

择捉海峡位于千岛群岛和得抚岛之间，宽度大约40公里，连接鄂霍次克海和太平洋。这个海峡从植物分布来看，位于温带域的择捉岛和亚寒带域的得抚岛之间，在生物地理学上被称为“宫部线”^[2]（见图2）。

18世纪以后，俄国势力挺进北太平洋区域，在广大区域展开水獭皮毛贸易。阿拉斯加的锡特卡（Sitka）成为俄国进行毛皮交易的集散地。在那之后，俄国的势力扩张到了加利福尼亚。日本也向北方扩张领土，在正德五年（1715），松前藩领主向江户幕府申请，将北海道、库页岛（日称桦太）、千岛群岛、勘察加纳入松前藩的领地。18世纪中叶，俄国人来到择捉岛，他们强迫当地的阿依努人捕猎水獭。为了反抗俄国人所施加的残暴的强制劳动，当地的阿依努人在明和八（1771）暴动袭击了俄国人，把俄国人赶出了择捉岛。在18世纪以后，作为俄国南下政策的一环，俄国再三向日本要求开国贸易，但都遭到了拒绝。日本为了对抗俄国的威胁，幕府在宽政十一年（1799），将择捉岛作为幕府直接管辖地，并让其南部的津轻藩负责警卫保护。在两国紧张的关系中，俄国曾多次派兵袭击择捉岛南部的津轻藩。

在第二年，即宽政十二年（1800），深受幕府信赖的商船主高田屋嘉兵卫接受幕府命令，开拓连接国后岛和择捉岛之间的择捉航路。高田屋在择捉岛上开辟了17个贸易所，可以进行大马哈鱼、鳟鱼贸易，为同北方俄国交易做出了巨大贡献。进入明治时期，择捉岛周边频繁发生俄国人偷猎海獭事件，北海道开拓使对领海内的海獭捕猎加以限制。

另外，1702年荷兰的范·宾刻舒克著了《海上主权论》一书。他在书中如下记述：由于当时的大炮攻击距离在三海里左右（约五六公里），因此将领海规定为三海里。在20世纪之前，这个理论很快为当时的国际社会所接受。

安政元年（1855），日本和俄国在下田缔结了《日俄和亲通好条约》。在此条约中规定，择捉岛和得抚岛之间的择捉海峡，为日本和俄国之间的国境线。在库页岛（日称桦太）地区没有规定国境线，日俄两国人民、阿依努人混居在一起。那之后，库页岛实际上在俄国支配之下。日本政府中有意见决定放弃库页岛，主张千岛群岛的主权。在明治八年（1875），日俄两国在圣彼得堡缔结了《库页岛千岛群岛交换条约》（日称《桦太千岛交换条约》）。在这之后，包括国后和择捉在内的南千岛和其以北的北千岛都成为日本的领土，择捉、得抚两岛间的国境线也自然消失。

连接库页岛（日称桦太）和南海——宗谷海峡

宗谷海峡位于北海道和库页岛之间，连接着日本海和鄂霍次克海（见图2）。这个海峡是海陆两栖类、爬虫类动物的分布境界线，被称为“八田线”^[3]。众多周知，宗谷海峡内的礼文岛上有十三处绳文时代的遗迹。在这些绳文遗迹当中，岛北部有一处沙丘地，那是一处船坞遗址。考古学家从那里发掘出各种各样的遗物。其中备受瞩目的有芋贝制的挂件、宝贝制的装饰品和枕贝制的手镯。这处船坞遗址曾经的住民们曾从事过捕猎海豹、北海狮，以及捕捞鱼类等工作。这个遗址发现了南海产的贝类制的装饰品，证明越洋交易确实存在过。但是，还没有证据表明这些贝壳类制品确实直接从冲绳或九州运来。

船坞遗址中出土的翡翠是新泻所产。固定黑曜石制石镞所利用的柏油产自库页岛。礼文岛本身也不出产黑曜石。另外，这处遗址中还大量出土了首饰制品。这些首饰被认为由本地产的文蛤（Stimpson’s hard clam,学名Mercenaria stimpsoni）制成，不但有完成品，还有一些半成品、贝壳片、加工用的玛瑙制工具。从出土的这些物品可以推定，当时有可能已经有专门制作文蛤的首饰作坊。而加工的首饰主要用来交易。文蛤从东北到库页岛，在沿海各个州县都广泛分布。礼文岛也大量出产这种贝壳，推测也是因此缘故。礼文岛曾作为首饰作坊的基地。出土的人骨头据考古学家认定与北海道西南部的人种相似。另外，据考证，并没有留下痕迹证明在当时寒冷的冬季里，人类利用食材生活过。因此，可以推断，当时的居民按照季节集团性迁徙。在宗谷海峡南北两边的交流中，礼文岛起到了巨大的媒介作用。

“商人”的贸易往来的海上之路——津轻海峡

津轻海峡位于本州岛（青森县）和北海道之间，连接日本海和太平洋（见图2）。津轻海峡是哺乳类和鸟类等生物的分布界线，被称为“布莱基斯顿分界线”^[4]。另一方面，海峡对人类来说却起到了桥梁作用。津轻海峡北面的北海道南部地区，南面的青森、岩手、秋田等各地都分布着绳文时代的龟冈式土器。龟冈遗址（青森县津轻市）是绳文时代晚期的遗址，因为发现遮光器土偶而广为人知。土器文化横渡津轻海峡，传播到了海峡北面的北海道。

青森市内还有一处绳文时代的遗址，叫作三内丸山遗址。三内丸山遗址是绳文时代前期中叶到中期末的遗址。在这处遗址中，曾经形成过大规模的居住集落。从这里出土了许多颠覆考古学常识的文物，有翡翠、柏油、黑曜石、芋贝的土制品、鲸鱼骨制的刀剑等。

由于三内丸山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文物，因此，原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小山修三教授提出了他的假说。这个假说即三内丸山发现了丰富的交易品，证明在绳文时代已经出现了专门从事贸易活动的“商人”。

同大陆的交流和倭寇问题——对马海峡

对马海峡位于九州和朝鲜半岛之间，连接东中国海和日本海。在这里有一条生物地理学上的分界线，称之为“对马线”或“朝鲜海峡线”。其标准是在分界线的两侧，大陆系和日本列岛的动物分布有显著差异。位于海峡中央部分即“对马线”，在日本的壹岐和对马线中间的海道被称为“对马海峡东水道”。在韩国和对马线之间的海道被称为“对马海峡西水道”。东水道同时也是狭义上的“对马海峡”，而西海道同时也叫作“朝鲜海峡”。

从旧石器时代到绳文和弥生时代，当时的人们频繁地在对马海峡海域从事捕捞等渔业活动。正如考古学家渡边诚教授论证过的一样，朝鲜半岛与北九州两地，都出土了类似的钓具文物。这种钓具是一种组合式的钓针。从出土的土制器皿和石制的器皿等的分布状况来看，早在七千多年前，朝鲜和日本两地已经实现了跨海交流。在前面第二章中也曾提到过，对马海峡海域是鲸鱼洄游的必经之路，也因此是狩猎鲸鱼的一大中心地点。不但位于朝鲜半岛南部蔚山的岩石绘画上有捕鲸的场面，日本的壹岐、松浦、生月等为基地的西海捕鲸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北九州的呼子周边有绳文和弥生时代前期的遗迹，从中出土了南海产的护法螺制作的贝壳手环。在北九州各地出土的手环，大多是用大星笠螺或芋贝制作，在当时作为交易品。这也证明了北九州和南海之间存在过交流贸易网络。前面论述过的船舶遗迹中，所出土的文物中有南海产贝壳类制品。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在南海产的贝壳类制品的交易通道中，对马海峡也起到了某些中间转乘的作用。

古坟时代和平安时代是指4世纪后半叶至10世纪初叶的一段时期。在玄界滩冲之岛的祭祀遗迹中，发掘了这一时代的大量文物。当时是在大和政权统治下，冲之岛的文物大多通过同大陆贸易交流得到。11世纪日本和高丽之间的贸易往来频繁。在12世纪，以对马海峡为舞台，倭寇的活动频发。对马海峡海域成了海盗活动的温床。为了抵抗蒙古军队袭击日本，曾发生了两次战役，即文永之战和弘安之战。文永之战发生在文永十一年（1274），弘安之战发生在弘安四年（1281）。两次战役都以蒙古军队失败而告终。从对马海峡到东中国海的控制权实际上握在倭寇手中。受到倭寇势力威胁的高丽王朝，曾限制同日本进行贸易往来。因为受到限制，两国之间的贸易大部分由对马的岛民们完成。他们一年当中有一次机会，乘坐两艘进奉船同高丽王朝进行贸易买卖。之后，高丽王朝覆灭，新的朝鲜王朝成立。朝鲜为了镇压倭寇，在应永二十六年（1419），向对马海峡派遣大军，对倭寇势力进行了大规模清剿。在战役结束后，释放了被倭寇们俘虏的中国人和朝鲜人，倭寇们的活动也因此灭绝。这就是“应永外寇”。^[5]如上所述，我们通览史前时代到中世时期的历史，对马海峡都起到了连接大陆和日本的桥梁作用。其贸易往来也曾中断过一段时期，那是因为那段时期倭寇势力控制着对马海峡海域。

乌鱼的产卵和汉人的移居——台湾海峡

台湾海峡位于中国的福建省和台湾省之间（见图3）。从17世纪后半叶起，开始有居民从大陆移居到台湾。移居的人们最初从福建省到达台湾中部西海岸彰化县鹿港。鹿港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清政府宣布所有权。在那之后鹿港因商务贸易繁荣一时，主要是同泉州晋江县的蚶江之间互通贸易。

图3　南面的海峡。1.台湾海峡 2.马六甲海峡 3.望加锡海峡

民俗学家国分直一教授曾指出，“牧草分布在不同的区域，牧民们为了寻求新鲜的牧草，不断迁移住所。海洋里面洄游鱼类和移动的海兽，就如同草原上那些流动着的新鲜牧草一样”。中国大陆沿岸区域的人们，也是为了追随洄游的乌鱼，移居到了台湾中部的西海岸。最初渡过台湾海峡移居到彰化县的都是大陆沿岸的渔民。

生息在中国大陆沿岸的河流入海口处的乌鱼，在水温低下的冬季里成群结队地洄游到温暖的南方海域。它们在台湾海峡产卵，并且在产卵后回到北方。因为每一年冬天，乌鱼都会来到台湾海峡产卵，所以在台湾乌鱼被称作有信用的“信鱼”。每年的冬至前后，渔民们能大量捕捞到产卵期的乌鱼。将这些乌鱼的卵巢腌渍后，再经过除盐和干燥的加工过程，可以制造出上等的干鱼子。干鱼子是高价的美味食品。现在台湾南部的高雄市盐埕区是干鱼子的一大生产基地。

台湾在1624—1662年受荷兰统治。后来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后，也沿用了荷兰向当地渔民征收渔税的办法。渔民们必须通过纳税才能取得渔业许可证，即乌鱼旗。在乌鱼捕捞期，渔民们要住进专门的藏仔寮，遵守各种各样的规则。渔民们捕捞的乌鱼制成干鱼子后，要举行仪式进献给妈祖，请妈祖保佑渔民每年都能捕捞到乌鱼。从1717年的史料上来看，福建省厦门或台湾中西部海面上澎湖列岛的渔民们，都曾经为了捕捞乌鱼到达过台湾。18世纪中叶的史料上记载，从福建和广东方面，也曾经有大量的渔民在未经允许的状态下，渡过台湾海峡来到台湾。这样一来，从明朝末年开始，一直到进入17世纪以后，大量的汉人移居到台湾，依靠捕捞乌鱼维持生计。他们也带动发展了乌鱼产业。乌鱼捕捞业，以台湾岛面向台湾海峡的各个渔港为基地，在那一段时期非常繁荣兴盛。

港口城市国家和海盗——马六甲海峡^[6]

马六甲海峡是连接中东·印度和东南亚·中国之间，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海峡（见图3）。自古以来，众多的海商和渔民们都来往穿行于这个海峡。与此同时，海盗们也经常出没在这里，掠夺过往的商贸船只。在帆船时代，通过马六甲海峡的船只主要利用季风航行。从孟加拉湾起航的帆船在4月左右到达马六甲海峡入口处，在这里等待2—3个月。等到6月左右可以同季风一起通过马六甲海峡。但是，从中国这边起航的帆船即使1月份已到达马六甲海峡的东边入口处，为了等待季风，必须在此处抛锚等待达11个月之久。

从7世纪到12世纪，苏拉维亚加王国为了扩大在马六甲海峡海域的支配权，将其版图扩大，从马来半岛的布丹一直扩张到苏门答腊岛南端。在9世纪，其势力扩张到暹罗湾沿岸洛坤府。^[7]由于伊斯兰教民生活圈和中国之间的海洋贸易活动频繁，数百年间，马六甲海峡中各个伊斯兰教系的港口小国都因此而经济繁荣，如马六甲、亚齐、巨港、吉打州、柔佛州等。

据1178年的文献记载，有几个港口城市国家会对通过的商船征收法律规定外的税金。如果商船只是通过而不在本国港口停留，这些城市国家会派出军舰，杀害商船的船员，掠夺商船的物资，可是，对那些支付了税金的商船愿意提供保护。过往的商船中运载着大量的货物，其中有麝香、象牙、犀牛角、玫瑰香水、珍珠等。港口城市小国因此赚取储备了大量的财富。

马六甲苏丹国也是典型的港口城市国家，但是它与上述的掠夺型的港口城市国家不同。马六甲苏丹国为通行的船舶提供各种方便供给，例如，帮助安排捆包装货、支付关税、提供住宿等。在马六甲市内，特别设立个四个地区，分别为古吉拉特（Gujarat）、孟加拉（Bengal）、爪哇、中国这四个国家服务。这四个地区由港口行政长官负责管理。这四位港口行政长官都是上述四个地区的商人出身。他们的职责相当于外国领事，负责调配处理辖区的船舶和交易品。

在中国明朝的永乐皇帝统治期间，郑和率领的舰队七次下西洋。曾远征到东南亚、印度洋、非洲等地。1405年第一次下西洋，1431年第七次下西洋，郑和为了促进同吕宋国（菲律宾）、满者伯夷王国(印度尼西亚）、马六甲苏丹王国（马来西亚）之间的贸易往来，清剿了周边海域的海盗。保护这些国家不再受海盗骚扰。中国南部华侨正是从这个时代开始大批地移居到东南亚各国，从事商业贸易活动。这些华侨的后代奠定了现代东南亚华人社会的基础。

葡萄牙1511年占领马六甲苏丹为殖民地后，紧接着大英帝国占领了马来西亚邻近马六甲海峡一侧，荷兰占领了印度尼西亚邻近马六甲海峡的一侧。马六甲海峡从此进入各帝国豪强殖民支配的时代。苏丹支持的阿拉伯系的港口城市国家、海盗集团、英国和荷兰的殖民地行政机构，在马六甲海峡内，形成三方或四方争霸的局面。马六甲海峡对于当时的商业贸易，既起到了桥梁作用，也阻碍了一部分贸易交流。

马六甲海峡是英国和荷兰两国进行香料贸易的中转地。几方争霸的局面终于在1824年《英荷条约》缔结后结束。英国和荷兰两国在条约中约定共同对付海盗。今天的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国境线就是在当时划定的。

前近代的海盗们，骚扰袭击过往的商船，积蓄了大量的财富。同时，海盗们也起到了一些积极的作用，如进行反殖民地活动，改善了当地部分贫困居民的生活，组建强力的军队组织，支持苏丹王国的繁荣，等等。现代的海盗们和当时海盗们的作用相同。但是，在现在的马六甲海峡，随着恐怖主义的发生，海盗们的出没带来了新的威胁，2000年频繁发生海盗袭击事件，至2007年，这种海盗袭击事件有所减少，可是却依然没有根绝。

现在，马六甲海峡的海盗们除了掠夺渔船、渔具、发动机等之外，多是绑架人质要求赎金。例如，关西学院大学的田和正孝教授在马来西亚的巴冬(ParitJawa)渔村，实地调查了华人系渔民社会。调查资料显示，在1998年4月18日，有6名渔民被海盗们扣留为人质，并要求6000林吉特（马来西亚币，相当于2400美元）赎金。马六甲海峡自古至今，都是海盗们横行的天堂。很明显，这里是海上商船的必经之路，海上交易的要塞咽喉之处。

到2004年为止，大约有一半的海盗袭击事件发生在东南亚的印度洋海域和马六甲海峡。由于日本船籍的商船也遭受过海盗袭击，日本政府主导，亚洲多个国家在2004年11月通过了《亚洲地区反海盗及武装劫船合作协定》^[8]，并且新设立了海盗信息共有中心。由日本人担任第一任事务局长。在这样的情形下，同年12月苏门答腊岛海面发生地震海啸，海盗的船只也遭受重创，东南亚地区遭受海盗袭击事件暂时有所减少。另一方面，以苏门答腊海面为主，亚丁湾、红海等地发生的海盗袭击事件在2006年以后急速增加。一直到今天，此情况未有所改变。即使在东南亚，从2010年前后起，海盗袭击事件也有所增多。2011年世界上共计发生439件海盗袭击事件，其中在非洲发生的仍然最多，有293件（占66.7%）；在东南亚发生的有80件（占18.2%）。

纷争和违法渔业的频发地——望加锡海峡

望加锡海峡位于婆罗洲岛和苏拉威西岛之间（见图3）。北接西里伯斯海，南临爪哇海，海域辽阔。生物地理学上的华莱士线^[9]正好穿过望加锡海峡。华莱士线是陆地动物分布上的重要分界线。望加锡海峡位于上面第二章中提到过的珊瑚大三角海域的西端。

望加锡海峡的南部苏拉威西岛一侧海面上，密布着由珊瑚礁构成的巴拉巴朗岸群岛。在这些珊瑚岛上，居住着巴瑶、布吉斯、曼德勒、华人等民族。他们从事渔业捕捞或海上商品贸易行业。苏拉威西岛西南部的乌戎潘当是海产品的一大集散地，巴拉巴朗岸群岛周边捕捞的鱼贝类都会集中到这里交易。

到1949年为止，印度尼西亚实际上在东印度公司的统治下，在各个海域适用的是海洋的习惯法。在西苏拉威西州的曼德勒地区，自几百年前起，就沿用一种叫作“集鱼筏”的捕鱼法。这种捕鱼法主要是利用漂浮的鱼礁来捕鱼。做一个集鱼的鱼礁装置，具体是在竹筏下绑上成束的香蕉叶，来聚集洄游鱼类。从竹筏下锚到海底用来固定（见图4）。“集鱼筏”捕鱼法有几个规矩，这几条规矩虽然不是公式的，但是得到大家一致的认同。如，某个渔民一旦用锚固定的水域，属于该渔民占有；由于锚绳会相互缠绕，因此可以预防其他渔民侵入该领域；“集鱼筏”一般应设置在其他渔民视野外，等等。这些代代相传下来的规则被称为“集鱼筏规矩”。

图4　“集鱼筏”装置

在竹筏下绑上香蕉或椰子叶，聚集鱼群，这种捕鱼法主要用来捕捞鲣鱼、金枪鱼类的浮游鱼类。竹筏用锚固定，如果不固定，会随水流走，还会跟其他竹筏频繁发生缆绳缠绕事故。

如果别人家的“集鱼筏”漂流到自家范围内，跟自己家的“集鱼筏”的锚绳缠绕在一起，按照自古以来的规矩，该渔民有权利切断别人家的锚绳。20世纪70年代中叶之后，渔民们开始使用聚乙烯制的缆绳，渔船上也装备了船外发动机。这样一来，渔船的移动范围扩大，从沿岸到30公里处的海面上都可以设置“集鱼筏”。包括一些外来人员也参与“集鱼筏”捕鱼业，从而使从事“集鱼筏”捕鱼的渔民人数整体增加，直接导致以往约定俗成的规矩名存实亡。

20世纪80年代后半叶，望加锡海峡内苏拉威西岛南部海面上有一个叫作塞拉亚的小岛，这个小岛上的渔民新加入了“集鱼筏”渔业。自古以来就从事“集鱼筏”渔业的曼德勒渔民们就抱怨过，由于新加入“集鱼筏”渔业的人数增加，导致海面上设置的“集鱼筏”过于密集。这样一来，海中的锚绳之间缠绕事件频繁发生，捕获到的鱼类产量减少。曼德勒的渔民们非常反感那些新加入“集鱼筏”渔业的渔民，因为他们不守渔业规矩。在这样的状况下，曼德勒渔民按照以往的规矩切断那些新加入渔民设置的“集鱼筏”的锚绳，双方引发了一系列的渔场诉讼事件。曼德勒渔民主张自己拥有传统的海面独占利用权利。塞拉亚岛的渔民主张自己在印度尼西亚领海内拥有自由的渔猎权利。最后，法院判决塞拉亚岛的主张胜诉。优先考虑国家法律的权威性，没有承认传统法规的合理性，国家法律和传统法规的二重性依然存在争议。

1999年和2004年印度尼西亚的国家法规定，沿岸四英里海域内都归各地方政府管理。根据这项规定，曼德勒渔民不能够在超出各自郡或县的海域设置“集鱼筏”捕鱼。实际上，这项国家法律并不合理，因为这项法律只优先照顾到国家和地方的管理政策，完全无视地区传统规矩。

望加锡海峡的婆罗洲一侧，自从1980年开始，鱼类捕捞的产量就开始大幅减少。因此，很多渔民不得不放弃传统渔业，在陆地上为油椰子农园做工养家糊口。而另一方面，有大批渔民从印度尼西亚偷渡到马来西亚，从事非法捕捞作业。

在望加锡海峡，有部分渔民利用黄色炸药、氰化钾违法捕鱼。违法捕鱼会产生恶劣影响，如导致海洋资源枯竭，使海洋环境恶化，等等。望加锡海峡盛产活鱼、热带观赏鱼、海参、鱼翅等特殊海产品。另外，利用“集鱼筏”方法，还能够捕到鲣鱼和金枪鱼等。这片海域同时还是连接东南亚和世界的重要海上通道。也正因为如此，自古以来纷争不断。

在这一章节中，北到白令海峡，南到热带的望加锡海峡，我们概观了亚洲各个海峡的商船贸易、人际交流和纷争情况。表1总结了这八个海峡中，各自的海产资源特产种类和其交易相关的集团以及其具体时期。

表1　亚洲的海峡史和交易

【注释】

[1]《海峡的交易史》是《与海共生：海洋人的民族学》全书第四章中的节选译文。——译者注

[2]宫部线（Miyabe's line）是指在日本沿千岛群岛中的得抚海峡（择捉、得抚两岛之间）划出的生物分布界线。这线以南的南千岛三岛（国后、择捉、色丹）的高等植物与北海道主岛完全一致（其中色丹岛由于地质史较久，所以划为一个独特的小亚区），而这条线以北没有针叶林，植物种类属西伯利亚—堪察加系。馆胁操（1932）为纪念北海道植物区系的开发者宫部金吾，把此线命名为“宫部线”。——译者注

[3]八田线（Hatta’s line）：沿日本宗谷海峡东西伸延的分布界线，亦称宗谷线。八田三郎（1910）根据两栖类、爬行类和淡水无脊椎动物的分布情况确定，此线以北的库页岛完全属于西伯利亚亚区；而以南的北海道则是本州岛许多种类的北界，隶属于中国东北亚区，他认为该线比以往公认的布莱基斯顿线有着更深的意义。当今大体上承认此线，而气候生态的意义比地史的意义更大。——译者注

[4]布莱基斯顿线（Blakiston’s line）：在日本本州岛北海道岛间所划的生物界线，又称津轻海峡线。系1880年布莱基斯顿（T.W.Blakiston）和普赖尔（H.Pryer）根据鸟类分布所提出的界线，由米尔恩（J.Milne，1883）命名，最初确认是以属于中国东北亚区的本州与属于西伯利亚亚区的北海道之间为分界线，但后来根据在秋田八幡平也发现了北海道产的熊䴕，以及根据其他鸟类和淡水鱼等情况做了修正，因此现在对这条线的评价就不像从前那样高了，反而不如八田线更有意义。在植物方面同样由于渡岛半岛与东北地方的一部分相类似，所以也不能太重视此线。不过由于地理上南北存有差别，另外更新世末在这条海峡形成后分布有所扩大的动物中，有相当多的种类是以此为生态界线或分布界线的，哺乳类中的猕猴、熊、羚羊、鼯鼠、鼹鼠、川鼠、日本鼩鼹构成北界，而魋、黑貂、北海道鼠兔（Ochotona hyperborea yesoensis）、缟栗鼠、虾夷谷地鼠构成南界。——译者注

[5]应永外寇是日本历史中对1419年（己亥年，日本应永二十六年）李氏朝鲜进攻日本对马岛事件的称呼。朝鲜则称之为己亥东征（ ）、己亥征倭役或者第三次对马岛征伐（ ）。——译者注

[6]原著作者称之为“马六甲·新加坡海峡”。由于新加坡海峡是马六甲海峡的一部分，故这里统一译为“马六甲海峡”。——译者注

[7]洛坤府的全称是那空是塔玛叻府（Nakhon Si Thammarat），是泰国南部人口最多的府。——译者注

[8]《亚洲地区反海盗及武装劫船合作协定》。该协定由东盟10国及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等国于2004年11月11日在日本东京缔结，并已于2006年9月4日生效，其目的在于加强亚洲地区预防和打击海盗及武装劫船方面的区域合作，对亚洲地区，特别是马六甲海峡的海上安全具有积极意义。根据协定，各国在新加坡设立了一个信息交流中心，负责报告海盗活动、调查海盗事件和缔约国间分享资讯。——译者注

[9]华莱士线是生物地理学中，区分东洋区和澳大拉西亚区的分界线，在1860年由英国动物地理学者亚尔佛德·罗素·华莱士最先提出。该线从位于爪哇岛以东的巴厘岛和龙目岛间起，向北经加里曼丹岛和苏拉威西岛间，止于菲律宾群岛以南的海面。——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