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音的故事

眯子要走，出国定居。他一走，国际局势、北京动态、湖南新闻、长沙消息等信息渠道将关闭一半。眯子这号人，头顶天罡三十六，脚踏地煞七十二，几乎是路路通，加之讲义气，虽说他的“省公安厅三处特别科”的电话让我背上黑锅讲不清，但真要走，好舍不得。

路老兄也要走，去香港定居，照顾父母亲。他的豁达、机智，在中学教师中是罕见的。他一走，加工资的名额正好照顾了郑老师，怪不得那天他说会有办法。

加了工资的本应更加驯服，但也不尽然。当要我们继续代课时，海音就公然反对，说工作量已满负荷，要对教学质量负责。老廖说：“加了工资，理应多做些。”海音说：“加工资是国家政策，不顾教学质量，一味鞭打快牛是土政策。”气得老廖说人心不足蛇吞象。但老廖自己，不止是“吞象”，甚至想“吞恐龙”，学校破天荒盖新宿舍，他想尽办法要了一套最好的，同时保留原住房。

毕竟有了新宿舍，馒头一家、冬不拉、苏老师甚至魏兄都住上新房，我的工龄有限，排不上号，只有等。我没有分上新房，也有补偿，终于轮到讨论我入党，同时讨论的还有海音。

入党，我看得神圣，但如果讨论会上落得魏兄一样，毕竟难承受。路老兄是最后一次参加组织生活，他安慰我：“不怕，会上，一定对你进行肉麻的吹捧。”冬不拉说：“实事求是，用得着吹捧？”

那天郑老师“带病”参加讨论会，对我称赞有加，从我入校的工作表现说起，说到教学认真、成绩突出之外，最主要的特点是关心老同志，大公无私。我感到脸上发热发涨。跟着路老兄摇旗助阵，冬不拉添砖加瓦，于是好评如潮。连老廖，也只是提出希望：要加强个人修养。

海音也从容笃定。路老兄如实地肯定了她的优点，特别谈到她的为人正派。廖书记就提醒：“要一分为二地看待要求入党的同志，发言要慎重。”郑老师干咳两声，涨红脸从一个侧面数落海音，说她对组织缺乏诚信。

海音本在认真记录，听郑老师一说，收起笔记本，平静地说：“请问，哪件事上对组织不诚信？”

郑老师有备而来，旧事重提，说到十年前拉练途中流氓摸进女生宿舍的事件，质问：“当时为什么要袒护坏人？”大家努力挖掘对1970年的记忆，就联系到魏兄。

海音顿时脸映赤霞，站起来说：“入党是我的信仰，但我不容人格尊严受到怀疑……”她涌出泪水，擦干眼泪又讲：“当时，我同姓魏的谈恋爱，他的确在我房里呆了一整夜……”说罢，她泣不成声。

这时，冬不拉怒不可遏地站起来。老廖惊愕，问道：“老董，有话讲？”

冬不拉说：“是有话讲！发展一位同志，重在看大节，党组织不是宗教裁判所，也没有必要搞审讯。成千上万的党员为什么都被‘四人帮’愚弄？就因为没有人讲真话。人家讲了真话又表示怀疑，党内外还有什么诚信可讲？”

老廖想稳住冬不拉，说都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不必面红耳赤。

冬不拉继续说：“……现在，现在是什么时代？奔四化，得穿‘解放鞋’，至少不给人‘穿小鞋’。”

会议至此，后来表决如何，不知道，只知道我已获通过，而海音悬而未决。但此后又是轩然大波。

海音的发言如长翅膀，从这一耳飞到那一耳，话传来传去，“正本”成“野史”，传到苏老师耳中，说成海音的儿子不像馒头，倒像姓魏的。好在苏老师不曾丧尽天良，骂一声“嚼蛆”，来人才不至于让“肉蛆”长成四处嗡飞的绿头苍蝇！但传到馒头耳中时严重扭曲和变形。馒头发恶，骂海音：“不要脸！陈古百年的事拿到会上讲？”海音说：“有什么讲不得？我行得正，站得直，不比你个窝囊废！”馒头为了证明自己并不“窝囊”，也不“废”，一掌打得海音淌鼻血。这一掌打掉了他们的婚姻，海音带着孩子，离开馒头。这次老廖开恩，为她联系到其他学校。

我入党的事情也不如想像中顺利，教育局党委收到告状信，落款是广益中学民盟组织。信中说我在公安厅备了案，经常要接受“三处特别科”的调查；又说我对贫下中农有刻骨仇恨，文革中殴打贫下中农。无中生有，我愤愤。我绝不能成“岳武穆”，屈死“风波亭”。苏老师听说后很恼火，说有人盗用了民盟组织名义，她要去局党委澄清事实。郑老师安慰我：“组织上信得过，讲清就行。”当晚我奋笔疾书，除了谈到对入党的认识，澄清事实，更写出对此事的看法：……世界之大，爬虫的存在毫不奇怪；没有爬虫的世界反倒不成其世界。但我深信，暗夜中活动的爬虫类，永远阻挡不了阳光下人们对崇高的追求。信的末尾，我大胆引用尼克松在《六次危机》中的一句：我的名誉像狗牙一样洁白！

信交上去，不管它了。

几天后，老廖说：“通过了。局党委看到你的陈述，哈哈大笑，你真有点鬼才。”冬不拉说：“不溺于流言，不耽于恶声，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张榜公布我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的那天，魏兄同馒头表示祝贺，肉褶子里挤出笑，我恨不得将所有商店的话梅糖倒在这两人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