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维权的有限抗争到暴力对抗，这是一次质的跃升。然而，暴力对抗的产生是多种原因相互作用产生的结果。从其内外因素来看，一方面是由于行为主体受挫体验而产生的情绪影响，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特定的环境氛围。人类社会互动的复杂性和重要性，使得社会情景的作用比其他低等动物更为重要。勒庞认为，群体中的个人不但在行动上和他本人有着本质的差别，甚至在完全失去独立性之前，他的思想和感情就已经发生了变化。群体在智力上总是低于孤立的个人，但是从感情及其行动这个角度上看，群体可以比个人表现得更好或者更差，这全看环境如何。[3]这些情景性因素可以视为暴力行为的外部推动力量。
1.情绪因素
当人们处于高度亢奋的状态下，更容易促发暴力行为的产生。研究表明，一个在生理上被高度唤醒的人，其信息加工是有偏见的。由此获得的信息充满着威胁，从而导致冲动的行事方式。早先的唤起体验可能向新的情境做出兴奋性转移，这种附加效应会增强人们实施攻击的概率。换而言之，在生理机制被高度唤醒的环境下，人们会变得焦虑、短视、不计后果。
勒庞认为，群体所表现出来的感情不管是好是坏，其突出的特点就是极其简单而夸张。在这方面，就像许多其他方面一样，群体中的个人类似于原始人，因为他不能做出细致的区分，他把事情视为一个整体，看不到中间过渡状态。群体情绪的夸张也受到另一个事实的强化，即不管什么感情，一旦它表现出来，通过暗示和传染过程而非常迅速传播，它所明确赞扬的目标就会力量大增，从而导致群体感情的狂暴。[4]
这些情绪容易引发暴力对抗的行为：
愤怒情绪。所谓愤怒，是指个体对造成某种事件的动因或条件采取的一种具有攻击倾向的情绪反应。[5]处于痛苦中的人们更容易用暴力解决问题或发泄情绪。有研究表明，在正常状态下，人们会选择低风险的行动。当人们经历痛苦情绪时，就显示出强烈的选择高风险、高收益的倾向。这一选择倾向的转变是由于人们并不去全面考虑所有的可能结果和偶然性。相反，被激怒的人们会随机跳跃性地去做某些看上去有吸引力的事情。
狂欢情绪。如果冲突双方之间存在着极其悬殊的实力不均衡，一方能够以足够多的优势来保证自己在不受伤害的情况下教训对方，那么这种暴力就会成为一种带有狂欢性质的攻击。
心理定势。相似情况的处理形成的心理定势会减弱人们的理性控制水平。当行为者认为在特定环境下的攻击行为可以为人们所理解和原谅时，会促使他们使用暴力。从对已有的群体暴力事件的处理来看，只有少数暴力行为的领头者或极端行为者会得到相关法律的制裁，社会舆论多倾向于民众，而基层政府及其相关领导则饱受质疑。所以，在这种相似的情景中，因为环境问题而导致的暴力抗争被人们所理解。
2.情景因素
聚集人群的规模。在集体状态下的人群更具有暴力倾向。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在独自进行决策时，愿意冒的风险较小，倾向于较为保守的选择；然而，如果改由群体共同决策，则做出的决定会比个人决策更具有冒险性。[6]实践表明，在大规模的人群聚集状态下，人们的情绪容易失控。
弱监控的环境。群体性事件中的暴力行为，更多是因为在那种状态下，已经无法区分个体的责任。在群体事件中，原本没有起哄、闹事的人也跟着起哄、闹事，因为他们知道这些行为的责任是大家共同来承担的。当个体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正常的法制状态下无法控制或者无法追究责任时，他们就可能失去自控能力，从而使自我约束弱化，参与到暴力行为中来。
个体的示范效应。当个体在看到别人实施暴力行为后没有受到惩罚，尤其是这种攻击行为具有新奇、刺激、发泄、狂欢的成分时，就会倾向于效仿。在环境权益维护过程中，由于民众在日常与政府的互动存在不满，一旦出现了激起众怒的事件，民众便容易将日常的那些不满集中发泄。
激活边界的事件。个别能够激活对立边界的事件对于人们的情绪具有很强的激发作用。尤其是在该地区或该类事件中，人们已经积累了很强怨气。如果这些事件中明显表现出强弱对立、善恶对立，那么民众极易将自己的遭遇和情绪也融入到这种具体的事件场景中。
提示性线索的存在。研究表明，存在提示性线索的环境更容易引发暴力。线索的暗示作用不仅能够使愤怒迅速转向攻击，而且会加剧攻击的严重程度。[7]例如周边环境存在着造成伤害的武器，或者能够满足人们发泄情绪需求的物体（如玻璃、石块、酒瓶、花盆等），或者是对方权威或暴力符号的象征（如警车、雕像、旗帜等）。这些线索的存在会为暴力的使用提供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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