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种起源的探索

物种起源的探索

达尔文对自然科学的贡献是伟大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的著述颇丰，成就广博。他研究地质学，写了《一个自然科学家在贝格尔舰上的环球航行记》，与莱伊尔教授合写了阐述珊瑚礁新理论的《珊瑚礁》一书；他研究动物学，与欧文教授合写了《在贝格尔舰航行中的动物学》，写了《论蚯蚓在土壤形成中的作用》的论文；他研究植物学，与虎克博士争论盐水泡过的种子是否可以发芽的问题，他将水芹、萝卜、甘蓝的种子泡在海水里进行实验，实验证明他可以发芽的见解是正确的。但是，在广博的科学领域中，他最大的贡献是对生命起源和物种变异的研究，这研究的成果便是他最伟大的著作《物种起源》。

1844年5月30日，唐恩村的小学校长弗列丘先生把他刚刚抄写完的230页的《物种理论概要》送给达尔文，请他重新校订一遍。这是《物种起源》的第二稿，是他用了两年时间，把35页的《物种起源》提纲，改写成现在这个样子。但是，达尔文依然不满足，不想急于出版。第一，他面临的敌人是强大的，宗教的神创论和物种不变论，绝不会容忍他的新观点。第二，世俗与传统偏见也是十分顽固的，他在科学界的老师与朋友也很难接受他的新见解。赖尔这位地学界的前辈坚持物种不变论，曾多次支持自己的亨斯洛教授则相信神创论。第三，自己在许多生物领域中，还研究得不够深入，缺乏足够的证据。

达尔文一边校阅手稿，一边思考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他突然感到一阵眩晕，心脏狂跳，四肢无力，不得不躺在沙发上。

身体的日渐衰弱和奇怪病症频频复发，使达尔文十分担心。他怕由于健康的原因，使自己无法完成这部巨著而留下终生遗憾。于是，他从沙发上爬起来，给他的爱妻埃玛写了一封像遗嘱一样的信，时间是1844年7月5日。

“亲爱的埃玛：

我刚写成《物种理论概要》的稿本，我坚信将来有一天，只要有一位学术权威的评论家，采纳我这个理论，那将是科学上的一大进步。

我如果骤然死去，这封信就是我一生遗愿的最庄严的请求，它如同我的遗嘱。

我请求您拨出400英镑，作为出版费用。如果能聘请一位优秀的编辑，再增加100英镑，我恳请您照付500英镑。请您自己或请您通过亨斯利（即乔赛亚·韦奇伍德先生一原文注）费心对它加以提倡。

我希望您把我的原稿交给一个有资格的人，把那笔钱也给他，这样可以使他对稿子不厌其烦地进行修改和补充。至于编者，如果赖尔先生肯充当，那就再好也没有了，我相信他对这个工作会感到愉快，并且可以得到一些他所不知道的事实。编者必须是地质学家兼生物学家，因此第二个人选是伦敦的福布斯教授。还有一个合适的人是亨斯洛教授，胡克博士也很好。”

当达尔文感到生命有危，想立遗嘱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年轻的生命，不是子女，不是财产，而是他的著作。可见，科学家把科学研究看得比生命比儿女和金钱更加重要和宝贵。

达尔文的生命力是十分顽强的。当时他只有35岁，在埃玛的精心照料下，他终于战胜了病魔，奇迹般地活过来了。

达尔文在健康状况好转之后，继续全力以赴地研究生命起源与物种变异。他对生物界的各个分支领域，一一考察。仅仅蔓脚类动物的研究，他就用了8年的时间。从1846年，他写了1083页的“蔓脚类专论”。但，他仍嫌不够，对许多研究观察不充分的种类，依然夜以继日地孜孜以求。

1856年5月，达尔文对《物种起源》草稿进行第三次整理。篇幅比《物种理论概要》，又增加了三四倍。达尔文的朋友赖尔、亨斯洛和胡克，都劝他尽快出版《物种起源》。因为这个论题太广泛，太精深，一个人献出毕生的精力，也难于做到尽美尽善。另外进化思想的先驱者布丰（1707—1788）、拉马克（1744—1829）、圣提雷尔（1772—1844）等人已经对这个论题进行过研究。谁敢保证后来的有识之士不发表新的见解呢？一旦有人抢先发表了对物种起源的类似新论点，那么，达尔文几十年的心血就白费了，数十年之功将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了。

赖尔为了促成《物种起源》的出版，邀请胡克一起来说服达尔文。

赖尔与胡克坐下后，就开门见山地谈起了《物种起源》问题。

赖尔单刀直入地问：“查理，您的理论巨著何时问世啊？我已经等了20年了。”

达尔文略加思索后说：“准备还不充分，有些生物还要做进一步的考察和研究……”。

还没等达尔文说完，赖尔就拦住了他：“查理，人生能有几个20年呢？您已经做了20年的研究，还不充分吗？您应该尽早公布自己的学说，让更多的人研究它。如果这个学说是真理，那是英国的光荣。您迟迟不发表自己的理论，别人一旦走在前面，抢先研究出了你的理论，您就丧失了著作权。这样的例子，科学史上已经屡见不鲜了。”

胡克也趁热打铁地劝说：“我十分赞同赖尔教授的意见，科学研究是永无止境的。照您的标准，再过20年也难以尽美尽善。同一个重大课题会有许多人研究的，怎么能保证德国人、法国人、美国人不发表物种起源的著作呢？”

达尔文十分固执，很少能有人说服他。三位老朋友的谈话，不欢而散了。

又是两年的时间过去了。1858年6月18日，达尔文正在继续撰写《物种起源》。埃玛放到他写字台上一封信，这是住在马来群岛的一位英国青年写来的，他的名字叫华莱士。

达尔文停下笔，打开这位青年人的来信。它是一篇论文，题目是《论变异无限地离开原型的倾向》。达尔文读他的论文，完全被惊呆了。华莱士所发现和阐述的自然淘汰原理，与他20多年来研究的自然选择学说是如此的相似，连论文中所用的科学术语，都与《物种起源》中的章节标题一模一样。赖尔与胡克所担心的事情真的发生了。达尔文怎样对待物种起源的首创权问题呢？

在名利面前的谦让

达尔文继续读华莱士的信和论文，他的脑海里渐渐地浮现出对这位青年人的记忆。

大约在几年以前，达尔文曾收到华莱士的第一封来信。信是从马来群岛寄来的，他对生物进化的研究已经引起了达尔文的注意。

达尔文还依稀地记得华莱士在1855年2月于伦敦的一家生物学杂志上发表过《制约新物种出现的规律》一文，反对物种不变的教条。大约一年多以前，达尔文还就华莱士的论文，给他写过一封回信。达尔文立即翻阅档案框里的资料袋，希望找到那封信的底稿。令人高兴的是他真的翻出来了。

“亲爱的华莱士：

从您的信中，更从一年多以前您在《生物学记录》所发表的那篇论文中，我清楚地看到我们的想法是非常相近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达到相同的结论。关于《生物学记录》中的那篇论文，我几乎同意每个字所包含的真理。……

关于物种同变种之间是怎样地而且按照什么道路发生了差异这一问题，自从我打开第一个笔记本以来，到今年夏天为止，已有二十年了。我现在正准备出版我的著作，我发现这个题目是太大了。我虽然写了许多章，但是，我想在两年之内，还不会出版……

达尔文读到这里，心头掠过一阵快慰。他庆幸早在一年以前，他已用这封信向华莱士说明自己对生物进化论的研究和他们观点的完全一致。

达尔文在翻找华莱士的信件时，又发现了1859年9月5日，他写给美国植物学家、哈佛大学生物学教授阿沙·格雷（1810—1888）的一封长信。这封信里，他详细地谈论了人工选择和自然选择为核心的进化论学说。这也是自己先于华莱士发现生物进化论的确证。

华莱士像一匹飞奔的骏马，从后边追了上来，大有后来居上之势，这使达尔文的思想激烈地斗争着。

达尔文想，当他在贝格尔号舰上做环球科学考察时，华莱士还是刚刚接受启蒙教育的小学生；当他在 1842年完成《物种起源》提纲时，华莱士也只是一个19岁的学生，仍然与科学研究无涉；现在，他的论文竟和自己21年研究的结论几乎完全相同。让自己断然地舍弃首创权，实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

但是，经过斗争，达尔文还是决定放弃首创权了。他给赖尔教授写了一封信，寄去了华莱士的信和论文。因华莱士来信表示：如果达尔文认为他的论文是有价值的，请转给赖尔先生一阅。

达尔文在信中表示，他完全支持华莱士的观点，这篇论文是十分有价值的，请赖尔帮助华莱士发表。而他愿意主动放弃物种起源理论的首创权，而不愿意因首创权之争，引起科学界的同行们对他的品德说三道四。

赖尔并没有按达尔文的要求去办，他收到达尔文的信和华莱士的论文，也为他们的观点惊人的相似而吃惊。赖尔立即找达尔文的另一个老朋友胡克商量，他俩一致认为达尔文放弃首创权的做法是错误的。他俩都亲眼看过达尔文1844年有关进化论的提纲，不止一次地催促他发表。他俩也知道达尔文给哈佛大学教授阿沙·格雷教授写的那封信，从五个方面阐述了达尔文对进化论的基本观点。他俩决定将这些材料与华莱士的论文同时发表，以便真实地记载科学史上进化论的发现过程。

他们感到困难的依然是说服达尔文服从他们的决定。为了说服达尔文，赖尔再一次读了达尔文的来信。

“亲爱的赖尔：

您的话已经惊人地实现了——那就是别人会跑到我的前面发表。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比这件事更为显著的巧合；即使华莱士手里有过我在1842年写的那个草稿，他也不会写出一个比这更好的摘要来！甚至他用的术语现在都成了我那些章节的标题。请把草稿还给我，因为他没有叫我发表，当然我立即写信给他，建议把草稿寄给任何刊物去发表。因此，我的创造——不论它的价值怎样，将被粉碎了。

希望您会赞同华莱士的论文，这样我可以把您的话告诉他。

您的达尔文

1858年6月18日

赖尔感到达尔文的信，字里行间散发着隐隐悔悟。他长期身患重病，安妮不幸病逝；另外两个孩子也患了严重的猩红热，生命垂危；他几十年的心血又要毁于一旦，他能经受住这一连串的打击吗？为此，他除了立即回信外，又约请胡克，一起去唐恩村，看望和说服达尔文。在达尔文的客厅里，三位老朋友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查理，收到您的第一封信，我们商量了一个解决华莱士论文的妥善办法，我们今天是来征求您的意见。”

性情急躁的达尔文拦住了赖尔的话：“华莱士论文的出现，对我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震动，它甚至使我彻夜不眠。但是，我现在已经能够坦然地决定，把一切荣誉归于华莱士了。”

胡克又拦住了达尔文的话：“您的谦让品格，我们十分钦佩。但是，14年前我们就看过您的论文提要。我们既不偏袒您，也不倾向于华莱士，我们完全出以公平之心。我们也要求您尊重事实。”

“华莱士信任我，尊重我，才把论文寄给我，我更应该尊敬他。相反，我利用这机会同时发表自己的论文，这能算光明正大吗？科学界的同行们会怎样看待我呢？”达尔文越说越激动，脸都涨红了。

“查理，您为什么只想到科学界怎么看待您自己呢？为什么不想想科学界怎么看待你们的新理论呢？你们在遥远的两地进行研究，时隔20年，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这种殊途同归，不更加证明进化论是完全正确的吗？”赖尔开始从另一个角度说服达尔文。

达尔文很受震动，他说：“是啊，我与华莱士不是敌对的双方，就发现科学原理而言，我们是应该站在真理一边，向宗教神学和世俗观念共同作战的。”

胡克博士紧密配合赖尔教授：“您不要以为华莱士发表了论文就万事大吉了。教会能承认进化论吗？守旧派会容忍这位小伙子的新论点吗？共同发表你们的论文与相关文件，您不仅与他一起分享首创权，也是与他一起冲锋陷阵，分担遭受攻击的风险。您难道忘记了圣提雷尔和居维叶的论战吗？布丰在宗教压力下放弃自己的观点不正是因为他势单力薄吗？进化论一旦发表，将有一场疾风骤雨式的论战，别说你们两个人同时上阵，就是我们四个人一致对敌，也是难以取胜的。”

达尔文默默不语，静静地思索着朋友的话，他感到就真理与荣誉而言，真理是比荣誉更重要的。他可以舍弃荣誉，但不能舍弃真理！

赖尔看到达尔文被说服了，就语重心长地说：“查理，我们这些研究科学的人，首先要尊重科学的史实，也包括对我们自己的历史事实。科学家最重要的品德是诚实，如果我与胡克不能诚实地说出我们所了解的进化论发现的历史真实情况，我们就是千古的罪人！”

胡克立即感到了赖尔教授这句话的分量，他插话说：“是的，科学家最重要的品德是诚实！我们不是要您接受荣誉，而是要您实事求是，做一个诚实的人！”

达尔文被说服了，他激动地站起来：“亲爱的老朋友，谢谢你们在炎热的6月跑这么远来看我！我决定做一个诚实的人！只是我请求你们把华莱士的论文发表在前面，把我的摘要做附件或注脚。”

赖尔高兴地说：“好吧，我们答应您的请求。”

胡克补充说：“请把您写给美国生物学家阿沙·格雷的信交给我们，好把它作为附件发表。”

埃玛走进来请他吃午饭，但是，赖尔与胡克因急于要去林耐学会，便匆匆地告别了。

1858年7月1日夜7时，林耐学会应赖尔教授与胡克博士的请求，举行学术报告会。

林耐学会的书记宾尼掌握会场，他先请赖尔教授对两位作者的论文作简短说明。

一阵热烈的掌声过后，赖尔开始发言：“各位会员先生，今天报告会的两位论文作者是华莱士与达尔文，遗憾的是他俩都不能到场宣读论文。华莱士先生还在马来亚做科学考察，达尔文先生的小儿子前几天死于猩红热，全家都在隔离检疫，也不能到会。我们召开这次会议是因为两位作者，在相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进行生物进化的研究，却得出了完全相同的结论。华莱士将论文寄给了达尔文和我。达尔文对华莱士的论文给以极高的评价，为了华莱士能够独享生物进化论的首创权，他不想公布自己的研究成果。但是，胡克博士早在十多年前就看过达尔文的论文摘要，并与我一起劝说过达尔文尽快发表自己的论文。为了科学的公平和诚实，我们召开这次会议，请大家评论他们的观点。”

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赖尔宣布按惯例，作者缺席时由书记宾尼宣读论文。

宾尼清晰洪亮的声音在会议大厅里响，先后宣读了华莱士的论文，接着宣读达尔文的手稿摘要和相关信件。

会场里静静的，人们对“人工选择”、“自然选择”、“生存斗争”等术语感到十分新奇，没有大的骚动。只是在读到“新学说与拉马克的假设有很大差别时”，引起了一阵交头接耳与窃窃私语，拉马克的拥护者们引起了不安。

宾尼宣读完论文，胡克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说明了对华莱士和达尔文两人论文看法，支持他们的新观点，并证实达尔文确实在1844年有一个摘要。

由于进化论的理论很新奇，到会的学者都对这一问题还不十分了解，又有两位学术权威赖尔教授与胡克博士的支持。所以，保守学者们也没有提反对意见。

最后，宾尼宣布会议宣读的论文及相关资料将全部在林耐学会的学报上发表。

会议结束后，赖尔与达尔文分别写信给华莱士，向他说明论文的宣读与会议的反映。

华莱士是什么态度呢？他会不会坚持他是进化论学说的发始人呢？

人们的担心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在名利面前，华莱士像达尔文一样谦让。

他为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喝彩，说它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书籍之一，”称生物进化论为“达尔文学说”，“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说的建立，完全是达尔文的功劳”，“达尔文的名字不但可以同牛顿的名字并列，而且他的工作将永远被看成是19世纪自然科学的最大成就之一。”

与达尔文对比，他评论自己说：“当我还是一个好动而急躁的少年的时候，达尔文已经是一个耐心的下苦功的研究者了。他勤勤恳恳地搜集证据，来证明他发现的真理，不肯为争名利而提早发表他的理论。”

两个科学家淡泊名利，谦虚礼让的品德，先人后己，诚恳求实的精神，一直被人们传为世界科学史上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