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瓦戈医生》（俄语：Доктор Живаго），是苏联作家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描述俄国医生尤利·安得列耶维奇·日瓦戈与妻子冬妮娅（Tonya）以及美丽的女护士拉拉（Lara）之间的三角爱情故事，被认为是一部带有自传体裁的作品，也是苏联文学继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后，又一篇经典之作。该书被好莱坞搬上银幕，拍成同名电影《日瓦戈医生》。
虽然日瓦戈医生的内容背景大多是在1910到1920年代，但直到1956年此书才全部完成。该书在苏联被禁，1957年被意大利出版商詹贾科莫·菲尔特里内利（Giangiacomo Feltrinelli）偷运出境，并在米兰以俄文发行，隔年又发行了意大利文和英文的版本，并得到很大的回响，并为作者赢得了195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作品名称：日瓦戈医生
外文名称：Доктор Живаго
文学体裁：长篇小说
作者：[苏联]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
首版时间：1957年
字数：354000
帕斯捷尔纳克在创作《日瓦戈医生》时曾说过：“我想在其中提供出最近45年间俄罗斯的历史映像，……作品将表达对于艺术、对于福音书、对于在历史之中的人的生活以及许多其他问题的看法。“作家无疑出色地实现了这一目标。作品开篇从1902年写起，“结局”写到1929年，“尾声”则已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年月，时间跨度前后约半个世纪。活动于上述历史时空中的，是俄罗斯社会各阶层的60多个人物，其中最主要的是一批知识分子。作品表现了他们在这一历史变动年代的复杂情绪感受，他们对时代所进行的思考。
全书可以说是作家在战后岁月里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对20世纪前期俄国历史所作的一种回望，并涵盖着他对这一历史过程的反思。
故事的背景是1901年，沙皇时代后期。尤利·日瓦戈 （Yury Zhivago）的父亲因为遭受事业伙伴陷害自杀身亡，所以尤利由舅父尼古拉 （Kolya） 扶养长大。尤利在莫斯科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在医学院研究细菌学，同时也是一名诗人。一天，尤利到女病人安娜 （Anna Gromeko） 家中看病，尤利告诉她不要担心，病情很快会康复，过了几天安娜的病情果然好转。安娜告诉尤利应该娶她的女儿冬妮娅 （Tonya）。
艾玛莉亚 （Amalia Karlovna Guishar），一个各方面都已俄罗斯化的法国寡妇，带着她的两个孩子Rodyon和拉拉 （Larissa）来到莫斯科。借由丈夫所留下的财产，听从了一个叫科马罗夫斯基（Komarovsky）的律师的建议，艾玛莉亚买下了一间制衣工厂。拉拉已经16岁，并长成一个幽雅和漂亮的女孩。她注意到科马罗夫斯基常用奇怪的眼光注视着她；当拉拉的母亲生病时，科马罗夫斯基常带她去高级餐厅用餐和跳舞。最终他们发生了性关系，拉拉感到羞耻和困惑，并尝试拒见科马罗夫斯基，但他仍然纠缠着她。
艾玛莉亚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后，尝试服碘自尽。当地的医生被召来，尤利也是其中一名实习医师。当他们要离开时，尤利的朋友米夏 （Misha）告诉他当年陷害父亲身亡的凶手就是拉拉母亲的情夫律师科马罗夫斯基。1905年12月，莫斯科的Krasnaya Presnia发生暴动（起义），拉拉的青梅竹马朋友帕莎（Pasha）也加入了抗议民众。警察和正规军人残酷的镇压了抗议民众。一阵混乱中，拉拉及时制止了帕莎，夺走他的手枪，以防他被杀。
尤利和冬妮娅在一场圣诞节舞会中迟到了。在大约凌晨两点左右，尤利和其他宾客听到一声枪响，尤利看了那个开枪的女人，发现是那个不久前在病患家中所看到的同一个女孩。尤利接到家中消息，要他赶回去。当尤利和冬妮娅抵达时，安娜（冬妮娅的母亲）已经死了。尤利和冬妮娅在不久后结婚，并育有一子沙夏 （Sasha）。
与此同时，拉拉和帕莎（Pasha）决定结婚，拉拉希望离科马罗夫斯基越远越好，他们在拉拉乌拉山的出生地尤利亚钦 （Yuryatin）申请到了小学教师的工作。她与帕莎有一个女儿卡雅 （Katya）。帕莎后来得知拉拉与科马罗夫斯基之间的关系，以为拉拉并不爱他，一气之下便去从军打仗，不久传来帕莎失踪的消息，拉拉于是跑上前线当护士寻夫。
时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尤利在前线成为一名军医。一天在战场上被炮弹炸昏，醒来时看见了一位美女护士-拉拉 （Lara），一个他之前遇过两次的女人。第一次是在一个尝试自杀的女人的房子中，他看见这个女人的女儿-拉拉，和一个较年长的男人-科马罗夫斯基（Komarovsky）交换眼神。第二次是在一次圣诞节舞会中，拉拉试图拿枪刺杀科马罗夫斯基，但却误击旁人。尤利因伤被拉拉所照顾，战争期间他们一起在军医院工作，并逐渐产生情愫，但战争结束后尤利便回到莫斯科的妻子和儿子身边；
1917年，十月革命后，莫斯科起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原先的大房子已被征用，住了六个家庭。尤利由于是知识份子，因此被当局所敌视，朋友劝他离开莫斯科。由于莫斯科食物短缺，尤利决定前往瓦雷金诺 （Varyniko），那里有栋冬妮娅的祖父留下的房子。途中他遇到化名斯特列尔尼科夫 （Strelnikov） 的帕莎，原来他只是被俘，后来逃了出来。他现在是乌拉山的红军领袖，并用残酷的手段对付提供白军补给的平民。尤利由于健康问题 （家族遗传的心脏病） 到邻近小镇尤利亚钦 （Yuryatin） 街上的图书馆查书，在那里与拉拉再度相逢，从此跟她有一段浪漫的爱情。两个月后，尤利决定结束这场外遇，并打算将所有实情告诉妻子。在回家的路上，尤利却不幸被红军游击队俘虏。
当时俄国的白军和红军展开无休止的战争，迫使百姓抛弃家园，流离失所。尤利被强迫在游击队中担任军医直到内战结束。在担任军医的两年中，尤利见到了人性最丑恶的一面；无辜的平民在红、白两军的战火下被无情的蹂躏。被释放后，尤利回到尤利亚钦 （Yuryatin） 去找拉拉。他们在一起生活了数个月，一天尤利收到妻子的来信，说她生了一个女儿，她不晓得尤利到底是死是活，由于她父亲曾是地主，当局将要把她们全家驱逐出境。此时科马罗夫斯基又来纠缠拉拉，于是他们跑到瓦雷金诺躲藏，在那里他们渡过了短暂但快乐的冬天。不久科马罗夫斯基又找上门来，这次他跟尤利说拉拉的前夫由于不是血统纯正的布尔什维克，因此已被通缉，拉拉和她的女儿都处于危险的情况下；并劝说他们逃往远东以避免被杀。尤利为了她们母女的安全，假装答应她们会在稍后会合，并让科马罗夫斯基带走她们母女，而他自己则留在瓦雷金诺。一晚，一个陌生人到了尤利的房子，原来是帕莎，他问拉拉在那里。尤利回说她们已永远不会再回来了。帕莎和尤利聊了许多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尤利说拉拉其实仍然一直深爱着他。帕莎说他加入红军为的就是要清算像科马罗夫斯基这样的败类。尤利去睡后当晚，帕莎便举枪自尽。
1922年，尤利回到莫斯科找工作，他尝试取得签证到巴黎与冬妮娅会合，但是失败。虽然不到40岁，尤利的心脏病已越来越严重。他开始和他家人朋友的女儿玛丽亚 （Marina）生活，并有两个小孩。尤利的老朋友米夏 （Misha）和尼奇 （Nicky） 希望他能放下对冬妮娅的感情，并专注在对玛丽亚的关系上。不久尤利在莫斯科的医院找到新工作，却在上班第一天的路上死于因心脏病发。拉拉在尤利的葬礼上出现，她从伊尔库茨克 （Irkutsk，贝加尔湖南部）回到莫斯科，原先是要找认识帕莎的熟人，却遇到了尤利的送葬者。拉拉不幸的与她跟尤利所生的女儿分离，并向尤利的表哥 Yevgraf 求助。Yevgraf 希望她能留下来几天帮忙处理尤利的后事。她待了数天后便被秘密警察带走，死于北方的一个不知名的集中营。
1943年，米夏和尼奇，现在两人皆为幸运从古拉格生还的军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遇到一个洗衣女孩 - 谭雅 （Tanya），她诉说着她的生活遭遇。她的母亲曾经跟一个叫科马罗夫斯基的男人住在一起，这个男人不是她的生父；这个男人曾经是俄国的内阁成员，在蒙古避难，红军进驻后，科马罗夫斯基将她们用秘密火车运走；谭雅的母亲将她寄养给车站的信号员 Marfa 数日，但自从那以后她就没再见过她母亲；后来她随红军横跨整个西伯利亚。众人这才知道她就是尤利和拉拉所生的女儿，他们同意由尤利的表哥 Yevgraf，现在是一名少将，来照顾谭雅的生活。而小说尾声之后的第17章名为主人公的二十多首诗，实是作者长期写下的诗作。
在医学院时，尤利·日瓦戈的一位教授提醒他：“细菌在显微镜下或许看起来很漂亮，但是它们却对人类做些丑陋的事。”
日瓦戈的理想和原则信仰站在战乱（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和接下来的俄国内战）所带来的残酷和恐怖 的对立面。书中有很大的部分在描述理想主义是如何的被布尔什维克、叛军和白军所摧毁。尤利必须在那动乱的时代亲眼目睹食人、分尸和其他无辜平民所遭受的恐怖事件。甚至于他一生的挚爱—拉拉，都从他身边被夺走。
他对于战争可以把整个世界变得无情、把之前和平相处的人们变得水火不容而深思良久。他那横跨俄国的旅程可以说是有种史诗的感觉，因为他所经历过的世界是那样的不同。他渴望可以找到一个地方可以逃离这一切，这驱使着他横跨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最终回到莫斯科。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隐约的批评了苏联的意识形态：他不同意“锻造一个新人” ，因为这违反了人性。这也是这个小说的主体思想。
重视个性价值和自由并非主张仅仅关心自己，而是意味着尊重每一个人，爱别人，特别是不幸的人。作品中日瓦戈的这种博爱思想，同样是从韦杰尼亚夫那里接受的。从少年时代起，他就感觉到舅舅总是怀着同一切人平等相处的高尚感情。他曾在冬妮娅母亲的病床前说：“在此人心中存在的人，就是这个人的灵魂。这才是您本身，才是您的意识一生当中赖以呼吸、营养以至陶醉的东西。这也就是您的灵魂、您的不朽和存在于他人身上的您的生命。”
日瓦戈与拉拉之间的爱更是一种舍己的、带有自我牺牲性质的爱。尽管日瓦戈知道拉拉如其本人所说是“心灵受了创伤的人”，却仍然无私地爱着她。两人感情愈深就愈关注对方的幸福，都鼓励对方回到自己的亲属身边去。冬妮娅在即将同家人一起被驱逐出境前夕给日瓦戈的信中则这样写道：“不爱是一种叫人多么难堪的无情的惩罚！……不爱有如谋杀，我决不会给任何人这种打击。”日瓦戈冒着生命危险解救并放走了那个还是少年的白卫军士兵谢廖沙，在危难中把无家可归的乡村孩子瓦夏带到了莫斯科，设法把他送进工艺美术学校学习，也是他的博爱精神的体现。在帕斯捷尔纳克看来，真正的人永远活在别人之中，早在自传随笔中他就有言：“只有在我们能爱别人，并且有机会去爱的时候，我们才成为人。”
尤里·日瓦戈是小说的中心人物。他从莫斯科的一名医科大学生、经受过历次战争和革命风雨的洗礼，到20年代末成为一个潦倒知识分子的遭遇，构成作品的基本情节线索。处于日瓦戈周围、并对他的性格与命运产生不同程度影响的人物，则有他的舅舅兼抚养人、还俗神甫韦杰尼亚夫，他的岳父、化学家格罗米科，他的妻子冬妮娅，他的情人拉拉及其丈夫安季波夫，他的同父异母兄弟叶夫格拉夫，与他一直保持着友谊的童年时代的朋友戈尔东和杜多罗夫等人。作品通过日瓦戈的坎坷经历，借助于他的札记、创作、书信、独白和思考，经由他和上述所有人物之间的交往和对话，从这一批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的视角，勾勒出那个风云变幻的历史时代的一幅幅生动侧影。读者可以看到因城市里夜间发生战斗而倒在人行道上的伤员，街头张贴的政府公告和法令，身穿皮夹克的权力无边的委员，被战火和饥荒踩踏的村庄，却很少能看到关于社会重要事件的具体而直接的描写，因为作品着重表现的不是历史真实本身，而是人物关于这些历史事件的预感、反应、评说和联想。正如俄国流亡批评家费·斯捷蓬所说，在作品所勾画的全部“混乱“之上，“始终闪现着精神的折光”。如作品中写到二月革命后日瓦戈从一战前线返回莫斯科，在列车上遇见一位年轻猎人以一种心安理得的语调，断定不久就会发生一场毁灭性的社会震荡；日瓦戈同他争辩说：“进行这种冒险性的试验不合时宜。应该让国家有一段清醒的时间，从一个转折走向另一个转折之前要有喘息的机会。”这番对话，正反映了俄国两次革命之间人们对历史进程的不同看法。十月革命即将爆发时，日瓦戈曾预言“闻所未闻、史无前例的事件正在逼近”，同时也有了某种不幸的预感，已经意识到自己将来的无能为力。这也是那一特殊时期许多人共有的感觉。
日瓦戈第一次从报纸上看到革命胜利的消息时，曾自言自语地赞叹道：“多么高超的外科手术阿！一下子就巧妙地割掉了发臭多年的溃疡……这是空前的壮举，是历史上的奇迹。”岳父格罗米科听到了这番话，当时并未表达任何意见，却在他们一家由莫斯科迁往乌拉尔的途中重提此事，认为革命举措当初的确以其坦诚直率赢得了人心，但紧接着又强调：“不过，这类事情只能存在于创业者头脑的原始纯洁性之中，只能存在于宣告胜利以后的第一天。政治的诡谲多变第二天就可以把它翻个里朝外。”后来，当日瓦戈在尤里亚金又一次看到贴满墙壁的公告、法令和演说词时，想起自己当年对革命消息的最初反应，觉得自己“生平只有一次赞许过这种专断的言辞和这种直率的思想”，认为那是“一次不慎的赞许”在为了躲避战乱而举家迁往乌拉尔山区之后，日瓦戈在他的札记中写道；“什么东西妨碍我任职、行医和写作呢？我想并非穷困和流浪，并非生活的动荡和变化无常，而是到处盛行的说空话和大话的风气，诸如此类的话：未来的黎明，建立新世界，人类的火炬。”这其实相当准确地揭示了那个时代的一种风气。被游击队抓去当随军医生的经历，更使日瓦戈目睹了许多人们彼此杀戮的场面，感到人们似乎是在“比赛残酷，你报复我，我报复你，使暴行成倍增长。”他确信，“用暴力是什么也得不到的。应该以善为善。”耳闻目睹的一切，使日瓦戈觉得“这不是生活，而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荒诞不经的怪梦。”这就是一位在传统俄罗斯文化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年轻知识分子对穿越两个时代的历史事件的印象、感受和思索。
日瓦戈童年的朋友戈尔东和杜多罗夫走过了和前者不同的人生道路。20年代后期杜多罗夫曾被流放，但在服满期限后却恢复了公民权和大学中的教职。三位老同学在莫斯科相会时，杜多罗夫曾真诚地谈到：狱中狱外有关方面对待他的教育，使他清醒了头脑，擦亮了眼睛。
这些言论很投合戈尔东的心意，因为这类公式化的东西他已听得烂熟了。从这里不难看出曾作为一种历史存在的政治教育的结果。但是这些“符合时代精神”的言论却使日瓦戈感到恼火，他为同时代苏联知识分子的精神状况而忧心。到了二战后期，已经晋升为红军少尉和少校的戈尔东和杜多罗夫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杜多罗夫曾遭受再度入狱的折磨，戈尔东则是作为劳改犯“戴罪立功”上前线、九死一生侥幸地活了下来的。两位朋友交谈时，在回顾日瓦戈去世以来的经历后，杜多罗夫直言不讳地说：“我想，集体化是一个错误，一种不成功的措施，可又不能承认错误。为了掩盖失败，就得采用一切恐吓手段让人们失去思考和议论的能力，强迫他们看到并不存在的东西，极力证明与事实相反的东西。由此而产生的前所未闻的残忍，由此而公布并不打算实行的宪法，进行违背选举原则的选举。”正因为有了战前这段恐怖的历史，战争爆发后，人们才都自由、舒畅地松了口气，以某种轻松感投入战争这一“殊死的、得救的烤炉”。杜多罗夫察觉到的无疑是苏联历史上一种特有的社会心理现象，而戈尔东所言“希腊成为罗马，俄国启蒙运动变成俄国革命”，诗人勃洛克当初的说法“我们是俄罗斯恐怖时代的儿女”已从形象上的意义变成字面上的意义，则更可视为对几十年间俄罗斯历史的一种总结。
《日瓦戈医生》的价值不仅在于其书写和反思20世纪前期俄国历史的独特视角，更在于它所显示的一种历史观，在于对作为“元历史的尘世承载者”个性的高度关注。这既体现在小说主要人物的思考和见解中，也表现于它对众多形象及其相互关系的描写上。作品“讲述的不是关于政治，也不是关于政治制度或社会制度。而是关于生命，关于人的使命，关于理想，关于大自然。”
小说主人公日瓦戈的历史观，是在其舅舅韦杰尼亚夫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早在少年时代，他就多次听到舅舅关于历史、关于在历史中存在的人的议论，即认为“历史就是要确定世世代代关于死亡之谜的解释以及对如何战胜它的探索”；为了进行这一探索，就要像福音书里所说的那样爱亲人，并具有“个性自由和视生命为牺牲的观点”。后来，韦杰尼亚夫在其著作中发展了自己的思想，“把历史看成人类借助时代的种种现象和记忆而建造起来的第二宇宙，并用它作为对死亡的回答”。日瓦戈几乎完全接受了这些观点，即便是后来他的思考和探索与时代潮流不断发生冲突之际，他也始终没有放弃，反而越来越确信：历史的形成不在于“人民”，而在于个性；只有个性是不朽的，正是个性在不断地创造着历史本身；在历史中生活的人，如果没有关于个性自由的思想，没有对于现实中人的爱，就不能生活和创造。
这些理念使日瓦戈无法接受一切形式的对个性的贬低、对个性自由的践踏，使他和那个血与火的时代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
《日瓦戈医生》所显示的这种历史观，甚为接近俄国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的历史哲学。在别尔嘉耶夫看来，“人的个体人格是潜在的一切，是整个世界的历史，世界的一切都随我而生生不息；同时，每个人的个体人格又都拥有自己的世界。”他还认为，历史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历史和元历史。“像别尔嘉耶夫一样，在帕斯捷尔纳克看来，个性是元历史的尘世承载者，历史过程就是在其内部实现的。在别尔嘉耶夫那里，不存在任何高于个性的事物，因为从神学上看，只有个性可以期望复活。”帕斯捷尔纳克未必已触及别尔嘉耶夫基督教思想的深层实质，但是在《日瓦戈医生》的全部建构中却可以感觉到这一思想的隐约存在。
帕斯捷尔纳克对个体生活和个性独立的关注，使《日瓦戈医生》表现出一种疏离“宏大历史”的意向。日瓦戈最为看重的是普通、平常的生活，他在札记中写道：“在所有俄国人的气质中，我最喜欢普希金和契诃夫的天真无邪，他们对诸如人类的最终目标和自身拯救这类高调，羞涩地不予过问。”他引用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的诗行“如今我的理想是家庭主妇，/我的愿望是平静的生活，/还有一大炒锅汤”，来说明诗人对于诚实劳动和日常生活习俗的赞美。
在一战前线度过三年后，长期的隔绝使日瓦戈在归途中最心旷神恰的就是他正在一步步接近自己的家，感到“来到亲人面前，返回家园和重新生存，这就是生命和感受，就是为探险者所追求、艺术所指涉的东西。”
作品的女主人公拉拉，更多地是从个人幸福、从家庭生活的角度来看待眼前的历史事件的，所以在和日瓦戈谈起她与安季波夫的命运时，她才会说：“这不只是我们俩的故事。这将是很多人的命运。”她深信落在自己所属的一代人头上的所有不幸，都应归咎于战争，正是连绵不断的战乱摧毁了她刚刚建立起来的小家庭，使家庭生活方式的基础崩溃于一旦，谎言开始降临到俄国土地上，而主要的灾难，未来罪恶的根源，是丧失了对个人见解价值的观念，大家都要按照那些陌生的、强加给所有人的概念去生活。拉拉看到，“这是一种笼罩一切、到处感染的社会迷信。一切都笼罩于它的影响之下。我们的家也无法抵挡它的危害。家庭中的某些东西动摇了。在一直充满我们家庭的自然欢快的气氛中，渗入了荒谬的宣言成分”。当拉拉看见年幼的女儿卡佳对已经降临的灾祸毫无所知，仍然在用积木搭房子时，不免触景生情：“这种爱家的本能真了不起，对家庭和秩序的渴望是消灭不了的。”和孩子们不同，大人们却不得不“准备出卖最珍贵的东西，夸奖令人厌恶的东西，附和无法理解的东西。”拉拉最后在日瓦戈的灵柩前哭诉道：“生命的谜，死亡的谜，天才的魅力，质朴的魅力，这大概只有我们俩才懂。而像重新剪裁地球那样卑微的世界争吵，对不起，算了吧，同我们毫不相干。”这便是这位女性眼中的历史，包括它那野蛮而虚伪的过程和灾难性的后果。“宏大历史”在她看来，不过是一种“卑微的世界争吵”。
作者通过十月革命和内战前后的经历，塑造的是一位诚实、正直，但思想极为矛盾的俄国旧知识分子形象。日瓦戈医生熟谙旧俄的腐败，所以由衷地欢迎十月革命，称之为“从未有过的壮举，历史上的奇迹”。但他对革命后的战乱和困境颇感迷惘，对于无论白军还是红军的暴力都表示反对，反映了旧知识分子内心矛盾和曲折经历。作品描写了革命暴力的失误和造成的惨相，较为深刻和多方面地表现了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以及革命时期社会付出的沉重代价。写法与以往的这类作品不同，别具一格。
对日瓦戈医生爱情的描写是小说中最为动人的章节，说作品是爱情小说也不为过。日瓦戈一生与三个女人有瓜葛——妻子冬妮娅、情人拉拉和同居女友玛琳娜。冬妮娅与日瓦戈青梅竹马，但他们之间亲情的成分大过爱情，如果理解为爱情，也不过是男女世俗的友爱、爱人般的体贴，缺少灵性的成分；玛琳娜在日瓦戈落魄潦倒时与他同居，但他们精神上无法沟通，他们仅是一种肉体之爱。日瓦戈一生真正圣洁的、癫狂的、“灵魂与灵魂相遇”的神性之爱实际上给了拉拉。
拉拉是上帝的馈赠。因此日瓦戈与拉拉的爱情具有超脱世俗的形而上意义。它以疯狂、怪癖、激情和不可理喻超越了卑微的世俗之爱，他们的爱上升到了生命本真的神性高度。这种诞生在战火硝烟中短暂的本真之爱散发着超脱尘世的幸福的光辉和非人间的欢乐的天堂气息。
小说的主线是日瓦戈的生活史。他既是一位医生，又是一位诗人和思想者；他的活动、言论和思考构成作品的内容主干，而他本人又以诗歌和札记的形式记述或表现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他的札记《游戏人间》，便是当时岁月的日记，其中有随笔、诗作和杂感。小说第9章“瓦雷金诺”的16节中，前9节就是日瓦戈的9篇札记。在这里，他记叙了自己为了一家人活下去而进行的鲁滨逊般的劳作，他和格罗米科一遍又一遍地读普希金、托尔斯泰、斯丹达尔和狄更斯，没完没了地谈论艺术的情景，冬妮娅怀孕后他对妻子的感情，以及他在注视这一片旧庄园周围随着四季转换而变化的自然景色时关于历史、日常生活、俄罗斯诗歌和人生意义的思考，还有泄露他深层心理的梦。在第15章“结局”中，也有一节是日瓦戈辗转回莫斯科以后写的札记，其中有他面对城市的荒凉萧瑟而发出的“田园的纯朴焉能存在？”的设问。他写的诗作，或独立成篇，或是札记的一部分。如“失措”一诗写于革命后他带着伤寒病去拉一车劈柴回家的日子，写的是幻觉中的“入胎”与“复活”两者之间流过的时光；“冬之夜”、“圣诞夜的星”等诗，则是他在和拉拉重返瓦雷金诺之后一个雪夜的创作，它们都被收进小说最后一章“尤里·日瓦戈的诗作”中。这一章所有25首诗，或暗示日瓦戈的必然命运，或是拉拉精神境界的写照，或追忆两人的爱情、表现他们离别后彼此间的痛苦思念，或是借基督之口对时代作出的判决，均与前面各章的叙事形成艺术上的彼此呼应。
作品不仅将主人公的札记和诗歌作为书中的某些章节直接植入文本，还描述了他写作的过程和其间的内心活动，以及他的手稿的命运，使文本中出现了”关于写作的”的文字。重返瓦雷金诺与拉拉在一起的日子，是日瓦戈写作较多的时期。那时，周围迷离、或隐或现的一切，都仿佛在呼唤着他加以表达。每天晚间，他浏览前一天写下的诗稿，推敲其开端与结束，琢磨其抒情风格，斟酌自己所采用的诗格，时而为自己写的东西而失望和伤心，时而又激动得流泪，惊讶不已。在仔细修改好初稿后，再用工整的字体誊写干净。这期间他写的诗，大部分是献给拉拉的。在她离开瓦雷金诺之后，在哭泣拉拉的同时，他也把自己各个时期有关各种事物的涂鸦之作整理完毕，比如关于自然、关于日常生活等。像往常一样，在他写作的时候，许多有关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思绪一齐向他袭来。”这类“关于“写作”的叙述，常令读者感到主人公和作者本人的形象发生了某种交叠，甚至觉得这好似帕斯捷尔纳克在讲述自己的写作过程。
书中没有忽略日瓦戈的札记和诗歌后来的命运。返回莫斯科后，日瓦戈的一本小册子得以印行，其中既包括他关于个性、历史和宗教的思考，也包括他写的小说和抒情诗。这本书当时就深得读者赏识。后来日瓦戈又避开喧嚣，整理自己旧时的诗篇、修改尚未定稿的作品，并开始写新作。不幸的是，不久后他便撒手人寰。但是此时，他的思想和诗歌已经获得了许多不相识的知音。奇迹般地回到莫斯科的拉拉，曾参与尤里·日瓦戈的同父异母兄弟叶夫格拉夫整理其文稿的工作，但因被捕而中断。不过，叶夫格拉夫还是整理好了尤里的著作集，因此戈尔东、杜多罗夫在战后岁月里才有机会阅读和谈论它，并认为“这本书仿佛知道一切，支持并肯定他们（关于心灵自由、关于未来等）的感觉。”读至此，读者又仿佛感到日瓦戈的创作好像就是《日瓦戈医生》，“书中之书”和书本身的影像重叠起来。
在叙事方法上，《日瓦戈医生》往往通过主人公的梦境与幻觉，运用隐喻与象征来表现人物心理、命运或人物之间的关系。如作品中写日瓦戈一次生病时，曾有很长时间处于谵妄状态，在幻觉中看到一个长着吉尔吉斯人的小眼睛、穿着一件在西伯利亚或乌拉尔常见的那种两面带毛的鹿皮袄的男孩；他认定这个男孩就是他的死神，可是这孩子又帮他写诗。这一幻觉形象象征性地预示了日瓦戈后来的遭遇。又如拉拉在受到科马罗夫斯基引诱之后，曾梦见“她被埋在土里，外面剩下的只有左肋、左肩和右脚掌；从她左边的乳房里长出了一丛草，而人们在地上唱着《黑眼睛和白乳房》和《让玛莎过小溪》”。在此之前，作品中已写到“透过左边的肩胛和右脚大趾头这两个接触点，拉拉能够感觉出自己的身材和躺在被子下面的体态”。显而易见，这个梦隐喻了拉拉刚刚被激起的对自己身体的感觉，以及处于审视之下的羞耻感和罪孽感。日瓦戈落入游击队之后，在听到一个暴虐的传说时，也在幻觉中仿佛看到“拉拉的左肩被扎开了一点”，好像有一把利剑“劈开了她的肩胛骨。在敞开的灵魂深处露出了藏在那里的秘密”。这一幻觉和拉拉的梦遥相呼应，暗示日瓦戈早已驶入她心灵的隐秘之处。
同隐喻与象征手法相得益彰的是作品中的意象运用。小说中多次出现
“窗边桌上燃烧着的蜡烛”的意象。学生时代的拉拉就喜欢在烛光下谈话，帕沙·安季波夫总是为她准备着蜡烛，每当他们在卡留尔格尔斯基街的那间租房里交谈时，他就把蜡烛放在窗边桌上点燃。这时，房间里便洒满柔和的烛光，在窗玻璃上靠近蜡头的地方，窗花慢慢融化出一个圆圈。日瓦戈大学时代的最后一个冬天，曾和冬妮娅一起去斯文季茨基家里参加圣诞晚会，当他们穿过年梅尔格尔斯基大街时，他曾注意到一扇玻璃宙上的窗花被烛光融化出一个圆圈，并下意识地念出了“桌上点着一只蜡烛……”这样的句子。十分巧合的是，决定枪击科马罗夫斯基的拉拉此时正在和帕沙交谈；而日瓦戈正是在这次圣诞晚会上第一次看到拉拉的；许多年以后，日瓦戈去世后尸体停放的房子，恰恰是当年帕沙租的那间房子；当拉拉奇迹般地出现在日瓦戈灵柩旁时，她怎么能想到，死者当年驱车而过时曾看见窗前的蜡烛和被烤化了的霜花，“从他在外边看到这烛光的时候起--‘桌上点着蜡烛，点着蜡烛’--便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桌上点着蜡烛”也同样是“尤里·日瓦戈的诗作”第15诗“冬之夜”的主导意象。小说中反复出现的这一意象，深印在男女主人公的意识中，象征着他们俩心心相映的心灵之光。
《日瓦戈医生》中的景色描写也是独树一帜的，并且同样和作家对于个性的关注相联系。这尤其显示于作品关于自然景色的“转喻性描写”。作家一方面赋予自然景物以人性，另一方面又将人物的心情投射到自然界，甚至让人物渗透到大自然中去，着意强调人和自然的不可分性。整部小说中的景色描写始终以冷色调为主，较多出现旷野、冰霜、风雪、寒夜、孤星和冷月的画面，既与主人公超凡而忧郁的精神气质相和谐，又呼应了作品大提琴曲一般沉郁的抒情格调。
1979年，《齐瓦格医生》，黄燕德译，远景出版社
1986年，《日瓦戈医生》，力冈、冀刚译，漓江出版社
1987年，《日瓦戈医生》，白春仁、顾亚玲译，湖南人民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1987年，《日瓦戈医生》，蓝英年、张秉衡译，外国文学出版社
2001年，《日瓦戈医生》，雀新异译，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1年，《日瓦戈医生》，赵腾飞、曹文静译，凤凰出版社
2014年，《日瓦戈医生》，黄燕德译，天津人民出版社
美国1965年大卫·里恩导演电影
2002年Giacomo Campiotti导演电影
2006年Aleksandr Proshkin导演电视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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