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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忠实译论的偏执及其后遗症

时间:2022-03-07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忠实”的翻译标准由来已久,或许因为“信”对翻译的无比重要性才被人们推崇为无限的权威,并最终滑落到一种偏激、狭隘与绝对当中。此后,《圣经》译本多以此为蓝本。所以,原著的权威实际上源于对《圣经·旧约》的翻译,而“准确”是解译《圣经》的最高甚至绝对标准。发端于神学与古代语言学的以“词”为基本单位的“忠实”翻译观约束了翻译理论的多元发展,给人们的翻译实践活动带来消极影响。
传统忠实译论的偏执及其后遗症_共生翻译学建构

“忠实”的翻译标准由来已久,或许因为“信”对翻译的无比重要性才被人们推崇为无限的权威,并最终滑落到一种偏激、狭隘与绝对当中。译者长期被困入“忠实”的死牢里,不敢越雷池半步。如公元前3世纪左右的古犹太教经典《旧约》的译本,可谓西方最早的翻译杰作。当时,受古埃及国王托勒密二世之邀,来自12个不同的古以色列部落的72名“高贵的”犹太学者聚集在古埃及亚历山大城内的著名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在公元前285至前249年间,把原为希伯来文的《旧约》转译成了著名的、有“第二原本”之称的《七十子希腊文本》。这是一本集体译作,译文被认为“十分准确”,随之被定为“保持其原状、不可更改”的“最终的文本”[39]。此后,《圣经》译本多以此为蓝本。所以,原著的权威实际上源于对《圣经·旧约》的翻译,而“准确”是解译《圣经》的最高甚至绝对标准。犹太神秘主义哲学家、“基督教的真正父亲”——斐洛·犹达欧斯(Philo judaeus)及古罗马帝国神学家、哲学家奥古斯丁(St.Augustine)主张对《圣经》的翻译应凭“上帝的感召”,那些“只通言语,不通上帝”的人无权翻译《圣经》。所以,尽管“十分准确”的《七十子希腊文本》“译词陈旧,闪语结构充斥,太直太死,简直不像希腊语”[40],但它依然是此后的古拉丁语、斯拉夫语和阿拉伯语等《圣经》译本的“第一原本”。这样,对连词序都是一种“玄义”的《圣经》来说,上帝当然是意义的绝对仲裁者。偶尔也有想从《圣经》的翻译中索取自由的胆大妄为者被当成异教徒获以绞刑,如中世纪法国语言学家、人文主义翻译理论家艾蒂安·多雷(Etienne Dolet)就因为反对译者“像奴隶般的字字对译”,违背了神权意识并曲解了柏拉图的著作而被焚尸。这样,在《圣经》翻译中对“神谕”的绝对依从也波及普通文学作品及其作者,原作与原作者沐浴着神权与《圣经》的恩典,其地位从此不可僭越。“忠实”作为翻译的最高权威与绝对原则风行了西方整个中世纪,从斐洛、奥古斯丁倡导的依靠“神谕”的《圣经》翻译,到中世纪神学家、翻译家波伊提乌“宁要内容准确,不要风格优雅”的直译,再到洪堡、荷尔德林的唯心主义语言观,甚至到主张形式对译的近代法国翻译理论家巴托提出的“作者是主人,译者是仆人”等。译者长期受神学翻译观的影响,禁锢于词或概念的绝对意义,拘泥于逐字死译、形式对等、宁信不顺,导致译文佶屈聱牙、生涩费解的习惯性顽疾,奈达称之为“翻译症”或“翻译腔”(translationese)。

发端于神学与古代语言学的以“词”为基本单位的“忠实”翻译观约束了翻译理论的多元发展,给人们的翻译实践活动带来消极影响。古罗马帝国神学家及语言学家奥古斯丁认为概念在各种语言中是共同的东西,而语言符号和单词是对等的,故译文的符号结构必须反映原文的符号结构,并由此得出“词是翻译的基本单位”。这种观点甚至影响到20世纪初的翻译家。例如,瓦尔特·本雅明认为,语言首先是从词和命名的特权开始,翻译的基本因素是词,不是句子,不是句法表达;词与句子的关系是语法和意义相互协调的关系。他在其《译者的任务》中重申:

A real translation is transparent;it does not cover the original,doe snot black its light,but allows the pure language,as though reinforced by its own medium to shine upon the original all the more fully.This may be achieved,above all,by a literal rendering of the syntax which proves words rather than sentences to be the primary element of the translator.For if the sentence is the wall before the language of the original,literalness is the arcade.[41]

译文:

真正的翻译是透明的,它并不掩盖原文,并不阻挡原文的光,而是让仿佛经过自身媒体强化的纯语言更充足地照耀着原文。这主要可以通过句法的直接转换达到,这种转换证明词语而非句子才是翻译的基本因素。如果句子是挡在原文语言前面的那堵墙,那么,词就是拱廊。[42]

本雅明认为“信”的重要性体现在不同语言的作品对语言互补关系的强烈愿望,而“直译”又是“信”的保证。无论是传统的文艺观还是语言观都把“直译”与“信”当成翻译理论与实践中的最高信条,从而导致译者的被遗弃;因为“译者永远不能做到原文所做到的,与原文相比,任何翻译都是次要的,因此,译者从一开始就失败了。他从定义上说没有得到应得的回报;他从定义上说付出了过多的劳动;他从定义上说是不会被历史所铭记的人”[43]。在人类翻译活动的初期,译者面临的处境尤为艰难,对译者来说,翻译就是一个如何避免错误的过程,也是一个没有自身踪迹的过程,翻译是两种强大的语言在交流,而没有译者什么事情,译者被完全隐去,甚至连他/她在译本上的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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