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不可译论”的偏执

当语言和思维成为“同一回事”，当语言就是意义和思想本身时，当民族间的语言和思想被冠以根本性差异时，翻译随即落入强调文学与文化精神的独特性和异质性，进而导向“文学不可译论”“忠实即虚伪论”等偏激的后果。实际上，翻译不只是转换语言形式，也不只是传达文化表层的东西，翻译恰恰更为倾心于传输原著中文学和文化精神的独特性与异质性，即“他性”。读者阅读文学作品，不仅要欣赏它的语言风格与艺术特性，更要解读它的思想价值；因为任何不具备思想性的作品并不具备现实意义，作者若没有对现实社会的一种责任，就不会有其作品的诞生。同理，译者对译语读者也应具备一种责任，即忠实地描述文本中的东西。译者当然不能等同于一台翻译机器，那是为科技、商务、旅游准备的简易传话器。对于文学作品而言，译者更被赋予一种文学责任，即传输异语文学和文化的独特精神与品质的责任。翻译中，原文风格的走失，意义的遗漏，语言形式的走样，都会使翻译成为一种次等的交流方式。作者在其造设的文学语境中播撒意义，译者就应准确地把握原作的语境，而不是穷究词对词的孤立意义。对翻译来说，词的所指意义只能在语境中体现，语境是词汇的寓意场所，也是文本意义的场所。在翻译的“再创造”观看来，翻译是用译语语言创设与原文相同的意境，对“在翻译过程中创制出来的译语文本，不仅要移植于另一种语言体系之中，而且要移植于另一种文化体系之内”^[11]，就是要“把原语文本移植于译语语言文化的载体中获得再生”^[12]，而译文则是与原文“互动共生”的产物。

那么，在移植的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是原作赋予译本意义，还是译者赋予译本新的意义？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家打算把原作与原作者颠覆到底。韦努蒂认为，翻译作为交际行为，并不是“不变量的传递”，因为原信息在“某个”目的语和文化中经历一个“建立”过程。在译者手里，原文本信息总是“依据一个不同的价值体系”而“被阐释、被重构，尤其以易于阐释的文化形式，通过翻译实现的任何交流会涉及本土踪迹的释放，尤其是文学翻译中。外语文本被以本土语言和话语、语域和文体重新书写，这就产生了仅在本土语言文化的历史中才有的文本效果”^[13]。对“忠实”的不断质疑激发了人们对翻译过程的重新审视。德里达说，“文本是读者写的”，他认为读者用想象的大脑“写出”文本中没有写出来的东西；这与斯特恩指出的“文本（文学作品）是作者和读者共同参与的玩想象游戏的园地”如出一辙，强调了读者诠释文本时主体性参与的心理活动。在这里，对文本的诠释，被认为是对文本的创造性“误读”，原因是文本的生命力不在其本身，而在于“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读者之中”^[14]。高玉也认为，正是语言体系的差异性构成了人类思想文化体系的差异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翻译从根本上不同于科技翻译和日常交际翻译，它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是思想文化和文学的交流与对话。他由此得出，文学翻译与其说是“翻译”，还不如说是文学引进或者文学“再创造”。他的“文学翻译固有的创造性实际上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忠实’作为文学翻译范畴的虚伪性”。这一表述更是极端地否定了“忠实”作为翻译的前提和伦理基础，是语言本体思想的唯心主义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