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忠实译论的隐匿与失声

21世纪的前十年，在后现代语境下的解构主义浪潮中，颠覆传统成为时尚，重构原作意义、张扬译者主体成为潮流，对传统的理论、作品、观念、价值的叛逆性误读成为学术前言的时尚。法国学者巴尔特称，读者不再是原文的消费者，而是原文的创造者。王守仁认为，这样的论断用于译者最好。他认为译者是创造者，因为他根据原作创造了一个新的“语言现实”，译文之间的差别说明翻译是一个创造过程，因为他在译文中创造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语言现实”^[15]。但他也承认翻译是带有依从性的创造性活动，他强调，译者的创造性体现在对原作透彻理解后，用生花妙笔勾勒出一个新的“语言现实”，因而，翻译家是伟大的艺术家。这是在说，为了复现原文意义，需要再创造一个活的语境。但译者的再创作应仅限于语言表述层面，其本质只是对“原说话人思想的阐释性的再表达”^[16]，而非对原文的任意增删、改造，甚至重构。比如，奈达的“效果对等”本是强调原语与译语中体现出来的语义差异，这和索绪尔提出的能指与所指，即语言符号与实际意义之间结合的任意性造成的原语与译语语言上的差异性和不对称性是一致的。但有些研究者过分夸大语言之间的不对称性、文化的民族差异性及言语的多义歧解性而质疑翻译的忠实性本质，认为要求翻译忠实于原文只是一种虚妄。诚然，要越过两种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而达到奈达所说的使“译语读者读到的译文就像原文读者读到的原文有同样的感受和效果”，是一种对翻译的理想化追求，但却反映出原文与译文之间在道德层面上的伦理关系。人们总在强调，文学作品的初衷是为现实服务的，对一部跨越时空、相隔遥远的文学作品，其创造价值和意义远非后来的译者及读者所能洞悟；认为抛开原文所处的时空及历史文化境遇而去捕捉文本的真实意图，只能是译者的一个梦想。但我们知道，文学的主题始终是人，追逐的永远是人的情感、伦理、价值、理想及其身处的复杂的社会关系，总有不同语言所能共享的东西，有译者进行正确判断的客观内容，有不受时空限制的人类各种文化的共同财产。再说，思想不会成为化石，如果文学作品在经过岁月时空的冲刷后，就对译语读者甚至原语读者变得不可理喻，那么，人类的思想文明、文学经典就无传承可言；这势必从翻译的不可译论转向哲学的不可知论，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实际上，人类自产生以来的任何时期，任何社会形态中，不同语言所承载的总是人类共通的东西。原作唯一，译本却能生成无数，只能表明对文本的诠释无法终结，也无法找到一个至上的标准，但并不表明人类各文明之间无法沟通。张中载先生说，“文本与诠释的关系总是处于流变无定中，诠释活动也是推陈出新的”^[17]。不同译者身处特定的时代、社会与文化语境，其翻译方法也会有弹性的伸缩，因为历史总是让位于现实，当现实中某种需要生成时，人们自然会挣脱历史的羁绊。语言是动态的、发展的，更重要的是，语言在传承中扬弃，在扬弃中发展。翻译的“忠实”标准也只是历史地形成的不同性质的文化之间进行交流的操作规范，是一种社会契约，一种人文礼仪。读者当然是按照自身固有的文化观念、宗教情感、艺术欣赏方式去阅读外国文学作品。从这个角度讲，译者的任务就是帮助译语读者欣赏到异语文化的差异与别致，而不是寻求两者之间的冲突与对抗。诚然，两种语言文化中的习俗、观念可能相去甚远，但这并不应成为译者粉饰或篡改原作的理由。原作中写了什么，译语读者有弄清其真相并对其做出判断的权力，这也是译者的义务与使命。如果译者把原作过滤成地地道道的译语文字、文法、文学、文体、文化等风格，把原语的语言环境、语言个性、语言结构、语言生成方式全都转化为译语读者习惯的接受方式，使其烙上明显的民族性、本土性色彩，把翻译作品“民族化”，掩盖其他民族的语言个性和文化事实，他就果真成了“小偷”和“盗贼”；因为他从原作那里偷走了本应原样传送给译语读者的本色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