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我的研究生们在读书会上讨论哈丁的文章“公地的悲剧”（1968）与“对‘公地的悲剧’再思考”。前文是极其出色的文章，但完美在社科领域是不存在的。同学们争相指出哈丁的一个盲点，他认为人类无法解决过度生育问题，必须靠“共同赞同的相互强制”，但该文发表不久欧洲历史便发生了空前的逆转，人们的生育愿望急剧降低。进而他的更大的命题——很多事情“没有技术解决办法”——也值得商榷。肯定有很多难题“没有技术解决办法”，这是哈丁的洞见。但是哈丁举出的例子是存疑的。我认为，欧洲人生育愿望降低的根本原因是科技进步导致了生活水平的提高，进而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事情是复杂的。过度依赖技术是不行的，小看了技术的广泛影响同样是不行的。就人口而论，今天的世界人口已达65亿，没有技术的伟力是不可能的。技术继续发展，解决80亿人的温饱是完全可能的。
马寅初的时代政府鼓励生育是愚蠢的，但马寅初的时代如果经济政策对头，便不会有那么大的吃饭压力，乃至走上矫枉过正的道路。事实上，今天世界上多数经济强国的人口密度高于中国。如果有了优异的技术和出色的管理，人多不是非常可怕的事情。而如果没有先进的技术和制度，人多确实很可怕。原则上我同意哈丁的主张，有些“公地”需要“共同赞同的相互强制”。但实行起来难乎其难。靠什么机制走向“共同赞同”？未建立这一机制的时候，紧迫的问题该怎么办？中国的人口政策就是这样出台的。它在一半内容上符合哈丁的主张，而一半不符合当然就意味着不是哈丁的主张。不管怎样，中国人口政策的实践对全人类在认知上的贡献是巨大的。一个家庭一个孩儿的影响极其深广，不可能有哪个人事前能认识到其后的全部变数：独子一代被娇惯出的性格，一个人不弱于两个人的高消费，乃至几乎无解的应试教育。
中国时下的高考竞争太惨烈了。它导致了几乎每个学生都在不同程度上厌学。而学有所成的第一前提是喜欢，是热爱。厌学是心灵的癌症。为什么中国当代教育演化到这步田地？我以为最大的原因是独子政策。绝大多数独子家庭的父母期望自己的孩子上大学，完全不考虑孩子兴趣、愿望和天分。如果不是独子，多数父母会因为家庭的经济压力和孩子的兴趣，听任其中一个不走科举道路，甚至两个都不考也无碍，因为周围有了一批父母放行不奔科举的孩子，他们缓和了他的心结。今日中国最大的问题不是失业，不是GDP保8，甚至不是官场腐败，而是教育。我们接连几代的孩子活得极不愉快，我们最大的资源——未成年人的才智——没有得到良好的开发，而是严重蒙受摧残。
一场小小的读书会，竟从哈丁说到独子，从文本说到社会。
临近尾声时，博士生刘阳冒出惊人之语：教育部应该是中国的第一大部，它管的人最多，占人口四分之一以上，很多人（不算教师）一生的三分之一都是在教育部管辖之下。我搭了一句腔：第二大部直接管理的人口恐怕连全民的3%都达不到。刘阳接着说：如此说，应该是第一副总理直接抓教育，而不是什么主管。我觉得这后生所言很有一些道理。不是说职高权重的人来抓教育就一定奏效，我们前些年就是第一副总理主管教育，丝毫没有改变教育的走向，未来教育的希望决不在一个领导手中，但是由位置很低的人来领衔这么大的事情本身就极不协调，重大的举措不可能出台。改革三十年来，膨胀最猛的是教育，全民最重视的是教育，问题最大的是教育，变化最小的还是教育。教育已经走到了荒诞的地步。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