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札》是指《公议帖》、《韩马帖》和《新恩帖》，宋朝作品，作者为米芾，类别为纸本，行书。
此卷为米芾三封书信合裱而成。《公议帖》又名《长至帖》，是对一位官居“发运左司”的同僚的祝颂之词，愿他能“主公议于清朝，振斯文于来世。弥缝大业，继古名臣”，干一番大事业。钤有“米芾元章之印”。《韩马帖》是向友人商借唐代韩干所绘鞍马图，以供过节时“贵游宴集”赏玩之需。《新恩帖》则是给一位新任吏部侍郎的贺信。钤有“米芾之印”。
三札皆系米芾50岁后的晚期作品，神完气足，炉火纯青，个人风格已十分成熟。
卷后有清初大书家王铎关于观赏此卷与友人的通信一封及清康熙时倪粲、方膏茂的观款。
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及《石渠随笔》。
葱玉先生：共三札，故宫购回，极好。张伯驹云：“不佳”。不可解，存京。见，真而精，白纸，多网纹。曾刻入《墨妙轩法帖》中。
——参照张珩批校《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P237
徐邦达先生：此贴是米芾尺牍的，大概是相距不久时所写，纸墨也差不多，此(第三)帖《石渠随笔》评为伪本，极不确。《石渠随笔》(似三札后增)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阮元鉴考粗略，可见一般，真难付(错字应为：副)盛名。帖中所说(韩马)。当为唐韩干所画鞍马。此帖想是米氏在汴京时所书。
——除《石渠宝集》、《石渠随笔》外，徐氏也引用张珩《墨妙轩法帖》的著录。
——《徐邦达集·古书画过眼要录·晋隋唐五代宋书法·贰》P471
朱绍良
解读：
葱玉先生对此幅米芾《尺牍三札》卷，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是真而精的米书。也对作品的材料评断，为白纸地，并说明上面很多网纹。当然本身是批校《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无需再指出《石渠宝笈》著录，主要是查出《墨妙轩法帖》中著录之物。先生对张伯驹先生，评判此幅作品不佳，表示很不理解。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好事，没有被售到其他地方，而长留在北京，被故宫购买入藏，是非常好的事情。
徐邦达先生在《古书画过眼要录·贰》P471，进一步考证，通过对阮元错误评判，验证了葱玉先生的目光如炬。徐先生还在葱玉先生著录基础上，得出(韩马)，当为唐韩干所画鞍马。也猜想是在汴京所书。
解读：
经查米芾生卒情况：襄樊学院魏平柱教授《米芾年谱简编》
1)徽宗建中靖国元年辛已(1101年)五十一岁，发运司属官，在江淮间。此时在汴京之外。
2)徽宗崇宁二年癸未(1103年)五十三岁，由发运司属官改太常博士、书学博士。在汴京。
3)徽宗崇宁三年甲申(1104年)五十四岁，仲春尚在书学博士任，后知无为军。在汴京。
4)徽宗崇宁五年丙戌(1106年)五十六岁，书画学博士，礼部员外郎。在汴京。
5)徽宗大观元年丁亥(1107年)五十七岁，知淮阳军。在汴京之外。
因此，米芾在汴京时间，应为53岁--56岁的三年时间，在57岁外放为官任上而终。从五十岁算起，应该只有三年时间在汴京，尚有四年时间在外为官，不能猜想在汴京所书。
再查阮元《石渠随笔》，阮元对前两帖评价高，“宋纸，亦精”。阮元只是引用王铎语：“纸不佳，字亦不确，似三札后增，败笔，淡墨，涂抹干湿不匀，而极有生气”。而乾隆《墨妙轩法帖》，对这米芾尺牍三帖评价很高，阮元应该知道这一经过的，并不是阮元所鉴定考据的。
根据上述问题和查阅资料得出结论，正是由于张伯驹先生的鉴定意见，米芾《尺牍三札》卷，才得以留在北京，最终被故宫收购。而葱玉先生和徐邦达先生都认为，此幅作品真而精，先生又庆幸故宫购藏是极好之事。徐先生将此幅作品，归于米芾汴京所作，有些不准确。将“韩马欲借三五日”，就断为韩干所画鞍马，似乎牵强。但是，这丝毫不影响徐先生的鉴定能力，也不能撼动徐先生学术地位。
米芾薄王崇唐人，尤爱颜真卿书法，此幅行书尺牍颜味十足。从字的结体来看，在颜体基础上崇尚北宋流行“散体”书风，有明显的独特风格“刷书”味道。就以争论较大的第三札《新恩帖》来论，那种大胆放纵的笔势，与台北故宫米芾《翰牍九帖》卷，不难看出同属米芾同一时代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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