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姆的工作原则是什么

在进行政治改革的同时，也必须进行相应的经济改革。“现代民主政治政体，如果它只限于在政治领域实行民主，那它还不足以抵消普通人由于在经济上没有地位所带来的种种后果。”^[181]如果说政治改革的目标是使人在政治事务中能够把握自己，那么经济改革则是让人在经济生活中掌握自己的命运。具体来说，就是创造这样一种工作环境：人将毕生的时间和精力奉献给某种对他有意义的事业，他知道他在做什么，并且对他所做的事施加自己的影响；同时，他感到同他的同伴团结在一起，而不是同他们分离。^[182]如何能够做到这些呢？弗洛姆提出了四项措施。

1.用计划经济替代社会的不合理性和无计划性

早在《逃避自由》中，弗洛姆就提出此项主张。弗洛姆认为，这是民主得以正常发展的最起码的条件。在以前的社会中，统治者在人数上占极少数，但却掌握了绝大部分人的经济命脉，从而控制了大多数人的命运，但却对他们不负任何责任。而实行计划经济之后，社会就能有计划地和具体地使用它的能量，像自然那样合理地处理社会问题，建立一套为人的目标服务的、合理的经济体系。

弗洛姆把这种按照新经济模式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称为民主社会主义。在这样的社会中，不但使社会总的目标向着有利于人的方向发展，而且也有利于个人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因为在计划经济制度下，整个国家就能够合理地掌握经济和社会力量，使每个人都能分担相应的责任，并能够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由此，“个人重新获得了真正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机会，社会目标和个人目标不是在意识形态上，而是在事实上相一致，个人积极地把自己的体力和智力用在他所从事的工作上，个人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具有责任感，因为从中他能体会到自己的意义，从中他可以看到自己的目的”。由此，弗洛姆就认为，可以把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原则，从传统的政治领域扩展到经济领域。^[183]

2.合作管理及工人的参与

按照弗洛姆的上述设想，实行计划经济似乎一切万事大吉，其实仍然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计划经济的决策者和具体实施者是谁？如何能够保证他们服务于人的目标？如苏联尽管也实行了计划经济，但经济的命脉仍然控制在部分官僚的手中，他们形成了一个高高在上的阶级，制定的计划也是为他们的统治服务的。因此，弗洛姆的上述想法未免过于天真。弗洛姆本人也在苦苦思索如何避免重走苏联的老路。在《逃避自由》之后，他又提出了合作管理和工人参与的原则。这种原则与政治改革有相似之处，即在工作环境中，工人被分成若干小组，使个人作为真正的、具体的人与小组联系在一起。这意味着找到了融合集权与分权的途径，既能使人人主动参与、主动负责，同时也根据需要产生出团结一致的领导。具体说来有以下的措施：

首先，工人不仅熟知自己的工作，而且十分清楚整个企业的运转情况。传统的工人之所以成为机器的奴仆，很重要的就在于他只是流水线上的一个点，他对整个生产过程及自己企业的运转状况一无所知，从而对机器产生了神秘的感觉。而工人熟悉企业的运转情况可消除这种神秘感。要做到此，他必须对工作过程的技术有所了解。他可以在最初几年一边工作，一边上工业学校，由此来获得这类技术知识，也可以参加全厂性的技术和科学知识课程班的学习。除了有关工业生产过程的技术知识之外，另一种知识也是必要的：有关工人所在企业的经济作用，以及对这种作用与整个社会的经济和问题的关系的认识，以了解企业在国民经济和世界经济中的作用。

其次，工人参与管理和决策。弗洛姆认为，工人学到的知识如果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没有转化为实际行动，那么这些知识和兴趣就会停滞不前。“工人只有在他能影响那些与他本人的工作环境和整个企业有关的决策之时，他才能成为积极的、兴致盎然的、认真负责的参与者。只有当他不为资本所雇用，不再是指挥的对象，而成了利用资本的负责的主体之时，他才能使自己不与他的工作相离异。”在这里，关键不是占有生产资料，而是参与管理和决策。具体措施如下：管理的责任由集中的领导与第一线的工人两方面共同承担。熟悉情况的小组讨论有关他们自己的工作环境和整个企业的事情，他们的决定将转达给管理部门，构成了真正合作管理的基础。消费者将作为第三方参与者，以某种方式参与决策和计划。一旦做到此，就能够保证工作的基本目的是为人民服务而不是获取利润。

共同管理及共同决策意味着对财产权实行严格的限制。尽管企业所有者可以根据其资本得到相应的利润，但是他不能对雇用人员有无限制的控制指挥权。弗洛姆在这里强调的仍然是“改革”，即仍然要保留一些旧的经济制度，如共同管理并不改变企业的产权，利润的分配也是根据资本投入的多少而定。这点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另外，弗洛姆强调参与管理不能仅仅局限于自己的企业，那样人与社会的异化仍然存在，自我中心的异化态度只会从个人延伸到“班组”。因此，工人应该看到在他们的企业之外，与消费者及同行业的工人以及整个工人阶级兴趣一致并联系起来的做法，是工人参与的基本部分，而且不附带东西。^[184]

3.消费者的革命

在现代社会中，企业控制了消费者的欲念，尽管有些消费品对消费者来说并无益处，但消费者仍然痴迷不悔。弗洛姆认为，要改变人的消极状态，必须把人从消费的异化中解放出来，发动一场消费者的革命（the revolution of consumer）。具体来说，就是变否定生命的消费为肯定生命的消费。肯定和否定生命消费的区别是建立在以下意识的基础之上：生命是什么，积极性是什么，激励性是什么，以及它们的对立面是什么。在评价一个事物时，如果去除了作为地位象征或资本投资的功用，那么对美的感觉将会有机会得到新的发展。如私人汽车，把它看作一辆有用的交通工具，而不是地位的象征，对汽车的看法将会有重大的改变。

消费者革命的另一重大转变在于消费者将有机会认识到他对企业的权力，强迫企业生产消费者所想要的东西。如果生产商非要生产消费者所反对的东西，那么他们将承担相当的损失。但弗洛姆在此强调说，消费者的革命并不是让消费者把企业作为敌人而消灭它，而是向公司提出挑战，使之符合消费者的愿望，经理必须对此作出回应，因为经理和消费者都是异化制度的一部分，他们是囚犯，而不是创造者。未来改变异化消费的希望在于经理和消费者两方面，需要双方共同的努力。

在消费者的革命中，不但有赖于消费者的积极参与，也必须依靠国家和政府的作用。具体来说，体现在以下三方面：其一，用法律对目前的广告形式作出限制。弗洛姆认为，在过去，半催眠性和非理性的广告发展迅速，必须对此加以限制。可以像对烟草商所要求的那样，在他们的产品上贴上有害健康的警示标志，对虚假或误导性的尤其是与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有关的广告要严厉禁止。其二，政府用税收和贷款调节对企业生产有用和无用甚至有害的产品，即制定税率促使企业同意生产与健全的社会相适应的产品，或政府用贷款影响企业生产更多的有益于社会的产品。现代社会的一些例子也是可行的，如通过国营的形式，生产一些新的产品，给社会作出榜样，为私人的创业铺平道路。其三，与在私人领域投资相适应，政府应该不断增加在公共领域的投资，如交通、住房、学校、公园、剧院等。政府这样做有两个优点：一是满足与人的活力和成长相应的需求；二是有利于人的团结，克服个人的贪婪、嫉妒以及人与人的竞争。

在弗洛姆所论述的消费者的革命中，所谓的“革命”也是渐进式的。他对当今资本主义国家追求最大限度的经济增长率提出批评，认为人们过于崇信这条原则，视经济增长为“进步”，像一个口号，带有半宗教原则，是天堂的企业版，但它无助于人的真正的幸福。同时弗洛姆却认为，限制产量的增长在目前阶段是不合时宜的，唯一能够做的是改变消费者的方向。我们在削减一些不必要的非人性化的消费时，不应该是盲目的，因为这样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如产量的降低、工作岗位的减少、收入的锐减等。因此，这需要一些时间，并且需要经过周密的全社会的规划。

此外，弗洛姆认识到对消费者的革命将是十分艰难的。主要的困难并不是来自于经济和技术领域，而是来自于政治和心理两方面。就心理方面而言，人们的习惯和思维方式不容易改变。就政治方面而言，一些有权力的利益集团与传统的消费模式休戚相关。因此，弗洛姆得出结论说，消费者的革命将是长期的和艰巨的。^[185]

4.有保证的收入

弗洛姆认为，到现在为止，人的行为自由始终受到两种因素的制约。就统治者方面来说，是统治者对于暴力的使用，他们具有杀死反对者的权力；更重要的因素是，饥饿威胁着那些不情愿接受强加在他们头上的工作条件和社会条件的人们。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统治人类历史大部分阶级的原则是：“不劳动者不得食”。这种威胁迫使大多数人不仅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社会的要求，而且要使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也符合社会的要求，甚至他人无法诱使人们做出与众不同的行为。而对于富有的阶层来说，他们却可逃避这条原则。经济的差别常常导致人的地位不平等，大多数人失去了选择的自由。对于经济的差别，弗洛姆并没有反对。相反，他反对收入平均的思想：“收入平均的思想从来也不是社会主义的要求，从很多道理上讲，既不实际，也不可取。”但他同时又认为这种差距不应过大：“这种不平均的情况不应当超越某个限度，致使收入的判别导致生活体验的差别。”因此，他主张社会应该对富有的阶层收取钱财，以补偿收入较低的阶层，从而维持他们有尊严的生存的收入。

现代经济的发展为这种制度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弗洛姆认为，过去“不劳动者不得食”是有事实根源的，因为人们一直生活在贫困的水平上，没有足够的物质产品满足所有人的需要。而在当今经济丰裕的时代，有保证的收入已经成为可能。它第一次使人摆脱了对于饥饿的恐惧，继而使人从各种经济恐惧中解脱出来，没有人会仅仅因为担心挨饿而必须接受某种工作条件。

有保证的收入是满足人的最低限度需要的合理条件。具体包括某些商品的免费消费，首先是面包，其次是牛奶、蔬菜等。还有免费为人们提供交通，最后人的住房需要也将以同样的方式给以解决。这些有保证的收入的支付可由相应的税制承担。

弗洛姆认为，有保证的收入并不是他的发明，而是深深地根植于西方的宗教传统和人道主义传统：人有生存的权利。生存、获得食物、医疗保健、教育等方面的权利，是人天赋的权利。这种权力不受任何条件的限制，甚至不能以人必须具有社会“有用性”为条件。

有保证收入的意义是重大的，它是从心理贫乏到心理充实的重要步骤。心理贫乏会产生焦虑、嫉妒、自我主义，而心理上的充实则会产生进取心，产生对生活的信心，以及团结一致的精神。而且有保证的收入的实行也使人们不再为生计而奔波，可以有时间来思考关于人的生存精神问题和宗教问题，如“什么是人生的意义？”“我的信仰是什么？”“我的价值是什么？”等。总之，“经济上的丰裕，以及从饥饿恐惧中的解放，将标志着我们从前人类社会向真正的人类社会的过渡”。

弗洛姆还回答了人们对于有保证的收入这一思想的疑问。疑问之一，有保证的收入是否会减弱人们工作的积极冲动。弗洛姆认为，物质动机并不是人们工作或努力的唯一动机，除此之外，还有自豪感、社会的认可、工作本身的快乐等，如科学家和艺术家的工作。如果金钱不是主要动机，那么工作无论在它的技术方面还是社会方面，一定有足够的吸引力和兴趣比被动消极所带来的不愉快更有价值。疑问之二，消除了对饥饿的恐惧，真能使人获得更多的自由吗？弗洛姆认为，除了有保证的收入之外，还必须改变人的消费心理。“对于贪婪的人来说，永远存在着贫乏，因为他永远没有足够的东西，不管他实际上是多么的富有。”因此，必须将最大限度的消费改变为最适宜的消费。这就与消费者的革命联系起来，即消费者的革命是有保证的收入的必要条件。^[186]

如果这种有保证收入的思想扩而大之，由国内延伸至国际，弗洛姆便主张发达国家对经济欠发达的国家提供经济帮助。他认为，世界富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已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世界富国的和平取决于穷国的经济进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西方世界的和平与自由不可能与非洲和中国的饥荒与疾病同时存在。如果工业化国家想帮助非工业化国家，它们就得削减不必要的消费；如果它们想和平，它们就必须想到帮助非工业化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