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起点的多元文化主义

早在1996年，契斯卜若就认为，NCA作为经常性地指导和控制传播研究方向的学术机构，需要调整其哲学导向及发起的实践活动；NCA应该认识到，多元文化主义对于传播学这一学科是有益的。在NCA这样的机构中，多元文化主义可以在很多方面发挥价值：首先，可以让具有多元文化背景的人们参与到NCA的研究计划中，然后就这样的多元文化基础验证所归纳理论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其次，可以借助多元文化主义对传播学问题加以认识与评定，将多元文化主义作为从国际视角看待传播问题的根本；最后，将多元文化主义作为对NCA的传播道德系统进行重新审视的基础。

基于这些益处，契斯卜若认为，进入21世纪，我们应实现七种转变。第一，作为对“如何开展传播学研究”这一问题的有益补充，“多元文化主义应被视为一种学术的和理论的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第二，认识到世界上存在许多种对现实的不同看法，其相互之间有时候是矛盾的，“应将多元文化主义理解为对现有现实概念的一种挑战，它带来了另一种更有活力的现实观”。第三，在对反犹太主义、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同性恋及年龄歧视等问题有所警觉的基础上，NCA应对“不同形式的歧视和偏见”——它们对任何组织都可能会造成影响——加以注意并想办法避免。第四，“作为专业人士，我们需要保护所有的学者免受言辞不当之害——言辞不当往往是多元文化冲突的源头”。第五，NCA应“将核心成员组（传统上是代表着不同文化的系统）整合进入其管理阶层”。第六，NCA应认识到我们每个人都有着“多元的、相互之间会有冲突的自我定义”，“我们每个人都代表着多元文化体系、是其中一员，并且从多元文化体系的角度说话”，“每个人都应该理解自己多元文化的身份”。第七，我们都“应该就这些问题进入一番新的对话，而不仅仅是那些自认为是少数族群的人才需要这样做”。

一开始我们预计对国际听众的迎合不会让契斯卜若演讲的中心原则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们认为，也许可以对以上七条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研究原则有所延伸。但是随着分析的深入，尤其是当我们研究了一些当代案例后，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已有的对当前的国际传播状况的描述是不恰当、不准确的；如果不对这一情况加以说明，那么对契斯卜若七条原则的延伸就是不全面的。

我们现在认为，对国际传播进行更为深刻的再认识是很有必要的。自1996年以来，国际上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这些事件使我们理解国际传播的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01年的“9·11”事件和美国随后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对我们的影响尤为明显。我们认为，对于美国的这次出击，国际上的看法和理解特别重要。鉴于以上这些观察，本章的目的在于启发（如果不是被视作挑衅的话），因为我们希望本章的主要观点可以对其他人形成挑战，鼓励他们对我们的想法做出回应，但我们最主要的还是希望：在21世纪之始，我们的言论可以抛砖引玉，激起大家对传播学这一学科的本质及发展方向的讨论。

在我们看来，政治环境的重新定义对控制和指导国际传播的理论本质、研究方法和应用问题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国际政治/力量关系即将经历一场意义深远的转变，我们正处在其开端。这场转变已经开始直接而深刻地改变国际传播的本质，而我们用以衡量和评价国际传播有效程度的标准也同样重要。这就是本章的主题思想。在这一点上，将我们的主题思想看做一种预言、一种理念也不为过。但是我们也相信，这一预言的意义在如今已经非常明确，且毋庸置疑。

鉴于本章的主题思想，我们在此发展出了五条主要观点。第一，我们对国际传播进行了一次有目的的、有选择性的调查，结果表明：一场即便称不上非凡但足可以称为强大的国际传播革命与转变正在发生。第二，从历史的角度进行分析，传播学学科理论一直以来被政治、军事、经济及社会力量等因素所左右。确实，当我们认识到诸如科技这样的变化因素可以对传播学的理论构架产生巨大的影响时，我们就越来越相信传播理论是源于权力的、由最强大的民族国家所决定。第三，我们认为一场力量上的新转变正在世界范围内发生，这是一次从西方主导向东方视角转变的过程。第四，这种力量的转变表明，国际传播的操作与分析已经出现了多种不同的方式。为了说明这种转变的本质，我们以2006年朝鲜宣布其核试验政策后中美两国的反应与处理方式为例做了研究。在我们看来，针对这一“国际危机”，出现了两种不同的传播策略。第五，也是最后一点，已经有人认识到了这场转变的理论意义。本章第二部分将分析一些传播学学科内已经发表的文章，它们为以上思路提供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