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汉代考古资料反映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马建军

内容摘要 宁夏，秦汉时期进入中国的统一版图，成为统一国家的有效组成部分。两汉时期，境内主要设置北地、安定两郡，分别管辖南北区域，加之移民屯垦、兴修水利、开发农业，促使这里的社会经济得到快速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宁夏境内考古发掘和清理了200余座两汉时期的墓葬，大多分布在中部和南部地区。且出土了大量的陶、釉陶、铜、铁、金等各类质地的精美文物，从考古学视角而言，为全面认识两汉时期宁夏的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和实物证据。

关键词 宁夏两汉时期考古资料 社会经济

秦汉时期，宁夏进入中国的统一版图。但域内的经济发展，经历了从南到北、循序开发、逐步发展的历史过程。战国时期，宁夏南部就进入了秦的统治范围，秦人“行地宜，务耕种”，推广农业。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派大将蒙恬率30万大军北逐匈奴，收河南地。又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34县，“城河上为塞”，移民谪戍。史书把秦新开发的广袤区域称为“新秦中”，其中包括了今宁夏平原。到了西汉时，在汉武帝之前，由于社会动荡，北方匈奴势力南下，北部又被匈奴占领，南部由北地郡统辖。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年），把原北地郡一分为二，在其西北部析置安定郡，郡治高平（今固原），属今宁夏境内的有6县，即高平、乌氏、朝那、三水、眴卷、月氏，管辖南部地区。北地郡的郡治向北迁移，由今甘肃省宁县北移至马岭（今环县东南），属今宁夏境内的有5县，即朐衍、富平、灵洲、灵武、廉县，从而形成了安定与北地两郡分管宁夏南北的格局。之后，宁夏境内大力推广移民屯垦、兴修水利、开发农业，致使这里的经济、文化都有较快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先后在宁夏发掘和清理了两百余座汉墓，出土了大量的精美文物，有陶、釉陶、铜、铁、金、玉、木等各种质地，为全面认识当时宁夏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翔实的考古学资料和实物证据。本文拟从考古学视角探讨两汉时期宁夏境内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一、宁夏境内发现的汉代考古学资料

先秦时期，宁夏境内主要生活着义渠、乌氏、朐衍、空同等戎族部落，考古学所显示的文化主要是颇具区域特色的戎族青铜文化， 而这种文化所展现的经济形态主要是畜牧业经济。秦汉时期，这里独特的区域文化逐步被大一统文化所取代，考古学材料便是见证之一。近年来，宁夏境内考古发掘两汉墓葬初步统计有200余座，出土了大量器物，是深入研究和讨论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有力证据。目前公布的主要墓葬有：中北部的吴忠关马湖汉墓群（45座）、银川平吉堡汉墓群（8座）、盐池张家场汉墓群（8座）、灵武横城汉墓群（25座）、盐池宛记沟汉墓群（7座）、吴忠市韩桥汉墓群（18座）、同心倒墩子汉墓群（27座）、同心李家套子汉墓群（5座）；南部的环绕固原城的墓葬群，发掘墓葬约30座，即固原北塬汉墓群、固原城西汉墓群、固原南塬汉墓群，还有固原县上饮河汉墓1座、固原头营陈家洼的汉墓群4 座、彭阳古城汉墓2座、泾源果家山汉代遗址等。这些墓葬的规模基本上都属于中小型，但在形制上有一定的差别，大体可分为三大类，即：土坑墓，数量较多，形制在春秋战国竖穴土坑墓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又分长方形竖穴土坑墓、竖穴土坑木椁墓、竖穴土坑石椁墓。洞室墓，出现于西汉中期，流行于西汉晚期及王莽时期，又分土洞墓、土坯室墓、石室墓。砖石墓数量较多，又分砖砌单室墓、双室墓、三室墓、四室墓。出土的随葬品，依据其中的纪年资料，并结合考古类型学方法与中原等地区的出土器物比较，大致分为四期。第一期以固原城西、盐池张家场与同心倒墩子等墓葬为代表，随葬品中铜器数量最多，其次为铁、陶器等，还有少量的金、石、漆器等。铜器中实用的器物较多，有铜钟、铜钫、铜盘、博山炉等。第二期以盐池宛记沟、吴忠关马湖、银川平吉堡、固原城西墓葬为代表。随葬品仍以铜器为主，陶器次之，还有少量的金银、木、漆器。铜器主要为礼器与车马器。陶器中出现不少釉陶，还有白衣彩绘陶，并马、牛等陶塑动物，有少量的金箔片、木动物俑及木梳。第三期以灵武横城、盐池张家场、固原北塬、彭阳古城、同心李家套子等墓葬为代表。随葬品以陶器为主，伴有一定数量的铜器，还有少量的铁、玉、漆、铅器等。陶器以灰陶为主，釉陶次之，红陶较少，并出现黑衣陶器。铜礼器消失，代之以仿铜陶礼器增多。第四期以灵武横城、固原上饮河、固原陈家洼等墓葬为代表。随葬品仍以陶器为主，铜器较少，还有少量的铁、玻璃器等。陶器中灰陶与釉陶各占一半，红陶极少。有少量的铁釜、玻璃瑱等。这四期的墓葬所代表的年代依次为西汉中期、西汉晚期、王莽与东汉早期、东汉中晚期。这些墓葬无论是形制、葬式，还是随葬品都具有中原及周边地区汉墓的一般特征，同时又表现出了一定的区域差异性。

二、汉代考古学材料体现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宁夏境内大量汉代墓葬的发现，获得了丰富的考古学材料，对研究当时宁夏的历史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大有裨益，考古学材料体现出了这里的社会经济形态从先秦时期“畜牧为天下饶”的牧业经济向稳定的农业经济过渡，并且农业经济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表现出亦农亦牧，农牧并重的经济发展形态和人民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制陶、冶造、装饰等手工业经济的进步发展。

（一）体现了宁夏社会经济的形态与发展

宁夏发现的汉代墓葬，时代分为西汉中期、西汉晚期、王莽与东汉早期、东汉中晚期。从墓中的随葬器物看，时代较早的西汉中晚期即第一、二期的墓葬中出土了数量较多、体型较大的实用青铜器，有钟、钫、盘、盆、釜、勺、博山炉等。王莽与东汉早期即第三期的墓葬中，出土有精美的青铜描金摇钱树，铜镜与色泽艳丽、釉质细腻、表面莹润的釉陶器等。东汉中晚期即第四期的墓葬，多数随葬品较少，且品种比较单一，主要以流行的大众化陶器为主，还有为数较少的釉陶器。这与史料所载当时宁夏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基本一致，可以互为印证，二者结合，从中分析出宁夏境内当时存在的经济形态，即农业开发与牧业并存的格局，亦农亦牧，且都有较快的发展。

两汉时期，宁夏境内的建置在汉武帝之前，中北部川区实际上先为楼烦、白羊王属地，后来匈奴冒顿单于强大以后，消灭了楼烦、白羊，重新占领了河套地区包括秦时开发的新秦中，并时常带兵南下骚扰汉之边境。汉武帝元朔二年至元狩二年（前127 年—前121年），汉朝击败匈奴后，“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这样宁夏中北部的广大区域复归汉王朝，由北地郡统辖。王莽时更名北地郡为威戎，辖19县，其中宁夏可考的有灵武、富平、灵洲、朐衍、廉县5县。并且汉朝政府倡导徙民到此畜牧、屯垦，从内地招募农业人口，致使这里人口大量增加，冠盖相望。还设典农城，任命典农都尉管理农垦，冯参就是汉成帝时驻上河（今宁夏永宁县）的典农都尉，具体负责屯垦事宜与管理屯户。加之又在宁夏平原上兴修水利，为引黄灌溉提供便利条件，主要拓展了秦渠，修通了汉延渠与汉伯渠，始修后世著名的唐徕渠，极大地推进了农业灌溉，使农业经济得到快速发展。这个区域内诸多西汉中期的木椁墓和砖石墓的发现以及出土的相关器物就能够证明农牧结合的经济形态。一方面体现了农业经济的发展。虽然宁夏中北部迄今还没有发现西汉前期的墓葬，可是中后期的墓葬有大量发现，且绝大多数与中原地区的汉墓基本相同，说明经济形态的发展与中原地区基本相同，以稳定的农业耕作经济为主。更何况出土了诸多与农业经济相关的器物，诸如吴忠关马湖、银川平吉堡汉墓中分别出土陶牛与耕作式木牛，证明牛耕的流行与重要性。平吉堡汉墓中还出土有粟，装在陶仓中。另一方面体现出了牧业经济的重要性。许多已发掘汉墓依然流行使用土坑墓和土洞墓，随葬车马器和牌饰等，这些习俗与先秦时期这里的墓葬形制和随葬习俗很相似。如随葬品中的扁壶，又称背水壶，被认为是畜牧经济的代表性器物，出土众多，反映了畜牧业在经济结构中占据的重要地位。吴忠关马湖汉墓中出土马、鸡、狗等家畜禽等模型，又如同心倒墩子、李家套子匈奴墓出土的各种动物纹及人物车马图案的透雕牌饰等，颇具特色，装饰有马、羊、骆驼及虎、龟、蛇等动物图案，说明当时蓄养的牲畜种类与存在的畜牧狩猎经济形态。

而在宁夏南部，西汉的墓葬主要集中出现在今固原地区，这与史料所载的发展轨迹一致。西汉早期，这里属北地郡管辖，属边鄙之地，经济形态延续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畜牧业经济。西汉中期，北方匈奴崛起，时常南下寇略不止，公元前166年，匈奴单于率“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卬，虏人民畜产甚多”。遂至今固原一代，并派骑兵入烧回中宫，威逼汉都长安。汉武帝时，设置安定郡，治高平（今固原），固原遂成为南部的政治经济中心，汉武帝先后 6 次巡幸，采取多种政策措施， 鼓励发展生产，致使这里出现了“牛羊塞道，饶谷多畜”的繁荣景象，畜牧业与农业经济有了根本性的发展，考古学材料既揭示又补证了这一发展历程。从考古学视角看，西汉前期的考古发现迄今还是空白，这与史料中“土广人稀”的记载吻合。从西汉中期即汉武帝之后，墓葬在固原城周围及其他地方大量发现，一方面说明固原作为郡治后，城市人口数量大大增加，城市建设规模扩大，出土诸多的城市排水系统设备，下水地漏，排水管道与建筑材料瓦当、大板瓦等，足见当时城市建设规模较大，设施完善。另一方面，木椁墓和砖石墓的大量发现以及出土的大型实用青铜器钟、钫、壶等，还有农耕器具铁犁铧与生活陶器具和房屋、陶仓、井等以及粮食粟的出土，说明农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同时还有为数较多的牛、马、鸡、狗、猪等动物模型的出土，是畜牧经济发展的见证。

东汉前期，宁夏境内的墓葬区域性特点消失，与中原地区达到了一致，如构造砖室墓和随葬明器陶塑俑、各种动物等，表明这里的区域经济与全国同步发展。东汉中晚期，西北羌族人民起义，官兵战事不利，兵燹祸及，为躲避战火，安定与北地两郡皆南徙关中。宁夏境内社会经济遭到重创，中北部西汉时所设置的灵武、朐衍、朐卷等县，相继废除，因此中晚期的墓葬发现数量减少，主要与当时人口锐减、经济凋敝有很大关系。南部的安定郡从原属县21个减为8个， 人口急剧减少，从原14万降到不足3万，辖境范围大大缩小。这一时期的墓葬发现数量更少，只有固原城和陈家洼墓葬群。史载，在迁徙过程中，政府采取强迫手段，毁房屋，破积聚，大量百姓饥寒而亡，经济受到了严重破坏。所以墓葬发现少，符合历史事实。随葬品单一，其中既没有实用青铜器，也不见表现豪强地主庄园经济的陶楼与坞壁之类的器物，说明当时宁夏境内经济衰退，更没有形成发达的地主庄园经济。

（二）体现了宁夏人民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

宁夏境内发现的西汉中后期至东汉前期的考古学材料，体现了人民的经济生活水平有了普遍提高。从墓葬形制结构看，大型木椁墓和砖砌多室墓居多，并且出土的随葬品较为丰富。汉之前，木椁墓在宁夏没有发现，到了汉代才出现，其所占墓葬比例为8%至10%，而木椁墓中又主要以土坑木椁墓为主，占81%左右。砖室墓很多，在所有发现的墓葬中，占比为50%左右，且遍布宁夏南北境内，其中双室砖墓的比例为48%左右，多室砖墓的比例为29%左右，单室砖墓相对比例较小，在多室砖墓中还出现不少四室砖墓。木椁制度产生于大汶口文化后期，并在丧礼中逐渐发展形成一种棺椁制度。到龙山文化时期，棺椁的使用规制比较完善，使用规格从高到低排列分别为两椁一棺、一棺一椁到只有棺。汉代的棺椁之制，其结构主要采用木椁玄宫，出现了古代木构地宫的高峰。宁夏境内发现的土坑木椁墓，只有椁而无棺，既有早期棺椁之制的影响，又呈现了区域特点。能够用棺和椁做葬具，使用大型木椁墓，说明墓主人生前的社会地位较高，有较为雄厚的经济实力。墓中的陪葬器物丰富，有大型青铜生活实用器具和兵器，如青铜器形有钟、钫、盘、盆、釜、勺、博山炉及铜镜、青铜描金摇钱树等。青铜实用器在汉代一般只见于大型王陵墓之中，说明墓主人身份尊贵，从另一侧面反映了经济的繁荣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西汉晚期至东汉早中期，墓葬结构主要为砖砌多室或单室墓，随葬品除了铜器和陶器之外，还出现了艳丽莹润的釉陶器。这些砖砌大型墓葬的出现，说明以木构营造地宫为主转向了以砖石营造为主，墓葬的构筑方式与中原同步，同时说明东汉中前期社会经济稳定发展，人民安居乐业，主要定居在城市周围，经济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东汉中后期，受兵燹祸及，郡县一并内迁，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考古发现的墓葬也随之减少。

（三）体现了宁夏手工业经济的发展

在古代，手工业是经济领域最重要的行业。宁夏境内发现的汉代考古学材料中，很多器物的种类体现了当时手工业发展状况，尤其在制陶业与青铜、铁等金属铸造业方面更加突出。首先，制陶业有了长足发展，达到了一个新水平。在汉代，北方地区的制陶业发展很快，特别于西汉中期，发明了广泛流行于黄河流域的釉陶，又称“北方釉陶”，即在普通陶器表面涂上一层釉，经低温烧制而成，表面光泽亮丽，美观大方。其制作方法主要是配制釉药，内含大量的氧化铅，也称“铅釉”，采用铁、铜、钴等金属元素为着色剂。颜色多为绿色、黄色或黄褐色，一般讲，黄褐色时代较早，绿色较晚。棕黄色釉是釉药中含的三氧化二铁经过氧化焰烧炼而成，烧造时要求配料准确，含铁适度，对窑温和通风要严格掌控，这需要熟练的技巧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要有较高的制陶技术。宁夏境内近年来出土了大量汉代陶器，种类繁多，除陶砖瓦外，有罐、瓶、壶、灶、炉、釜、鼎、灯、盘、杯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釉陶，不仅出土数量多，而且品种多样，有罐、壶、灶、井、仓、房屋、家畜造型等，这些釉陶器色泽鲜艳，以黄色和绿色居多，表面光滑莹润，或碧绿，或黄中泛红，显示出了很高的烧制技术，说明当时宁夏境内制作陶器尤其是釉陶的技艺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其次，青铜、铁等金属铸造业有了快速发展。宁夏境内汉墓中出土了一批大型实用青铜器，有钟、钫、盘、盆、博山炉等，这些器物铸造技术高超，采用了传统的外范内模铸造法，并有所创新，使用了金属模具。如固原城西汉墓中出土的铜锺，在铸造过程中，采用支钉，把内模与外范合理分开，同时也确保了锺壁厚度均匀一致。制成后用红铜镶嵌在支钉留下的小方块内，打磨使其表面呈现光滑一致的效果。再如铜盘，使用金属模具，采用内外模压法制成，其口沿壁厚仅0.4厘米，底部壁厚0.12厘米，能够铸造出如此薄的器形，足见铸造水平之高。汉代，铁是用于制作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的主要原料，西汉时，冶铁业在宁夏有了较好的发展。在同心马家洼子、固原蒿店、平罗暖泉等地的汉代遗址中发现有铁块，有的还发现有铁矿渣。泾源果家山、盐池李寨子汉代遗址中出土有铁釜，隆德县城出土有汉代铁鼎，口径约80厘米，深60厘米。还有诸多农耕工具，如铁犁铧等的出土。可见当时这个区域已经能够铸造并使用多种铁制农具和生产用具。再次，诸如编织、丝麻织业、漆器等手工行业有了一定的发展。银川平吉堡汉墓出土的人字纹编织竹席，着色丝绸残片，中卫张家山汉墓出土有麻布，说明编织业和丝麻织业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银川、中卫等地的汉墓中还出土有漆器。

（四）体现了宁夏境内金属装饰工艺的进步

金属装饰工艺，主要包括在金属器上镶嵌、错金银、鎏金、鎏银等工艺。宁夏汉代墓葬中，出土了诸多装饰精美的金属器，如固原九龙山汉墓中出土的金饰件，镶嵌有绿松石，就是在饰件的上下两边做出由小圆圈组成的阳文几何图案，中间用弧线与小圆圈做成桃形图案，镶嵌有红绿相间的松石，工艺精巧，采用了西亚金属加工的锤揲工艺。这种镶嵌绿松石的艺术，最早出现在二里头文化时期，起初是镶嵌在铜器上，后来拓展至可以镶嵌在金银器上。具体技术是，先在器物上做好纹饰，然后按纹饰的规格制作不同形状的绿松石，再进行镶嵌。这不仅要有较高的器物制造技术，而且还需要有相当高的玉石加工技艺，只有二者相辅相成，达到珠联璧合，才能制造出精美的艺术品。还如彭阳古城出土的错金银铜羊，长8厘米，高5.5厘米，重665克，使用了始于春秋中期的传统金银错工艺。具体做法是，先把细如发丝的金银线嵌入铜体中，然后错出如同毛状的花纹，栩栩如生，展示了很高的工艺技术，是一件难得的艺术精品。金银错工艺就是先在青铜器的表面按纹样錾刻浅槽，再嵌入细薄的金银片或金银丝，用锉石磨错平滑，最后用木炭加清水进一步打磨，形成色彩斑斓的图案与铭文。如固原城西墓出土的铜和剑鞘口饰件就把鎏金鎏银工艺结合在一起的精美器物，先勾出表面要鎏金的图案，其余部位先行鎏银，后在图案内进行鎏金，使各自区域不受侵压。这种装饰方法把两种工艺集于一身，工艺流程既独特又有一定的难度，技艺要求高。这些先进的金属装饰工艺在宁夏汉墓中的出现，说明当时这里与全国发展同步，也证明经济繁荣，金属装饰水平很高。

汉代，宁夏境内从发现的考古资料，结合史料记载分析，揭示了当时区域经济的发展状况，城市建设步伐加快，经济形态农牧并重，亦农亦牧，共同发展。由于大力推行移民屯田，农具改进和兴修水利，当时的农业生产水平提高，粮食产量大大增加。畜牧业与制陶、冶铁等手工业得到了快速发展。至东汉初年，宁夏境内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出现了“饶谷多畜”“人民炽盛，牛马布野”“畜牧为天下饶”的欣欣向荣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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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保护中心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