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那湫及其宗教文化变迁

薛正昌

朝那湫，是黄土高原上的一大著名湖泊，典籍里清楚地记载：“朝那湫祠在原州平高县东南二十里”。由于朝那湫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秦灭义渠戎国之后对这里进行过特殊经营，加之朝那湫自身的神奇，使得战国时期的秦国格外看重这里。一是战国秦长城的修筑，在固原地界是内外两层；二是朝那县的设置，增加了地方政权的管理。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朝那湫的影响与地位再度提升，进入到国家祭祀层面，是秦皇汉武祭祀龙的所在，对后世影响很大，发展成为一种“湫神”信仰。汉唐时期，最负盛名的朝那湫在哪里，记载是清楚的。宋代诅楚文的发现，为学者们提供了十分珍贵的研究资料。[1]

明代以后，赵时春关于“朝那湫”的数篇文章 [2]对后世影响很大，朝那湫被写进了地方志书，后人看到的朝那湫已不是秦汉、汉唐所独尊，对朝那湫之所在产生了疑问。20世纪70年代，在固原县古城公社古城大队（今彭阳县古城镇古城村）出土一尊西汉初年的铜鼎，鼎上有“朝那”等铭文，考古鉴定为“朝那鼎”，为西汉时期的量器。鼎上有铭文三段，其中一段为“第廿九五年朝那容二斗一升重十二四两”。此物出土，至少回应了三个问题：第一，是西汉早期朝那县标准计量容器；第二，古城镇是汉代朝那县治所在；第三，与古城镇相邻的朝那湫就是汉代的国家祭祀地。本文仅对朝那湫祭祀与祭祀文化变迁做些梳理与论述，包括宗教文化的变迁。

一、秦汉典籍里的朝那湫

从文字记载看，朝那湫祭祀始于战国。战国末期，秦楚两大强国对峙。秦国在军事进攻与外交连横动摇齐楚联盟的同时，还求助神灵以败楚国，诅楚文就是这个背景下的产物。秦惠文王为使伐楚取得军事上的先机，刻文于石鼓，献于朝那湫，这就是后世著名的诅楚文。所求之神巫咸、大沈厥湫和亚驼，题目分别为湫渊、巫咸、亚驼，故宫博物院藏诅楚文（《古文苑》《金薤琳琅》本等）版本不同，题目称谓也有细微差别，《大沈厥湫文》也叫《久湫》。石鼓文在北宋时期被发现，共有三篇，分别是《告巫咸文》《告大沈厥湫文》《告亚驼文》，出土地点各不相同。《告巫咸文》发现于秦的古都雍（今陕西凤翔开元寺），《告大沈厥湫文》（也叫“大沈久湫”）“治平中，渭之耕者得之于朝那湫旁，熙宁元年，蔡挺帅平凉，乃徙置郡廨，后携以阳南京”[3]发现于朝那湫水旁（固原东南），元人周伯琦（1298—1369年）释读说：“久湫者，古湫也，古字借用”。[4]《告亚驼文》出土地点不详，近年有学者研究发现于甘肃真宁县（今正宁县）要册湫。三篇诅楚文除个别文字有差异外，整体内容基本是相同的，皆数楚王之罪，昭告于神。《司马法》曰：“将用师，乃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以祷于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造于先王。然后冢宰征师于诸侯曰：‘某国为不道，征之’。”[5]师祭时呼告的神不只一个，而是遍告皇天、后土、山川诸神，涉及天神、地神、水神。大沈久湫为水神，因为秦人重水德。

戎与祀国之大事。诅祝之俗古代盛行，兴师征讨对方之前，必须由巫祝之人将对方的罪状以文字的形式告于神灵，使自己获得天助，敌人遭到天谴。山川祭祀是中国古代王朝祭祀体系，秦始皇整合秦国与东方六国诸多山川名胜，构建了一个全新的国家祭祀格局，朝那湫进入到这个王朝祭祀体系之中。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其中定“湫渊，祠朝那”，“亦春秋伴涸祷塞，如东方名山川；而牲牛犊牢具圭币各异”[6]，奠定了朝那湫祭祀的层级，明确将朝那湫作为国家祭祀的对象，与黄河、长江、汉水同入国家水神祭祀之列。缘此，《史记·封禅书》载：“自华山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水，曰河，祠临晋；沔，祠汉中；湫渊，祠朝那；江水，祠蜀”。裴骃《集解》载：“苏林曰：‘湫渊在安定朝那县，方圆四十里，停不流，冬夏不增减，不生草木’。”司马贞《索隐》载：湫渊“即龙之所处也”。《汉书·地理志》载：安定郡朝那有湫渊祠。《括地志》云：“朝那湫祠在原州平高县东南二十里……朝那古城在原州百泉县西七十里，汉朝那县也。”[7]典籍里记载的朝那湫及其方位是清楚的。

二、国家祭祀层面上的朝那湫

依自然地理看，六盘山下的古朝那湫池，是先秦汉唐时期黄土高原上的著名湖泊。这是研究自然地理和历史地理的学者所公认的。从宗教文化的意义看，朝那湫是先秦汉唐时期西北地区重要的国家祭祀地。

先秦时期，地处黄河中游的固原，气候湿润，泉水众多，地表水和地下水都很丰富。朝那湫所在地周围生态环境良好，朝那湫边缘设置较早的朝那县，其称谓就因朝那湫之名而来。司马迁跟随汉武帝数次亲往固原并登上六盘山。他在《史记·封禅书》里已写道：“湫渊祠朝那。”朝那湫进入国家祭祀序列，有多重原因。

首先，朝那湫是秦先祖祭祀地。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前272年），秦灭义渠戎国，义渠戎国的地域纳入秦国版图。诅楚文的面世，就是秦昭襄王出兵攻楚之前在朝那湫进行的宗教活动，这里是秦人旧有的势力范围。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虽然时光过去了大半个世纪，但祖先统一全国过程中的祭祀圣地，秦始皇是要传承的。秦统一后，秦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他在炫耀武功的同时，追念先祖之足迹，祭祀朝那湫，以告慰祖先。当年的“诅楚”与后来秦始皇的大一统，都体现着国家意志，“是中央权力在试图对自然地理施加影响……也有宗教上的神圣性……是当时国家政治地理格局的一种反映”。[8]

自秦始皇以来，历代帝王每遇新帝大典或其他军国大事，都要或亲自巡狩和祭祀山川，或遣特使专程往山川告祀。汉武帝数度巡狩固原期间，曾祭祀过朝那湫。《史记·封禅书》里，司马迁追述了秦时祠祀制度：“自华以西，名山七，名川四。”界定的是华山以西的名山大川，其中四处“名川”之一，就有“湫渊，祠朝那”。说明在秦代，朝那湫就是国家法定的祭祀之地。

其次，朝那湫的神奇异样。苏林注解说：“湫渊在安定朝那县，方四十里，停不流，冬夏不增减，不生草木。”从朝那湫生成环境看，本身就蕴藏着神奇。封禅，是历代帝王祭祀山川的礼拜活动。作为汉武帝随身的太史令司马迁，有感于朝那湫的壮阔和神奇，有感于汉武帝在朝那湫的祭祀活动，将“朝那湫”祭祀写入《史记》，而且具体归在“封禅书”里，宗教文化色彩体现无遗。古代祭祀山川，就是因为一些山川有特殊的“灵异”之处。“朝那湫”的“灵异”之处，就在于它是黄土高原上的湖泊，而且湖水常年不增不减，水中不生草木，所以古人才视其为“神异”，并置祠祭祀。秦汉时期的“朝那湫”，就归“山川之神”祭祀之列。[9]

另外，“朝那”称谓传承着秦人的图腾文化。所谓图腾，是指原始社会的先民把某种动物或者植物当作自己的亲属、祖先或保护神，相信他们有一种超自然力，能保护自己，是一种被人格化的崇拜对象。“朝那”（音“zhu nuo”）一词，是古羌人语言的音译，指黑龙。[10]羌族，是中国西部古老的民族，奉龙为灵物，以龙为图腾。生活在四川北部一带的羌族，仍保留着原始宗教，盛行万物有灵崇拜。作为羌人之后，秦人传承了对龙的崇拜。[11]这从宗教文化的深层，可以看到秦人民族精神的崇拜。“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12]司马迁在他的《史记》里也记载了秦文公“获黑龙”的事，直接印证了秦人的文化图腾。

还有，秦人尚水德。诅楚文所刻三石，如果把所告之神归纳一下，可以分为三类，即天神、地神、水神，谓之上之天、埋之地、沉之水的“三官手书”。诅楚文应是秦人伐楚时，分告天、地、水三神，“以厎楚王熊相之多罪”的诅文。[13]“大沈久湫，就是秦巫所崇拜的水神。从《大沉久湫文》出土于朝那湫旁，印证了朝那湫之为水神，也印证了秦人尚水德的风俗。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秦更名河曰德水，朝那湫为六盘山下、泾水流域最具神异功能的灵湫，与秦人德水的水文化观是一致的。“秦人传统神秘主义观念体系中，对‘水’的特殊信仰，很早就有重要的地位”。[14]

缘于以上原因，朝那湫才成为国家层面上的祭祀圣地。其影响力不仅在宗教，也影响到文学创作。敦煌汉简里有一首《风雨诗》，属汉乐府类。其中有一句“天门俫小路彭池”，研究者在校释的过程中，由“彭池”联想到“湫池”，再到“湫渊”[15]，但没有延伸到湫渊就是朝那湫。如果当代人写当代事，朝那湫是国家祭祀地，“彭池”也好，“湫渊”也罢，影响诗人的应该是朝那湫渊。此说若能成立，实际上也是当时湫渊祭祀地对文人的影响所在。

三，汉唐朝那湫祭祀变迁

汉承秦制，在国家祭祀方面的礼制得到了传承，“祠朝那湫”仍载入祭典。汉文帝时下诏增加朝那湫的祭器，“玉加各二……圭币俎豆以差加之”，祭器与礼器均予以增加，同时，“及诸祀皆广坛场”[16]，不但提升了祭祀规格，而且祭祀场所也得到了修缮和扩展。《汉书·地理志下》载：“朝那，有湫渊祠。”郊祀与地理记载，旨在说明西汉时期朝那湫仍是国家祭祀地。

汉代朝那湫祭祀，在体现国家层面上的祭祀地的同时，实际上它的指向已经潜在地发生变化——融入民间祭祀。《汉书·郊祀志》师古曰：“此水今在泾州界，清澈可爱，不容秽浊或喧污，辄兴云雨。土俗亢旱，每于此求之。相传云龙之所居也。而天下山川隈曲，亦往往有之。”说明汉代的朝那湫不仅是国家祭祀之地，也因其灵异之处已成为西北干旱地区人民祷雨、祈雨的神圣之地。

汉代固原不但有古代“巫术”，而且盛行“胡巫”，文化融合的因子更为多元。古代中国，人们对日月星辰、河海山岳等自然存在非常崇拜，视之为神灵，并祭祀和祈祷，由此逐渐形成了一个天神、地祇神灵系统。“朝那湫”，就是古人“水”崇拜的典型。道教承袭了这种鬼神思想，巫术自然被道教所吸收和继承。六盘山历来被喻为“秦陇锁钥”，秦汉时期关中四关之一的北面著名的“萧关”，就是以南北横亘的六盘山为屏障而雄踞北方的。在古人看来，雄伟而神秘的大山，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常常与天道和神灵联系在一起。山在人们的心目中是有意志的诸神的化身。这种原始宗教，不仅反映在民间，帝王们尤其推崇。“秦国自秦灵公开始，由封禅精神的演变，形成建立神祠的风气，就成为后世道教崇拜多神的滥觞。”[17]这实际上是秦始皇祭山祀水的渊源。秦始皇祭祀朝那湫神，同样影响了汉武帝。跟随汉武帝巡祭名山大川的太史公司马迁在他的《史记·封禅书》中的结论与赞辞中说：“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祭天地诸神”的祭祀对象较秦时更为系统化，而且伴随着“封禅”活动。

历史上的固原，是关中北出塞外的军事要塞，其屏障就是穿越清水河谷地的“萧关”。这里是丝绸之路东道北段必经之地，也是北方少数民族南下入关的通道；更是北方草原游牧文化、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相融会地带，秦汉时期北方少数民族“胡巫”亦进入固原。《汉书·地理志下》载：“朝那，有端旬祠十五所，胡巫祝。又有湫渊祠。”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年），汉武帝析置安定郡时，固原境内的朝那县就已经有北方少数民族胡巫的活动。“在男曰觋，在女曰巫，使制神之处位，为之牲器。”[18]《汉书·郊祀志》十五个神祠集中在一起，规模相当大，而且是由少数民族“巫者”主持祠事。“胡巫祝”主持的这十五处祭祀的地方，“其形势，是一处带有秦文化风格的祭祀圣地，面对十五处‘胡巫祝’主持的祀所。这一事实告诉我们的文化地理信息，可以帮助我们进行民族地理的分析，也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宗教地理分析。”。民间宗教活动与少数民族胡巫融入其中。

尚巫之风，流行于两汉时期，朝野、官府与民间皆成时尚风气。朝廷还有巫官体系，王侯将相豢养巫师，民间普遍信仰巫师活动。即使宁夏北部募民屯田之地，也有巫师的地位。当时的文化人晁错在提出募民以实边的实施方案中，也都要考虑与“巫”相依存的人事，提出“为置医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恤，坟墓相从，种树畜长，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安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也。”[19]官员承认巫师的社会角色。当然，这里说的是“医巫”，而不是“胡巫”，但毕竟是“巫风”。由此看来，汉代宁夏北部的屯垦区也是流行“巫风”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割据与纷争并举，国家意义上的祭祀活动在客观上受到限制。从地域视角看，宁夏又居多民族、多元文化碰撞融合的边地，游牧民族不时南下进入原州。他们不看重农业，传统水文化对于他们影响有限，祈雨祭祀之类的民间农事活动更少，朝那湫的祭祀活动逐渐冷清。唐代为盛世，朝那湫祭祀再度复兴。唐代国家行为的祈雨祭祀大多以祭祀山川神为主，这些神灵不仅是国家常祀对象，在民间也有着重要的位置。《元和郡县图志》卷三记载，“湫泉祠朝那”。改“湫渊”为“湫泉”，是为避唐高祖李渊之讳，说明唐代对朝那湫渊祭祀活动十分重视，仍是国家层面上的祭祀地。苏林云：“旱时即祠之，以壶浥水，置之于所在，则雨。雨不止，反水于泉，俗以为恒。”[20]这种祈雨的形式，实际上已经延伸到民间，成为民间祭祀的对象。朝那湫水神祭祀世俗化以后成为传奇小说的内容，由《灵应传》到《柳毅传书》，演绎生成了与龙文化相关的完整的宗教文化故事。

唐代，祭龙湫是重要的祭祀形式之一。“湫者，龙之窟也……水存之龙在，水竭则龙亡。”[21]宋代，对龙湫祭祀依旧重视。“镇戎军有朝那湫，即秦汉时湫渊祠也。是岁四月赐庙名灵泽。”[22]赐名“灵泽”，说明宋代朝那湫仍得到高层的重视。欧阳修写了《祀朝那湫文》（《集古录》卷一），苏轼写了《秦祀巫咸神文》（一作秦誓文），还写有《诅楚文诗》。宋人董逌《广川书跋》里记载了诅楚文的出土过程：“秦诅楚文世有三石，初得《大沈湫文》于泾，又得《巫咸文》于渭，最后得《亚驼文》于洛。”[23]可见朝那湫对宋代学者的影响力也很大。尤其是宋神宗时（一说是宋英宗时），在朝那湫旁发现了埋藏于地下一千多年的《大沈厥湫文》，后人知道了朝那湫的过去，产生的影响力更大，使得朝那湫的祭祀活动再度复兴。但毕竟时过境迁，朝那湫祭祀除不同层级的地方官府之外，主要是民间祭祀了。

四、朝那湫与元明时期宗教

元代人对秦汉以来祭祀地朝那湫十分尊崇。据李诚撰写的《嘉靖固原州志·重修朝那湫龙神庙》记载，元代的“朝那湫祠”称为“龙神庙”，汉时的祭祀神“巫咸”已改为“盖国大王”，汉唐时的碑志仍存。金代末年，兵尘荡起，朝那祠已无人看守。元大德丙午年（1306年）的固原大地震，“陵谷变迁，殿宇湮灭”[24]，彻底毁坏了朝那湫祠的殿宇，覆没邻近金璧辉煌的安西王府建筑，战争与自然灾害摧毁了这处千年的祭祀圣地。直到1314年，当地尊崇道教的人以“神降焉”为由，在朝那湫祠旧址上重建殿宇，再绘神像。当地人或周边州、县百姓都来此祈雨，十分灵验。1335年，固原是个大旱年，数月天不下雨，庄稼枯死。固原知州朵儿只按照宗教礼仪先行斋戒，之后躬率僚吏奉币前往朝那湫祠祈祷。返回时未及州府而澎雨大作，三日才停，四方百姓欢呼。因祈雨灵验，数日后知州朵儿只再率僚吏往朝那湫祠谢雨。

学政李诚在《重修朝那湫龙神庙》里还写了一个宗教文化色彩极浓的故事：有一刘姓妇女曾捧着白锡匣告诉李诚说：她与丈夫共修朝那湫盖国大王庙数年而成。她曾与丈夫拜祀于朝那湫水边，当时发现水涌浪开，漂浮过来这个匣子，丈夫拜后打开，见匣内有头发二缕，还有金、银首饰等物。此外还有文字：崇宁三年三川县妇人张梨香，因家人及夫早逝，建新庙于此，捐此匣投湫以示祈祷。刘妇人说了此匣的来历。第二年，刘夫人之夫病，临终托言于妻：“予共汝立祠事神十余载，天不假我以寿，汝肯继吾志守庙立碣以纪其事乎？”刘夫人立志要完成其夫的遗愿。

崇宁三年，即宋朝崇宁年号，时为1104年。三川县，是金朝统治固原时设置的县制，在1183年前后，时间和年号是矛盾的。其实，这一则宗教色彩极浓的故事，说明朝那湫的影响力和民间化的变迁。

明代人撰写的《嘉靖固原州志》里说：朝那湫，是春秋时秦国人“诅楚之文，投是湫也”的地方。战国时期，秦惠文王派说客张仪准备阴谋进攻楚国，为使这次攻伐成功，秦王曾献文于朝那湫神，即先行前往朝那湫焚烧祭文，以示祭祀。献文的大义是说：“敢昭告于巫咸大神，以厎楚王熊相之多罪。”看来朝那湫之神为“巫咸”。明代人赵时春说：“巫咸，相传为朝那县令。”史书对于“巫咸”的记载有数种说法：黄帝时的神巫，帝尧时的人，殷商时的神巫，屈原《离骚》里就有“巫咸将兮降夕，怀椒糈而要之。”看来“巫咸”是古代南北方普遍尊崇的神灵。如果说巫咸是朝那县令的化身，还将“巫咸”神灵附着为朝那湫大神，朝那湫原本应该是在朝那县境内，传说再现了朝那湫祭祀文化的影响力。

五、朝那湫祭祀文化变迁的原因

朝那湫祭祀，自秦昭襄王投诅楚文起已过去了两千多年。这期间由国家祭祀到官府祭祀、民间祭祀祈雨，经历了一个变迁过程。兴盛时期，国家典籍里有明确记载，文人笔下有清晰描述；地方志书里也记载了地方官员的祭祀，包括民间祭祀的传承、演绎传承的故事等。祭祀文化的变迁过程，有着自然的、政治的、宗教的等多重原因。

一是朝那湫环境的自然变化。先秦汉唐时期，朝那湫所在的自然环境，气候温暖湿润，森林覆盖，植被丰茂，清水河、茹河、泾河等河流的水量充沛，一派郁郁葱葱之景象，朝那湫如同众星捧月。唐代，尤其是明代以后，战乱频繁，屯垦加剧，再加上气候变化，这个秦汉时“方圆四十里，停不流，冬夏不增减，不生草木”的湫渊不断受到影响。但绝对不是从此干涸，唐《元和郡县图志》记载，“今周回七里，盖近代减耗”。[25]到了明代，已是“广五里，阔一里”[26]的水面，地表水下降，湖水面积锐减。口述见证，“建水库前有大股的泉水泛出，清澈甘淳，这或许就是史籍里记载的‘泉流有声’。1968年修建东海子水库，说明仍有水源在。现库区水域面积南北宽约0.75公里，东西长约1.5公里，积水面积1600余亩，遇丰水年地表水和泉水汇集，库水增多。[27]

二是地缘政治的影响。秦朝、汉唐政治中心在关中，朝那湫所在地恰在战国秦长城以内，关中四关之一的萧关，是关中西出北上的著名关隘，也是京畿之地北面的门户，地缘政治发挥着重要作用。唐代以后，政治中心东迁，尤其是明代以后，这里成为蒙古兵锋南下的前哨，国家祭祀地逐渐失去了地缘优势。

三是地震灾害的影响。元朝大德十年（1306年）的大地震，研究者认定为六又二分之一级。[28]但根据震后灾情看，似乎要超过7级。《元史·成宗纪》载：“陕西行省开城路地震，王宫及官民庐舍皆坏，压死故秦王妃也里完等五千余人”，“官民庐舍皆坏”，仅王宫死“五千余人”，地震灾害损失很大。影响更为深远的是地震造成地壳错位，封闭了原有水源。1920年海原大地震，地壳错位出现的西吉震湖，即可印证1306年开成大地震。

四是由官府祭祀到民间祈祷。明代以后，朝那湫官府祭祀与民间祭祀并行，民间佛道祭祀文化成为主流，主要是祭祀龙神祈雨。明人赵时春有关朝那湫文章传世后，朝那湫称谓泛化，多地出现湫渊地名，多地祭祀。以六盘山东西走向看，如甘肃宁县湫渊祭祀、华亭县湫渊祭祀、庄浪县湫渊祭祀、隆德县湫神祭祀等。韦伯说：中国“一般民间宗教信仰，原则上仍停留在巫术性与英雄主义的一种毫无系统性的多元崇拜上”。[29]民间宗教祭祀活动，融佛道教于一体，龙神信仰成为民俗文化崇拜的根源。

（作者系宁夏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编审）

[1]欧阳修、苏轼、周伯奇等人的研究文章，见故宫博物院编《元拓诅楚文》（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

[2]杜志强点校《赵时春文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

[3]故宫博物院编：《元拓诅楚文》，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第36页。

[4]故宫博物院编：《元拓诅楚文》，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第31页。

[5]郑玄：《周礼注疏》卷二五《春官》。

[6]《史记·封禅书》，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67页。

[7]《括地志辑校·原州》，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44-45页。

[8]田天：《秦代山川祭祀格局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1年第2期。

[9]周振鹤：《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67页。

[10]赵小刚：《朝那：保留在汉语中的古羌语词语》，《兰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11]王元林、杨帆：《陇东湫神信仰的变迁——以朝那湫信仰为例》，《宁夏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12]《史记·封禅书》，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366页。

[13]吴郁芳：《〈诅楚文〉三神考》，《文博》1987年第4期。

[14]王子今：《秦汉时期的朝那湫》，《固原师专学报》2002年第2期。

[15]肖从礼：《敦煌汉简〈风雨诗〉》，《居延敦煌汉简出土遗址实地考察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16]《汉书·郊祀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212页。

[17]南怀瑾：《禅宗与道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年。

[18]《汉书·郊祀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19]《汉书·晁错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20]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8页。

[21]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九〇《郊祀二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822页。

[22]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九〇《郊祀二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823页。

[23]毛远明：《碑刻文献学通论》，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7页。

[24]《嘉靖固原州志·重修朝那湫龙神庙记》，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7页。

[25]《元和郡县图志》，第58-59页。

[26]（明）杨经纂辑，刘敏宽纂次，牛达生、牛春生校勘：《嘉靖万历固原州志》，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

[27]高万伟：《朝那湫考》，《宁夏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28]任雪梅、高孟潭等：《宁夏固原1306年和1622年地震考证》，《中国地震》2011年第3期。

[29]〔德〕马克斯·韦伯：《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