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斯坦福

1885年加州实业家铁路大亨利兰·斯坦福（Leland Stanford）拿出1700万美元在加州的旧金山市郊创建了斯坦福大学，用来纪念他1884年因病在意大利去世的唯一的儿子。当时的美国正值内战过后的大学改革时期。哈佛学院在这一时期转型为哈佛大学，许多著名的大学也在这一时期纷纷成立，比如1876年创立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1890年创立的芝加哥大学等。1891年开始招生的斯坦福大学最初以农业技术为主要研究对象，虽然斯坦福大学是当时美国大学联盟的14所初创大学之一，在成立之初的40多年时间里，它无论从研究水平还是办学规模来看，都落后于其他的大学，甚至比不上与其相邻的公立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不过斯坦福大学的幸运之处在于它的第一批学生里有一个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名叫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的地质系学生。

胡佛在毕业后的20年时间里，通过为各种矿业公司提供地质咨询服务成了百万富翁，成为当时斯坦福大学最有钱的校友。胡佛推崇务实教育，所以他极力支持斯坦福大学走产学结合的教学方式（Cooperative Education）。在成为斯坦福大学的校董之后，他首先推动学校进行财务管理改革，给教授涨工资，随后在1913年劝退了当时已经不问政事的校长，并推荐他的前导师约翰·布莱尼（John Branner）来担任临时校长。几年后当发现布莱尼也不够务实，竟然因为经费原因要把当时的医学院解散掉，用省下来的钱支持文理学院时，他和其他董事又坚决替换了布莱尼。这次胡佛推荐了比他晚一年入学的校友兼好友，医学院院长雷·威尔伯（Ray Wilbur）来担任校长。威尔伯在1916年上任后，除了从1929年到1933年跟随当时已经被选举为美国总统的胡佛到华盛顿担任了一段时间的美国内务部长外，一直担任斯坦福大学的校长，直到1943年退休。这使他成为斯坦福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威尔伯和胡佛联手治理斯坦福大学，为斯坦福大学二战后的崛起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美国的私立大学是用钱堆起来的，斯坦福大学也不例外，但是斯坦福大学在其创立人老斯坦福去世后，财务上一直没有起色。所以胡佛作为校董，一直在为斯坦福大学筹集资金。美国在19世纪20年代的经济繁荣造就了一批新的富豪，而向名校捐款搞慈善也成了当时的时尚。胡佛担任联邦政府商务部长时通过在政界的关系结识到的企业家使斯坦福大学也获得了一些捐款，其中最大的一笔来自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的70万美元，但这些捐款数额远远低于当时哈佛、芝加哥、哥伦比亚和耶鲁等大学所收到的捐款。为了筹集资金，斯坦福大学开始破例收取学生的学费，用这些钱来提高教授工资和积累研究经费。在此期间，胡佛通过旧金山商人的支持募款创立了斯坦福商学院。

20世纪30年代的斯坦福大学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一方面因为美国大萧条导致学校的私人捐赠收入来源急剧减少。另一方面，其他大学在筹集资金方面的竞争也让斯坦福大学连连败退。比如与斯坦福大学相邻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物理系教授欧内斯特·劳伦斯（Ernest Lawrence）一个人就为学校建设高能粒子加速器实验室筹集到了27.5万美元，又从洛克菲勒基金会得到了115万美元[1]。相比之下，斯坦福大学物理系的教授因为难以筹集到10万美元来购买研究重粒子的X光机而不得不放弃高能物理项目。因为资金的原因，原来名列前茅的地质和生物等专业的排名也落后到二流学校水平，学校的总排名落到了前十名以外。艰难的财政状况使得斯坦福大学不得不接受罗斯福新政设立的联邦政府救济资金的帮助来支持学生的学费，尽管当时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都拒绝了政府的资助[14]。

虽然这段时期困难重重，但威尔伯和胡佛联手奠定了斯坦福大学务实的校风，并培养起了一批具有同样思想的接班人。威尔伯在1943年退休后，唐纳德·崔西德（Donald Tresidder）出任斯坦福第四任校长。在崔西德担任校长期间，他提拔和重用了一个重要人物，也就是后来被称为“硅谷之父”的弗莱德·特曼（Frederick Terman）（见图3-1）。1900年生于印第安纳州的特曼10岁时跟随父亲到斯坦福大学。他的父亲在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做教授，以研究超常儿童而著名。大概是受到家庭环境的熏陶，特曼在跟他后来的妻子谈恋爱之前先去父亲的实验室测了一下她的智商[26]。从小对无线电感兴趣的特曼在斯坦福大学获得了机械工程和化学学士双学位后，又获得了电子工程硕士学位。1925—1941年期间，特曼在斯坦福的工程学院开始教授无线电课程，他除了编写了一部广为流传和使用的无线电电子技术教材外，还开设了一门将无线电、真空管，以及当时最先进的电子技术融合在一起的课程，让学生边学习，边实践，鼓励学生科技创业。就这样，特曼造就出了斯坦福大学的第一批创业人，他的第一批学生创业人里最著名的是威廉·休利特（William Hewlett）和大卫·帕卡德（David Packard）。他们是斯坦福大学电子工程系1935年的毕业生。在特曼的帮助和支持下，他们于1939年在位于加州的旧金山和圣何塞之间的帕洛阿尔托（Palo Alto）的帕卡德家的车库里以538美元的注册资本创建了后来著名的惠普公司（Hewlett-Packard, HP）。

图3-1　胡佛（左上）斯坦福（中上）和特曼（右上）与斯坦福校园（下方）

惠普公司是以生产电子振荡器起家的。休利特和帕卡德两人通过自己的技术创新，攻克了当时振荡器里面的一个关键部件的可靠性问题，从而使他们生产的振荡器可以产生准确的振荡频率。然后，他们以接近当时一般振荡器价格的1/4的竞争性价位使得产品一下子打开了市场。惠普在1957年11月6日上市，发展到60年代成为帕洛阿尔托最著名的高科技公司。当时群英荟萃的惠普为硅谷后来的个人计算机产业准备了大量的工程师人才，其中包括苹果公司的创始人沃兹尼克。惠普两个创始人因其车库创业也成为后来硅谷高科技公司模仿的对象。除此以外，惠普还创立了后来被众多互联网公司所推崇和仿效的低调平等的企业文化。在惠普里，员工与经理之间没有森严的等级，公司鼓励员工创新。苹果公司的创始人乔布斯与休利特的一次接触是当时惠普文化的一个最好的脚注。当年12岁的乔布斯在上中学时需要完成老师布置的一个学生项目，但缺少一个关键零件，而惠普公司就在他住的社区，于是他从电话号码本上找到了休利特家里的电话号码，然后打电话给休利特，希望能得到一些电子器件。作为惠普总裁的休利特在电话里跟他谈了20多分钟，不但免费给了他零件，还邀请乔布斯暑假在惠普公司做实习生[27]。

特曼1942年因为二战需要去哈佛大学主持无线电研究所的研究工作，所以暂时离开了斯坦福大学。1944年二战结束后，他从哈佛大学返回斯坦福大学继续任教。这时他开始和当时斯坦福大学的秘书长保罗·戴维斯（Paul Davis）达成共识，两人都认为需要和企业界建立互助共生关系，尤其是为企业界培养能够学以致用的毕业生。他们两个人的想法大大影响了校长崔西德。于是三个人在与企业界挂钩的想法上取得了一致。崔西德不久就将特曼任命为斯坦福工学院的院长。特曼参与和扶植的对后来硅谷的形成影响最大的两个项目是1946年创建的斯坦福研究所和1951年创建的斯坦福工业园区。

斯坦福研究所（Stanford Research Insitute, SRI）是斯坦福大学校长崔西德为了从企业获得研究经费支持在1946年批准创立的一个提供产学合作机会的咨询公司。通过这一机构，学校可以把非基础性研究交给研究所去做，从而在获得企业经费支持的同时，保持大学的基础研究特色和学术自由氛围。崔西德的最初设想是研究所雇佣一批研究人员在斯坦福大学教授的指导下从事应用性强的企业研究项目，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则可以在研究所实习并且将来在该研究所工作。但是研究所成立后不久大家就发现，来自企业界的研究项目远远低于来自联邦政府尤其是军方的项目。于是在研究所的合作方向上，崔西德和特曼的看法出现了不同。崔西德认为来自政府的经费不可靠，受政治影响太大，不应该成为研究所的主要经费来源。与IBM的老沃森一样，特曼则认为政府尤其是军方的经费应该成为研究所最重要的经费来源，并且随着冷战的来临，军方肯定会有源源不断的电子技术研究项目，所以应该把重点放在军工项目上。显然曾经深度介入军事项目研究的特曼在这一点上更加高瞻远瞩。不仅如此，在合作方式上，崔西德和特曼的看法也出现了不同，崔西德认为应该坚持让教授来决定研究目标，企业主要是提供经费。而特曼认为企业不会有太大的兴趣来支持非合同性的研究工作，应该让企业来决定研究目标。

特曼的看法其实来源于他二战时在哈佛大学主持军方的无线电研究项目的观察和体会，他发现尽管军方项目比较具体，缺乏灵活性，但军方的研究经费支持可以让大学招募大批的精英教授，迅速提高学校的研究力量和学术声誉。尽管崔西德以校长的权威试图坚持其办所方针，但事实证明崔西德的希望落空。斯坦福研究所在成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所能争取到的主要的项目都是来自军方，而来自企业的经费只占不到25%。因为这个原因，当1948年研究所的第一任主任被解雇后，崔西德心急火燎地去纽约物色新的主任，结果心脏病发作在纽约去世。崔西德虽然与特曼理念不同，但对斯坦福大学的发展可谓鞠躬尽瘁。

崔西德去世后，华莱士·斯特林（Wallace Sterling）成为新任校长。特曼所坚持的发展方向也得到了肯定，斯坦福研究所通过为美国的军工项目做研究而发展壮大，成为互联网前身阿帕网的最早节点之一。而处于互联网与人机交互技术的前沿地位又为斯坦福大学在这些领域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斯坦福研究所逐渐发展成为硅谷著名的高科技研发和咨询公司，孕育了众多高科技公司，其中包括为大众所熟悉的网络病毒防御技术公司赛门铁克（Symantec）和为苹果的iPhone提供语音识别系统的希瑞（Siri）。

特曼主张以政府的研究经费收入来源为主其实是有一定历史背景的。二战后的美国很快进入与前苏联的冷战，并在1950年介入了朝鲜战争。联邦政府为冷战和朝鲜战争投入了大量的武器研发经费，而那时美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刚刚进入上升阶段，企业界在研发方面的投入远远达不到军方的投入水平，美洲银行在1950年邀请斯坦福研究所进行的电子簿记系统的开发是当时仅有的几个企业研发项目之一。特曼认识到，加州的企业需要斯坦福研究所的技术辐射和培育才能在未来回报斯坦福研究所。于是在与企业的合作方面，特曼采取了以咨询为主的方式，比如他拒绝了通用电气给斯坦福研究所的一个军方项目的子项目的开发邀请，但表示斯坦福将免费在该项目上给通用电气提供技术咨询。用同样的态度，斯坦福研究所为很多当时为军方开发项目的公司提供了技术咨询。因为斯坦福研究所与军方也有一些合作项目，所以在军方的默许下，特曼可以将部分技术咨询的成本从这些项目上扣除。与此同时，特曼领导的工程学院也常常将学院负责的军方项目分成几部分，通过招标的形式邀请斯坦福大学的校友创立的企业来开发。因为这些校友曾经在斯坦福研究所参与相关技术的开发，所以他们后来所创立企业的介入也得到了军方的认可。

随着企业界跟斯坦福大学合作深度的加大，特曼设立了一个“荣誉合作项目”，这就是邀请与其合作的企业出钱送派他们的员工来斯坦福大学进修与项目有关的课程。这一合作方式很快得到了企业界的响应。不久特曼发现，如果能鼓励企业在斯坦福大学附近创建分部或者是吸引企业家在这里创建公司的话，将会更加有利于相互的合作和斯坦福学生的实习以及就业。而在早些时候，斯坦福大学的董事会已经通过了决定，将大学拥有的学校周围一大片空地划出来作为斯坦福工业园，租赁给轻工业、商业企业或者是用于房地产开发。特曼于是利用与企业进行军工项目合作的机会邀请一些企业在斯坦福的工业园建立分部，并解释这样可以进行更有效率的合作，不久包括通用电气、惠普在内的与斯坦福有密切合作的电子技术公司纷纷迁入工业园。

特曼1955年晋升为斯坦福大学的教务长，在这个仅次于校长的位置上，特曼继续深入推动斯坦福产学结合的办学方针，尤其是斯坦福工业园区的发展，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退休。斯坦福在那时已经声名鹊起，重新成为美国前十名的大学，而斯坦福工业园也成为几年后硅谷的发源地。

[1]劳伦斯1939年因为发明回旋加速器而获得诺贝尔奖。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他去世后将学校的两个国家核能实验室以他的名字命名，分别为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和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在1994年获得联邦政府资助，研究如何将电子数据交换、电子邮件以及互联网综合利用起来，实现政府采购的电子商务化。“电子商务”（Electronic Commerce）一词就此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