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控股股东按产权性质不同可以分为国有股东和非国有股东。在这种情况下，控股股东经常会出于一些社会公共管理目标转移上市公司利润，比如当地方政府发生财政收入不足，需要资金刺激经济发展、增加社会就业时，就可能驱使控股股东通过“掏空”上市公司获得资金来解决这些问题。相比之下，非国有股东就不用承担这些社会责任。因此，当上市公司的控股大股东为国有性质时，对上市公司利润转移的动机更强烈，侵占的程度也可能更严重。
控股股东按产权性质不同可以分为国有股东和非国有股东。国有股东代表的是政府的意志，而政府不仅仅追求经济目标，还有多重社会公共管理目标，比如提高社会就业率、维护社会稳定、为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快速积累资本、从证券市场获取资源发展地方经济等。在这种情况下，控股股东经常会出于一些社会公共管理目标转移上市公司利润，比如当地方政府发生财政收入不足，需要资金刺激经济发展、增加社会就业时，就可能驱使控股股东通过“掏空”上市公司获得资金来解决这些问题（罗党论和唐清泉，2007）。相比之下，非国有股东就不用承担这些社会责任。因此，当上市公司的控股大股东为国有性质时，对上市公司利润转移的动机更强烈，侵占的程度也可能更严重。基于此，我们提出假设3：
假设3：国有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程度高于非国有控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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