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股东绝对控制权

控制权私利问题是现代公司金融和公司治理实证研究的核心和重点，而我国对于该领域的研究起步不久，研究内容、视角、方法等方面需要进一步的拓展与改进。由于资料收集的难度的限制，尽管本书对中国上市公司控制权私利的形成机理和影响因素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得到了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但本书还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局限和不足，尚待今后进行深入的探索和研究。

一、控制权私利的度量

在控制权私人收益的度量部分，本书通过梳理已有文献、对比各种度量方法之间的优缺点，选择了一种较为新颖且对研究样本筛选程度低的测量方法，即利用上市公司的两权分离度从侧面反映企业的控制权私利水平。虽然相比常用的测量方法而言，选择的数据样本有所扩大，但由于控制权私人收益的隐蔽性，本书仍然是选择了较为简单且好操作的间接度量方式，并不能具体测量出每家上市公司的控制权私人收益的数值，只能说明上市公司之间相对的控制权私利水平的高低。就相关的学术研究来说，以往研究出现较大分歧的原因可能主要在于制度分析视角下的计量指标难以揭示大股东获取控制权私利的主体行为。在大股东控制权私利行为研究中，对控制权私利的度量是这一研究领域的关键问题。但鉴于大股东掏空行为的难以识别性，攫取控制权私利的隐蔽性，尤其是获取非货币收益的隐蔽性（吴冬梅等，2010），对控制权私利运用直接测量的方法是非常困难的，因而当前大股东掏空行为度量的研究大都是利用间接的方法对其进行度量。本书采取的是以现金流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度来衡量控制权私利，因为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是形成掏空的直接动因。未来的一个研究方向可以是，用不同的方法测量大股东控制权私利，分别采用大宗股权转让溢价法、投票权溢价法和大小宗股权配对交易差异法来测量，然后比较其对企业绩效的不同影响，从而角逐出最适合的测量方法。或者也许可以从构建数学模型方面来考虑，探究能够控制权私利的直接度量方法。

二、高管对控制权私利水平的影响

本书选取了高管的政治关联这一特征来说明，探讨了政府作为上市公司的利益相关者之一，会对企业的外部环境以及内部治理结构带来的变化，当高管作为政府和企业的连接人时，能够为企业甚至自身带来的资源，直接将高管政治关联与控制权私人收益联系起来，并且利用实证结果说明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但从利益相关者理论出发来研究高管对控制权私人收益的影响，仅对高管的政治关联这一方面进行分析仍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上市公司的发展所处的大环境不仅包括政策环境、制度环境还有行业环境等，供应商、客户和同行业的企业都作为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而存在，能够为企业以及高管自身带来资源的应该是包括了政治关联在内的高管的整个社会网络，例如，企业高管通过参加各种商会来扩展自己的社会网络而获取更多的资源。同时，本书所提出的衡量政治关联的3个变量高管政协信仰、代表身份和政治级别并不能完全代表高管所有的政治关联，高管还能够通过许多其他的方式来加强企业与政府的联系，比如通过参加政府举办的社会公益活动来提高自身在政府的信誉度，这些也都会影响公司的控制权私利水平。

三、内部治理视角和伦理决策视角下控制权私利行为模式研究

这部分研究立足于制度和伦理二维视角，基于机理分析、实证检验和多案例分析，分析了大股东控制权私利的行为模式，虽然在一些方面取得了比较重要的研究结论，但是同时也存在缺陷，是未来进一步研究的主要方向。

第一，在实证研究方面，本书采用的是以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独立董事比例和董事会持股数为调节变量，做调节效应。未来研究可以选择其他的变量来衡量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水平做调节或中介效应，或将大股东类型分为国家股、国有法人股、法人股和个人持股，或研究大股东自身特征对控制权私利和企业绩效的影响，比较其中的影响差异。另外，投资者的法律保护环境也是制约大股东掏空的重要因素，未来研究可以考虑加入投资者的法律保护环境的潜在影响。

第二，本书对主体特征与环境适配下的大股东控制权私利行为策略进行了初步的分析，未来研究可以通过实证，以股权特征、素质特征、经历特征等衡量大股东的特征，以董事会特征、委托代理特征、市场压力特征等衡量情境特征，选择样本，通过跨案例分析，对大股东行为进行二次编码，进而归纳处理，对控制权私利行为进行结构化分析，解析大股东控制权私利行为背后的变量结构。

第三，在伦理决策视角下，普通的实证研究不能深入分析，本书采用的是多案例方法进行验证。未来可取的研究方法是实验研究方法。徐细雄等（2006）指出实验研究方法的优势在于外界环境得到控制的情况下，研究特定变量之间的关系。Dyck et al.（2004b）认为只有当控股股东攫取公司资源来获得个人收益的行为非常困难或者不可能度量时，控制性股东才会这么做，如果控制权私利很容易度量，那么这些收益就不是私人的，因为外部股东可以通过法律手段来要求补偿这部分损失。这样的研究结论实际上也印证了我们的研究，是否追求控制权私利是大股东面临的伦理困境，对伦理困境的认知和判断、对情境因素和侦查概率的感知等会直接影响控制权私利非伦理行为的发生。因此，我们可以基于伦理决策的视角去研究大股东控制权私利行为模式。进一步，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解析大股东控制权私利行为的核心问题在于描述大股东控制权私利伦理决策的心理过程以及由此形成的行为策略，因而可以借鉴策略性实验（Camerer，2003）的方法。这种方法受到中国管理情境的限制，缺乏具有中国本土特征的实验方案以及研究参照。本书的后续研究将继续关注大股东控制权私利行为，借鉴策略性实验方法，设计符合中国管理情境的实验方案并进行多维实证，推进大股东控制权私利行为的伦理决策过程研究。我们期望这样的研究思路得到更多同行的关注，产生更有针对性的研究成果，特别是能够结合不同政策工具和治理手段的预警机制和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