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联邦德国在美国的支持和操纵下最终独立建国，但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国家被一分为二，而且新成立的联邦德国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主权独立的国家，在某种程度上说，其只不过是美国操纵下的一个傀儡政权而已。所以，如何谋求国家主权独立，如何在美苏两大敌对阵营的夹缝中求生存，以及如何重建早已满目疮痍、极度萧条的经济就成为以阿登纳为首的第一届联邦德国政府所必须解决的难题。阿登纳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都离不开其“宗主国”——美国的帮助和首肯，否则，在美、苏激烈对抗的冷战年代，刚刚成立的联邦德国连生存都成问题，更不要奢谈解决上述难题了。正如阿登纳所说：“一个复兴的独立的德国，只有通过与美国的密切合作，才能得到发展。”[1]而且，联邦德国作为纳粹德国的继承者，它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曾经遭受过其侵略和伤害的欧洲其他国家的高度关注，在美国扶助德国复兴的初期就曾引起欧洲一些国家的担忧，尤其是遭到了自近代以来多次受其侵略的法国的强烈反对。所以，想要使新成立的联邦德国彻底从二战的阴影中走出来，实现经济复兴、民族独立乃至国家的最终统一，都离不开美国的鼎力支持，这也预示着阿登纳政府在对外战略上只有“华山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全面倒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
就美国而言，正是为了将德国纳入自己的战略轨道，才不惜将德国分裂。对阿登纳推行的全面倒向美国的外交政策，美国当然给予大力支持，但美国的支持并非全部而是有所保留。这是因为，一方面，由于德国的地理位置和经济潜力，美国一直视其为对抗苏联的前沿阵地，故为了将德国纳入遏制苏联的大战略轨道，对新成立的联邦德国必须给予大力支持；但另一方面，由于德国在过去20多年中两次发动世界大战，是威胁世界和平的罪魁祸首。所以美国在扶助德国的同时也采取了防范措施。从整体来看，美国在联邦德国成立后，在欧洲实行的是“双重遏制”政策。正如历史学家汉里德所说：“通过国际条约和国际组织对联邦德国予以限制是华盛顿战后在欧洲推行的双重遏制政策的核心，即对苏联在军事上进行遏制，对西德实施怀柔政策。战后欧洲所发生的每一个重大事件均是遵从‘双重遏制’的路线，包括在国际条约的范围内，把北约从一个松散的联盟发展成为一个严密的军事组织，美国对西欧一体化的支持，以及德国和欧洲分裂的固定化。”[2]
当时，新成立的联邦德国对外该实行何种政策，阿登纳政府内部有不同的看法。以舒马赫为代表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认为德国应实行既不倒向美国也不亲近苏联的中立的外交政策。舒马赫等人坚持德国保持中立，其主要目的是想“争取收回德国的主权，并恢复不受限制的，即不受盟国控制的基本自由”[3]。但从当时德国所处的战略环境来看，保持中立绝不可行，因为美国根本不会冒险允许德国保持中立，进而使美国失去对其的控制。以阿登纳为首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则极力推行全面倒向美国的“一边倒”的外交政策。阿登纳提出的“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是对德国所处的严酷的国际环境深思熟虑的结果。对此，阿登纳在其回忆录中作了深刻的论述：“我们的地理位置使我们处在生活理想完全对立的两大国家集团之间，如果我们不愿被碾碎的话，我们必须不是倒向这方，就要倒向那方。我认为在两大国家集团之间采取一种中立态度，对我们民族来说是不现实的。在任何情况下，这方或那方迟早总要企图把德国的潜力争取到自己方面去。”所以，“我们的任务是要消除西方各国到处存在的对我们德国人的不信任。我认为，达到这一点的基本前提是，始终如一地，毫不动摇地明确表示皈依西方国家。我们外交政策的态度是明确的、始终不渝的和坦率的”[4]。
纵观冷战之初的国际大环境以及德国国内所面临的一系列困境，实行中立的外交战略对联邦德国来说既不现实也不可取。一方面，美国决策层绝不愿看到在中欧出现一个不倒向西方阵营的德国。另一方面，倒向美国可使联邦德国受益良多。从经济方面而言，美国雄厚的经济实力可以帮助其复兴经济，德国就是马歇尔计划的最大受益国之一；从政治方面来看，依靠美国不仅可以迅速提高德国的国际地位，还可尽早争取恢复国家主权；从国家安全方面来说，拥有原子弹的美国可以保证德国不受苏联“侵犯”。总之，权衡利弊，倒向美国最符合德国的国家利益。
当然，在“零和博弈”的冷战年代，阿登纳推行的“一边倒”的外交战略也是美国政府最乐意看到的，因为该战略也符合美国利益。其一，依靠美国的援助和加入欧洲一体化可使德国经济复兴，而德国经济复兴则可大大减轻美国的援助负担；其二，联邦德国投靠西方阵营可以极大地增强西欧抵抗苏联的能力，防止共产主义向西欧蔓延。在得到美国的坚定支持后，阿登纳在联邦德国成立之初，采取的首要外交举措就是恢复主权，积极参与欧洲一体化。
联邦德国建立之初，并不完全享有独立的主权，根据《占领法》，英、法、美三国在德国拥有最高的权利，联邦政府尚不能拥有独立的外交、国防和外汇等权利。所以，恢复国家的全部主权就成为阿登纳上任之初的主要外交目标，但要实现谈何容易，其主要原因在于，英、法、美三个占领国对德国依然心存戒虑，对其追求独立主权很是担忧，尤其是法国坚决反对德国拥有独立的国防权利。为此，阿登纳只能求助美国，向其表明德国的意图，让美国相信恢复主权对德国的复兴是非常重要和必须的，以最终促使美国向法国施压来达到给德国松绑的目的。为了实现此目的，一方面，阿登纳多次向美国驻德国的高级专员麦克罗伊陈述德国复兴的重要性，要求美国积极促进法德和解；另一方面，阿登纳在与英、法、美三国恢复主权的谈判中，主动做出较大让步以消除它们的疑虑，换来它们的信任和谅解。在阿登纳的不懈努力下，联邦德国终于在1949年11月24日与英、法、美三个占领国签署了《彼得斯贝格议定书》。该议定书的主要内容为：允许联邦德国作为联合成员国加入欧洲委员会；签署协议，接受援助；联邦德国同意派代表参加鲁尔国际权威会议，接受对鲁尔地区的多国治理方案；联邦德国继续非军事化，不恢复军备，支持占领军工作；联邦德国可以参与国家贸易，与其他国家建立领事关系；联邦政府将根据《基本法》，对公民进行自由、宽容和人性化的治理，极力避免极权主义的复苏；占领军调整在一些占领区内拆迁德国工厂及设备；同意联邦德国可以广泛参与世界性组织等。[5]《彼得斯贝格议定书》的签署标志联邦德国完全倒向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但换来的结果就是西方盟国第一次承认了它的平等地位，使其成为西方国际社会中的一员，英、法、美三国对联邦德国在主权的控制上给了很大的松绑，为其最终恢复全部主权迈出了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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