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份制的推行

在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中国共产党十四大明确提出：“股份制有利于促进政企分开，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和积聚社会资金，要积极试点，总结经验，抓紧制定和落实有关法规，使之有秩序地健康发展。”1993年11月，在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国有大中型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一般小型国有企业，有的可以实行承包经营、租赁经营，有的可以改组为股份合作制，也可以出售给集体或个人，多个投资主体的国有企业，可依法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等。1997年，中国共产党十五大明确提出了发展股份制的要求，此后，由国务院体改委和国家经贸委牵头进行现代企业制度试点正式展开，股份制改革开始走上快车道（李晓西等，2008）。

鲍莫尔认为，所谓企业家资源在各个社会中都是存在的，企业家的总供给在一定时间内是保持相对不变的。如果制度创新为企业家才能的生产性配置提供比其非生产性配置更高的报酬，企业家才能就会被引导到生产性方向。Jensen和Meckling（1979）指出，如果没有资本市场，没有可供交换的企业权益，就不存在对企业职业化经营者公开评价的积极性，那么此时对于经营者的监督是不充分的（吴限，何继新，2008）。从这一方面来看，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这一制度安排，向企业下放权力，一定程度地引导企业家投入到生产性活动中去。

中国青春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冯根生指出，国有企业是“老虎”，但现在这只“老虎”被束缚住了手脚，所以反而斗不过放开手脚的“猴子”。要让国有企业焕发活力，必须放开它的手脚。冯根生想到了转变经营机制，与外商合资经营是一条最直接、最简捷的路。1992年2月14日，冯根生任职厂长的杭州第二中药厂接到上级通知，被取消“自营出口权”。为了争取更大的企业自主权，冯根生决定走“合资”的道路。同时，他是要通过合资，解开捆在国有企业身上的重重束缚，更快更好地发展。当时一些国有企业和外方合资，实际上是被对方吃掉。精明的冯根生在合资时选择了“母体保护法”，即在杭州第二中药厂之上再成立一个中国（杭州）青春宝集团公司。这样，参与合资的是子公司杭州第二中药厂，合资后作为国有企业的母公司依然存在，这就确保了合资后中方资产带来的利润仍可归到国家手中，既有利于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又为企业发展赢得了机会。1992年11月，杭州第二中药厂引进泰国正大集团合资成立“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合资后，正大集团持有正大青春宝60%的股权，青春宝集团代表国资持有40%的股权。1998年，正大向上海实业转让55%股权。

杭州第二中药厂是1972年由胡庆余堂郊外车间独立出来的。改革开放以后，胡庆余堂和杭州第二中药厂一样，面临着同样的外部形势。但是，由于改革乏力等原因，它和后者比较起来，发展速度大大滞后了，已经到了资不抵债的边缘。1996年10月30日，冯根生接到通知，市政府牵头让两家企业实施“强强联合”，实质上是由正大青春宝兼并胡庆余堂。同年11月，“儿子”正式兼并“老子”，冯根生开出的“药方”是：擦亮牌子，转换机制，理清摊子。他认为，改革开放就是竞争，如果任由胡庆余堂这样衰败下去，莫道“儿子”吃了“老子”，“孙子”吃掉“爷爷”也有可能。兼并后短短5个月，胡庆余堂止住了多年来未能止住的下滑势头。第二年，便开始扭亏为盈，销售回笼达1亿元，创利税1100多万元。现在更发展成拥有多家企业、工商贸一起发展的综合公司，成了集团中经济效益仅次于正大青春宝的“二姐”。

1997年，中国共产党十五大报告提出了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相结合，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精神。一直在探求改革突破口的冯根生感到这是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的良机，他决定将青春宝集团子公司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的部分国有股卖给职工，让销售骨干、技术骨干持一定的股份，增加企业凝聚力。冯根生希望借此留住人才，保证企业长远发展。外方也有此意，但提出冯根生必须在职工持股会中持大股。冯根生怕员工流失，外方怕冯根生流失。1997年10月6日，正大青春宝董事会做出决定，从公司现有的国有资产中划出20%卖给全体员工，包括经营层。同时决定，冯根生作为经营者需认购其中2%的股份，计人民币300万元。面对决议，冯根生亦喜亦忧。喜的是职工持股后，工作态度、干劲和爱厂意识必然会再上一个台阶，企业也会因此留住一批管理、技术、销售人才；忧的是300万的巨额资金从何而来？当时他的所有积蓄加在一起，顶多能够凑出一二十万元，唯一的途径是向银行贷款。如果贷款，仅每天付给银行的利息就是700多元，冯根生倍感压力。与此同时，企业职工的眼睛却紧盯着他：当老总的不买，说明你对企业的前景没有信心，如果老总都对企业没有信心了，职工还怎么敢买？如果不买，就意味着改革失败。最后，冯根生一咬牙，个人出资30万元，贷款270万元买下300万元股份。至此，全厂职工像吃了定心丸，个个踊跃购股。至1998年7月12日，职工认购资金全部到位，认购率达到100%。这次职工内部持股对冯根生个人来说并不圆满，但是它推动了企业改革，并且带动了一批企业向股份制进军。2002年7月，为肯定成绩，鼓励先进，杭州市委、市政府对为杭州经济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三位企业家冯根生、宗庆后和鲁冠球进行特殊奖励，奖励额度为每位300万元人民币。此举使冯根生只用了四年就还清了贷款。

在冯根生的领导下，青春宝集团公司通过合资、兼并和股份制改造等途径逐渐发展壮大。青春宝集团的成长离不开冯根生，冯根生的成长离不开国有企业改革的制度安排。政府可以通过修改现行的报酬体系来刺激增加企业家活动的数量和强度，并且使它运用到更具生产性的方向（鲍莫尔，2010）。企业家的成长是一个社会发现的过程，它离不开整个社会经济的制度环境，甚至它本身是靠社会制度筛选出来的。因此，不能说没有企业家，或者说这个社会缺乏企业家的精神。应该说可能缺乏的是发现企业家的制度，现有的社会制度结构不能很好地“甄别”企业家的才能，从而不能很好地使企业家的创业活动更有力地推动经济的发展及社会的进步（张军，2001）。冯根生的例子说明了政府制定的政策能够引导企业家精神向生产性方向释放，并且使得企业获得更大的活力，从而促进经济显著增长。

正大青春宝兼并胡庆余堂，亦证实了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促使企业家才能向生产性方向配置。胡庆余堂被兼并后，根据冯根生开出的“药方”及时转换经营机制，当年便止住利润下滑势头，第二年扭亏为盈，现在发展成为集团中经济效益第二位的公司。让优势国有企业兼并或者托管困难国有企业，是当时政府提倡的一个办法。由于这种办法可以帮政府减轻拯救亏损企业的负担，所以得到了各地政府的效仿。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由于困难国有企业不断增多，国家越来越重视通过国有企业之间的兼并和托管来消化困难国有企业。根据有关资料，1992年全国有10000多家企业被兼并（张文魁，袁东明，2008）。

然而，伴随着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而产生的一些诸如国有资产流失、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等等的负面效应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在中国亦未能幸免。这种现象的出现很大程度上与国有企业自身所具备的特殊功能和作用发生的变化不无直接的关系（段晓光，2007）。由于中国政治体制所持有的高度集权与政企不分的重要特征，在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中国有产权的交易，包括产权的归属与交易的价格往往是由政府甚至少数政府官员来决定的，不仅缺乏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而且有时连被改造企业的广大职工也无权参与。这种由少数人操控的产权交易，由于透明性差、随意性强，极易导致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和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的发生。例如“59岁现象”，类似云南红塔集团的储时健、深圳市能源集团的劳德容等企业管理者，在自己即将退出权力舞台之际，利用对企业的实质控制权，把国有资产公开转化为个人收入，就是国有资产公开流失的典型。实质上，由于上述原因国有资产通过不同渠道所产生的潜在流失亦不在少数。同时，政府由于作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当事人和参与者，介入这一改造较深，难以保持中立，因而不可能对社会强势集团在这一改造中侵害弱势群体的行为保持足够的警惕，并给予及时而强有力的干预，其结果必然会引发和强化这一改造所导致的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的负面效应（段晓光，2007）。从这一方面来看，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制度安排亦可能将企业家才能引导向非生产性活动（寻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