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使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但是，它的国内市场狭小，资源匮乏，不对外扩张就无法发展经济。那么，哪里是适合日本扩张的目标呢？到19世纪晚期，整个地球几乎被西方列强瓜分殆尽：美洲是美国人的后院，非洲是欧洲国家的殖民地，印度已经被英国独占，东南亚则属于法国、英国和荷兰。只有中国和朝鲜，既是独立国家，又和日本近在咫尺，并且资源丰富，日本要扩张只能指向这两个地方。中国对朝鲜享有宗主权，即便首先侵略朝鲜，也绕不开中国这一关。所以说，中日之战是明治维新的必然逻辑后果。
日本人很早就着手对中日战争进行准备。1885年6月，日本政府采纳了伊藤博文等人的建议，提出了一个以10年为期的扩军计划，作为发动对华战争的准备。1887年，日本一些军国主义分子制定了《征讨清国策》，提出“以五年为期作为准备，抓住时机准备进攻”，对中国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1890年之后，日本以国家财政收入的60%来发展海、陆军。从1893年起，明治天皇又决定每年从自己的宫廷经费中拨出30万元，再从文武百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补充造船费用。日本举国上下士气高昂，把超过中国北洋海军作为奋斗目标。1890年时，北洋海军2000吨以上的战舰有7艘，共27000余吨；而日本海军2000吨以上的战舰仅有5艘，共17000余吨。到了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已经建立了一支拥有63000名常备兵和23万预备兵的陆军，并拥有排水量72000吨的海军舰只，总吨位大大超过北洋海军。另外，日本参谋本部还不断派特务间谍潜入中国，窃取各种情报，秘密绘制了东北和渤海湾的详细地图，做好了对华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准备。
伊藤博文（1841~1909）
引发中日战争的导火索是朝鲜。1884年，日本策划朝鲜亲日派官员发动了“甲申政变”，朝鲜国王在清军的帮助下镇压了政变。但日本政府以此对清政府进行要挟，于1885年春派伊藤博文为特派全权大使，到中国谈判朝鲜问题。根据中日两国1885年签订的《天津条约》，朝鲜今后若发生重大变乱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需要出兵朝鲜，必须事先相互知照。如此一来，日本就在朝鲜取得了与中国对等的权利，朝鲜被置于中日两国的共同保护之下，是为甲午战争的爆发埋下伏笔。1894年5月，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6月3日，朝鲜国王请求清政府派兵协助镇压。日本政府早就料到朝鲜会向中国求援，它准备乘中国出兵机会进行挑衅，所以极力怂恿清政府出兵，并说日本“必无他意”。李鸿章轻信了日本的保证，决定派兵前往朝鲜。这样就落入了日本人的圈套。
李鸿章是6月4日才发出派兵指令的，而日本早在6月2日的内阁会议上就已决定派兵朝鲜，并于6月5日在参谋本部设置大本营，而中日两国互相照会出兵是在6月7日。这说明，日本早就有了挑起战争的决心。此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日本以各种借口陆续出兵朝鲜1万余人，逐渐包围了驻守牙山的清军；同时，在外交上步步进逼，不断向清政府提出各种无理要求，极尽挑衅之能事。它的战争意图已经非常明显了。
当时，清廷内部分成主战派和主和派。主战派以光绪帝和他的汉文师傅户部尚书翁同龢为首，包括一些和他们亲近的朝臣，如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礼部右侍郎志锐等。这些人是所谓“帝党”。帝党拥戴光绪暗中和西太后为首的“后党”相对抗。帝党的主战立场不能简单地解释成爱国，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帝、后两派之间的权力斗争和私人恩怨，如翁同龢就与李鸿章不和，他因此扣压给北洋水师的军费，主战的动机里也不排除要看李鸿章笑话的意思。
当然，真正具有决定清政府对外政策权力的还是后党。后党的代表人物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他对和日本打仗持消极态度，是主和派。
李鸿章之所以主和，一是因为他要保存自己的地盘和实力，不愿意拿苦心经营多年的北洋海军冒险，生怕有所闪失而影响自己的地位和前程。况且他也清楚，北洋海军是盛名之下，其实难符，自1888年正式建军后，就再没有增添任何舰只，1891年以后，连枪炮弹药都停止购买了。到甲午战争之前，北洋海军不仅在总吨位上落后日本，而且舰龄老化，行动缓慢，火力也差，缺少快舰和速射炮，在总体实力上与日本联合舰队相形见绌。
李鸿章主和的第二个原因是为了迎合西太后的意旨。1894年是西太后的六十大寿，为了准备生日庆典，她不愿意打仗，希望和解。
李鸿章既然不想和日本打仗，就把迫使日本从朝鲜撤兵的希望寄托在了列强的“调停”上。但列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拒绝了他的请求。由于李鸿章一心想依靠外国干涉解决问题，所以不认真备战，并且严令驻朝清军“静守勿动”，结果把自己推向被动和危险的境地，最后让日本在7月25日对中国海陆军发动突然袭击，不宣而战。1894年是农历甲午年，所以这场战争被称为甲午战争。
日本在战争中海陆并进。9月，清军在平壤战役和黄海海战当中受挫。10月，日军分海陆两个方向进攻中国东北。到1895年2月，日军攻占威海卫，北洋海军全军覆没。3月，山海关外的牛庄、营口、田庄台等军事要地纷纷落入日军手中，辽东半岛全部被敌人占领，侵略军已逼近锦州。
事已至此，只有求和一条路了。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签下了屈辱的《马关条约》，主要内容如下：
(一)确认朝鲜“独立”。所谓朝鲜的“独立”只不过是日本并吞朝鲜的一个过渡步骤。在日本控制之下，朝鲜从此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桥头堡。
（二）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后来由于俄、法、德三国的干涉，日本被迫吐出了辽东半岛，但又勒索了3000万两的“赎辽费”。“三国干涉还辽”成为19世纪末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开端。三国借口还辽有功向清政府索取租借、势力范围和各种利权，其他国家也趁机提出种种补偿要求。
（三）赔军费库平银2万万两，分8批于7年内付清。条约还规定，在赔款未付清和通商行船章程未经批准互换之前，日军不从威海卫撤退；又规定赔款如能在3年之内付清，可免付利息。当时，中国每年财政收入不过8000余万两，为了使日军早日从威海卫撤退，并且为了免付利息，只有向外国借债，而借债就必须以各种利权作抵押，这样的结果，就是清政府进一步受制于人。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甲午战争中从中国得到的实际银两并不止2亿两军费和3千万两赎辽费，还包括：威海卫驻军费150万两，“以库平实足”勒索1325万两，从“镑亏”一项得1500万两，共计2.597亿两，是日本实际军费开支的2.6倍，年度财政收入的4.87倍。这笔巨款大部分用于扩充军备，但在日本金融、工业和经济发展上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决定性作用，使日本得以打破资金不足的瓶颈，快速实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
（四）扩大了帝国主义在华的通商特权。加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处口岸，日船可沿内河驶入以上各口；日本可在中国各通商口岸设厂制造，产品运销内地只按进口货纳税。按照最惠国待遇条款，这些扩大的通商特权都为其他国家所享受。从此，列强在中国从事工业投资活动取得了更稳固的保障，严重地冲击了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
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对日本和中国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日本因此在亚洲脱颖而出，迈入了帝国主义强国行列，甲午战争成为日本国家发展史上的分水岭、转折点。伊藤博文在签下《马关条约》后曾自豪地说：
经这场日清战争，西洋人相信不会再把日本国旗中央的红球比喻为一块封住信封的红蜡印，以嘲笑日本的锁国落伍。相反的，日本国旗将回复原来的意义，红球将象征一颗东升的太阳，与世界各文明国家为伍，不断地向前和向上移动。
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在战争当中暴露无遗，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很快就招致了列强的进一步掠夺和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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