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移和人类团结

从历史上来看，全球化和移民并行而来。早期有历史记载的移民［大约是在哈帕拉(Harappa)地区］可以追溯到200万年以前，从历史角度来看，我们全都是移民，因为我们的祖先全都是来自他乡。过去可能有一些国家加强了边境控制，但直到19世纪才开始普及这种边境控制，全球这样做的国家近年来越来越多，这不仅仅是学术上的考量，在一种深刻的意义上说，我们对历史的看法形成了我们对移民的观念。当前，一种想当然的看待移民的方式就是从当地国家的角度来看待，这是一种狭隘的移民观。在日益增多的文献中，这种观点或者是从政治权利和各种限制(公民身份、人权等)出发的，或者是从文化角度出发的(身份认同、多元文化)，或者是从国家的角度出发的成本—效益分析。

这种反思折射出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传统的移民观，这种移民观的出发点是国家，他们认为国家是近代才形成的;第二种观点如上所述，考虑文化繁荣是否是因为文化上的融杂，才导致了很多关于多元文化及其相关的伦理、意识形态和文化偏爱以及关于公民的种种问题。这里不详述多元主义的优劣，因为已经有很多人做过了，我只是想探讨一下移民的社会经济学，这个领域很少有人涉及这一点。

传统观点认为，经济方面的成就应归功于国家，自从19世纪以来，在政治和社会科学领域里面的成就就偏爱国家，长期以来，我们忽视了外国移民、移民社群和少数民族的贡献，他们之所以在最根本的意义上被忽视，是因为如果承认他们就与所谓的国家主义的思潮和时代精神相违背，如果说1840年到1960年这段时间是国家的巅峰时期，那它也是对外来移民的遗忘期。国家排斥、驱逐、压迫外国人，征收他们的财物，好像政治中的国家大清洗一样，这些都是国家这个上层建筑的黑暗面。例证就如土耳其之对亚美尼亚人、德国人之对犹太人、乌干达之对印度人，尼日利亚人之对加纳人、保加利亚人之对突厥人、印度人之对穆斯林。这些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实例(Van Hear，1998)，但它们还只是冰山一角。

过去的几十年中，民族—国家的痛苦有所减弱，取而代之的是全球化、区域化以及所谓的“种族划分时代”。既然国家不再理所当然地具有一切意义，各种问题也就随之出现了。经济分析当中的一些新思想打破了国家主义杜撰历史的传统，认可和称赞了移民社群、少数民族和一些特殊民族的作用(Kotkin，1992)。以前惯常认为是由国家取得的成就，在更富意义的程度上，其实是由寄居之人——包括贸易者、移民、奴隶、朝圣者、传教士和流浪的手工艺人——所创造的。因此，外来移民的世界其实长久以来一直装点着由国家组成的世界，其中有的已经被承认了，比如犹太人、中国人、爱尔兰人、意大利的移民社群，非洲的移民也是引人注目的;但是大部分移民还是被忽视了——除了在当地的历史中，例如希腊人、亚美尼亚人、黎巴嫩人、土耳其人、埃及人、也门人、印度人、马来人、蒙古人、藏族人、苏格兰人的移民等等，不一而足。有的移民在他们民族声名显赫的时候带来的影响如此深远，而如今他们的名字已经不能表达其身份，甚至还被赶出了国家或者文明之地。在传统的、国家主义的历史编纂中，有的术语——比如盎格鲁—撒克逊人——明显指的还是早期的移民。事实上，“国家的”身份是融杂着的身份，包含了各种各样的人民。传统上，他们在一个政治标题下被合并起来了(比如凯尔特人、法兰克人和其他在“法国”的各种人士)，“非洲人”和“印度人”的移民只是一个粗略的叫法，在欧洲人这样给他们命名之前，印度、非洲和中东这些名字并不存在，而正是这些地区的人(热那亚人)以及这些地区中的族群(来自古吉拉特的伊斯玛仪派^[18]、来自孟买的Parses)或者国家中的不同种族的人(来自中国的客家人)，参与到跨文化的移民中来了。

占主导地位的对全球化和文化的主要看法一直都是单方面的、有争议的、也是保守的［比如亨廷顿(Huntington，1996)］，世界文化和发展委员会呼吁更多地对文化差异性及创造性进行关注(Huntington，1996)。探讨经济研究的小组把不同文化之间的联系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根据经济学家基思·格里芬(Keith Griffin，1996，2000)的看法，不同文化的混融不仅在过去促进了经济上的创新和增长，在未来也同样有这样的潜力，这种观点认为，不同文化之间的联系加速了各种技术和知识的传播，也加快了新技术的发展，丰富了社会和经济层面的合作形式。在历史研究中出现的商贸路线也是经济活动中的各个节点(比如Henri Pirenne和Fernand Braudel所谈及的)，同时也是文化转变的支柱。在众多令人着迷的对丝绸之路的解释中，杉山二郎(Sugiyama Jiro)做过一个详尽的阐述:“在公元前3世纪，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派遣了许多佛教僧人到西方传教，途经由亚历山大大帝时代竣工的位于西亚的通道干线。”(Jiro，1992，p.55)这条干线途经干陀罗文明，直达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和地中海。他还提到在斯堪的纳维亚的一条海盗船残骸上发现了一座佛教僧人的塑像，这表明，经过一段时间，征服之路变成了商贸之途和文化交流之道。

这种观点与原本把移民问题看成是附加值或者国家的代价的观点有很大不同，它超越了对种族经济、种族市场和不同文化间管理的偏见，并且，我们开始把国家看成一个暂时强加在移民阶层上的系统。我们或许可以反过来问一个问题:考虑到移民是文化创造和经济促进的重要因素，那么国家的结构(国家经济、国家主权、边境控制)对移民到底有多少帮助?目前，这个以国家—民族为核心的系统和优先的组织，逐渐在为不同的组织结构和政府管理形式——当地的、城市的、区域的、国际的——的融合开道，那些传统意义上的组织结构正在变得越来越多标量化。如果我们真正认识到了移民和不同文化交流在一般意义上和在经济史上的深刻作用，这对当今的各种政策意味着什么呢?把多元文化理解为至关重要的经济动力，这在一个以市场价值为主导的时代是极富意义的，因此，关键的问题不仅仅是，移民在文化上是否需要、在道德上是否优先、在政治上是否可行，而是移民是否并且怎样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把移民的各方面情况与经济情况强行分开是不可能的，既然不同的理解会带来不同的讨论，下面就说说我的看法。

根据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的观点，移民和文化传播现在呈分离状态，“人力资本的散布与人的交通运输变得越来越分离。这样一来，发展中国家的移民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就不再适合于未来的角色了”(Sowell，1996，p.299)。“简单来讲，跨国界的移民在调动人力资本上变得越来越无效，至少和过去的重要性相比是这样的。”(ibid．，p.300)还有一些广泛的争论，是反对文化相对主义、反歧视运动和反文化多元主义的，索维尔在总结他的研究时强调了财富的创造(同时隐含地强调了财富的分配)。这个分析存在几个问题，首先，它忽视了移民能够为自己创造商机和资源;其次，分析在强调人力资本的时候，有一种自由式的谬见，即把经济看作是不同个人之间的交换，因为这些个人拥有的技能和资源有所不同，由此把人力资本也看作一种自由的范式。近年来，社会资本主题的重要性超过了上述分析，普遍的看法是，市场是深深地植根于社会之中的(a la Planyi)，经济是由来已久的，使经济正常运转的并不只是个人的技能和天赋(人力资本)，而是形形色色的社会网络。经验主义的研究表明，这种植根性增加了各个方面的经济效益，这对全球化在经济中的竞争力是至关重要的——如组织学习、风险分担和加速上市等(Uzzi，1996，p.694)。

对社会资本的关注主要集中在种族经济当中，即只信任在种族群体里面较低的交易成本，在种族经济中，社会资本的比重最高、收益最大(Light和Karagiorgis，1994)，社会资本集中了大量的经济资源，比如越南人华(Hoa)为美国的小企业投放了家族劳工和资本(Yoo，1998)。当种族经济的争论显示出在创造财富方面社会资本的作用时，交易就被限制在种族社群当中，它包含了种种限制。首先种族特点的具体化:种族渊源的特点和界限不应该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它真正的界限和实际情况都是易变的。“种族经济”明确了种族的界限，而且把稳固性不恰当地都归功于种族界限。种族经济还包含了一种对种族渊源特点和社会资本的封闭式的看法——当内向型的、封闭式的种族特点仅仅是种族的一种模式的时候，重要的就不是种族内部的社会资本，而是不同种族之间的社会资本。种族内部的社会资本与社会资本的传统路径相符，依赖于既定的社会信息。这类似于以一种静止对待文化多元主义的看法，把文化多元主义当作是很多分散的社区列岛或者是一些碎片组成的马赛克拼花图案，比如一系列少数民族的聚居区或者是在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多民族。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资本就与传统路径相吻合，即重返种族隔离制度下的经济状况。然而，更富于成果的是把文化多元主义看作是不同文化间的相互作用和交往，将其看作是各种文化流传、交错的平台，其创造出新的融合和机会。这一看法也适用于政治利益、生活方式的选择和把握经济的商机。沿着这条路线，更远处还会有各种不同的路径，比如所谓的“移民经济”、跨民族的移民社群企业，还会有各种各样的对待文化差异和发展的不同看法。

经济关系穿越了文化的边界，延伸到了就业和产品、贸易和零售业、贷款和投资之外，也超出了移民的范围，它一方面延伸到本地人和本国人，另一方面还包括了各种海外关系。既然文化差异和社会经济学的差异有所重合(比如在种族、阶层、性别模式等方面都有相似之处)，在很多语境下，跨文化或跨阶层差异的各种经济关系与同质文化中的各种经济关系有很多共通之处，因此，在拉丁美洲就包含了西班牙裔拉丁美洲人、欧洲人与美洲本地人的后裔和当地人之间的关系;在美洲就包括了都市中的企业家和农村的工人以及供应商之间的关系，他们都属于不同的种族;而在北美洲，则包括了移民工人和各种雇主之间的关系。所有这些关系都是纷繁复杂、五花八门的，明显涵盖了从剥削到合作的形形色色的关系，这种关系网络的深刻历史意义已经举世皆知，通过对“亚洲少数企业家的研究”，揭示了他们在世界经济中所起的作用(Dobbin，1996)及对移民社群的意义(Kotkin，1992)。做商贸的少数民族(诸如东南亚的华人、东非的印度人、西非的黎巴嫩人和豪萨人)剥削当地劳工，这可能就掩盖了跨文化社会资本的实际差异。我们不应该只考虑那些被割裂的社群，还应该考虑他们之间共享的空间和毗邻的地界，我们还需要一种跨文化经济关系的分类法，分析得越精微，结果越出色^[19]。

跨国界的、非正式的从事食品、服装、零配件行业的小商贩们也是庞大的跨国企业网络中的一部分，因为他们是非正式的，所以他们看不见、无法监管和统计，典型的做法是，他们在经济领域内，或者在其经济领域内合法的空隙地带相互合作，跟移民和故乡的社群联系紧密，他们真正为南北半球的鸿沟架起了桥梁。哪些领域是可以通过政策干预来加强企业的活力，并且促使他们进一步为南北沟通做出贡献呢?

当代全球化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一方面是资本的自由转移，另一方面是人和劳动力的迁移受到限制;一方面是限制移民，另一方面是南北半球的巨大鸿沟和灰色劳动力市场中日益增长的劳动力需求^[20]，它自身就能创造经济机会。不均衡的发展(比如差异很大的工资报酬、工作条件、生态标准以及发展中国家的人才流失)作为一种主要的经济机会正在发挥着作用。对于输出和接受移民的地区来说，移民既是一件好事，同时也带来麻烦。散居的移民和跨国界社区在许多方面利用了政治边界产生出来的差异，从草根的跨国企业(Portes，1995)到犯罪组织(Williams and Vlassis，1997)，都利用了这种差异。要阐述全球化的各种矛盾，必须涵盖许多干预性的政策——从移民管理(Bhagwati，2003)到全球化社会政策(Deacon et al．，1998)。

有一些国家新近成为了移民国家，他们的劳动力市场日渐关闭，一些习以为常的、官僚化的东西阻碍了对移民劳动力的整合。对许多人来说，旧世界正在变成新世界，但同时还带着很多旧的惯例和规则。两难的处境就是，要么保护原有的福利状况，要么开放这个福利状态。对移民而言，这个困境就是:要么按照官方路径亦步亦趋，放弃专业技能，自身变得更加依赖;要么在黑色经济中的企业里面变得更活跃，风险也变得更大，甚至有可能违法。对于那些还在旧世界的国家来说，这些选择要么改变了那些阻碍劳动力市场和企业的惯例，要么就是全盘接受了分等级的一体化，它割裂了劳动力市场而使移民遭受损失。前者可能会导致当前的福利状态大大缩减，就好像是自由企业的新世界模式，必将导致巨大的社会鸿沟和差距，产生很多贫民窟。这就是“加利福尼亚化”所发生的情况，当时加利福尼亚正在被“巴西化”。凯恩斯主义不大可能在国家的基础上被修改，欧盟范围内的社会和解非常缓慢。另外一个选择会减少那些常见的障碍而走向美国化吗?不过，美国道路中有一部分就是个人主义、贫民窟和犯罪。

先知和乌托邦关于人类联合、团结的愿景在精神上是非常宽泛的，但在可能采取的形式上却是不明确的，而当它们具体实施的时候，却常常转变成压迫，有一篇批评性的文章曾对此做过证实(Popper，1996;Dahrendorf，1967)。柏拉图的理想国，康帕内拉的太阳之城，弗朗西斯·培根的新亚特兰蒂斯岛，傅里叶的密集人群，孔多塞、孔德、普鲁东的乌托邦计划以及圣西门的民主集中制，这些社会工程的失败场景充斥着人类的历史。一般而言，人类整合的各种形式即使在某个时刻有效，但之后也会无法实行——无论是在家庭、帮派、村庄、部落，还是帝国、君主制、国家、共和国、国际联盟、泛民族运动等等，上述一切都曾经把人类整合引导到某个程度，但随之这种整合却变成了束缚，或者仅仅成了“背景音乐”。关键的问题不是反乌托邦，而是要成为松散的乌托邦;不是放弃解散人类整合，这会像西西弗斯神话般徒劳，而是要采取一种比较宽松的态度。更准确地说，目的和方式都应该严肃对待，但同时也需要一种多样的、综合性的严肃态度。改革要求在细节和实施上严肃认真，但也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环境的变化而转变，这样改革才会产生闪电般地变化。

因此，全球化包含了人类的团结，但这也是一个长期的、不均衡的和矛盾的发展过程，跨文化关系对“国家积累”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虽然它们的作用还没有被完全认识到。在区域化的时代，跨界的不同文化间的关系构成了社会和习俗的种种，它们对当前和未来的经济运行是非常重要的。种族经济与地域相互交织(比如在太平洋地区的中国移民社群)，同时，不同种族之间的经济往来又与把那些割裂开来的社会构成联系起来环环相扣。没有任何捷径可以得到全球化的方程式。国家是19世纪以来人类整合的主要形式，现在逐渐地让位于更宽泛的治理方式和整合的不同形式，包括大型地区和不同的国际化的治理方式，这些都将为民主打开一道门。移民、散居的社群和文化多元主义、去中心化、非政府组织的产生以及各种社会运动——不管是当地的，还是国际性的——都在左右着这个形式，慢慢地预示出政治制度的不同种类。

【注释】

[1]弗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日裔美国人。1989年发表《历史的终结》一文;1992年出版《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来解释冷战以后，特别是苏联和东欧解体后的世界历史走向。他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就是人类历史演化的终点，是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译者注

[2]威廉·麦克尼尔(1917—)，作家和历史学家，以西方文明史的著作闻名，主要论著有:The Rise of Western Cibilization: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The Shape of Europe History，AWorld History，The Global Condition:Conquerors，Catastrophes，＆Community等。2010年荣获奥巴马颁授的国家人文勋章(National Humanities Medal)。——译者注

[3]安德烈·冈德·弗兰克(1929—)，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依附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主要论文与著作有《衣服积累与不发达》、《重新重视东方:亚洲时代的全球经济》等。——译者注

[4]安东尼·吉登斯(1938－)，剑桥大学教授，英国著名社会理论家和社会学家。著有《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民族－国家与暴力》《现代性的后果》《失控的世界》等著作。——译者注

[5]《圣经·旧约全书》中的一部先知书，相传作者是公元前7至前6世纪的但以理，以预言闻名，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原典之一。——译者注

[6]乔基姆(1135—1202)，中世纪意大利人，神秘主义者，神学家，修道院制度的奠基人。他认为《圣经·旧约》时代是圣父时代，《圣经·新约》时代是圣子时代，一直延续到乔基姆自己的时代。而从1260年以后开始了圣灵时代，如此分三个部分，并且等候的圣灵时代将要来到。他指出，圣灵时代来到，神的国就要降临。——译者注

[7]阿肯纳顿，埃及法老，公元前13世纪统治埃及25年，其生平在历史上成为谜团。——译者注

[8]再洗礼派教徒，又称重洗派，16世纪20年代起源于瑞士，流行于德国、荷兰等国的一个基督教教派，认为婴儿受洗无效，成年后应再受洗，故名。——译者注。资料包括Neville-Sington和Sington 1993，Grosso 1995，Thompson 1996。在其他资料中，Cohn 1993探讨了乌托邦黑暗而具有启示的一面。

[9]斯里·奥罗宾多(1872—1950)，印度民族主义者，学者，诗人。——译者注

[10]Middle Kingdom，明清以来西方国家对中华地区政权或者中原王朝的称呼。——译者注

[11]雅弗、含、闪是《圣经·旧约》中诺亚方舟的主人公诺亚的三个儿子，大洪水中因诺亚造方舟而全家获救，后因这三个儿子对父亲醉酒的不体面事件的不同态度而受到父亲的诅咒或祝福，旧约中以此解释人类不同的种族来源及其历史。——译者注

[12]东方三博士的故事源自《圣经·马太福音》2:1－12，描述了东方博士不远万里来朝拜初生的耶稣。圣经原典中并未提及是三位博士，但传统上根据带给耶稣的三份礼物而揣测是三位。——译者注

[13]穆斯塔法·凯末尔(1881—1938)，又译基马尔，土耳其共和国缔造者、第一任总统兼武装力量总司令(1923—1938)、元帅。施行了一系列改革，如妇女解放、宗教改革、文字改革等，使得土耳其在伊斯兰国家中踏上了现代主义的道路。——译者注

[14]德日进(1881—1955)，法国哲学家、神学家、古生物学家、地质学家，本名泰亚尔·德·夏尔丹，德日进为其中文名。在中国生活了二十余载，从1923至1946年先后八次来中国，在中国地层、古生物、区域地质研究中做出过重要贡献。曾与中国政府合作绘制中国地图，参与了对史前文明的研究，是北京猿人的发现者之一。其基督教神学的观点开放，以科学角度来看信仰，因积极拥护进化论而受到传统教会的排斥。——译者注

[15]思想圈(noosphere)，指人类通过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对地球自然界施加影响的部分，又称智能圈、人类圈、知识圈，由德日进在1922年提出。他认为，进化过程会越来越复杂性，而随之出现的就是覆盖整个地球的人类智慧技能圈，它就像地核、大气圈、生物圈等一样，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因此，德日进认为，人类现象是生物现象的高峰，而这些社会现象都是这个智能圈的一部分，包括法律、教育、宗教、工业、技术等。在这个意义上，智能圈产生于人类思想的交汇互动，德日进主张，该智能圈会走向大同，而基督教中的爱就是最主要的驱动力，进化的最高潮就是基督再来之时。——译者注

[16]哈贝马斯(1929—)，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中坚人物，被公认为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代表著作有《合法性危机》《理论和实践》《文化与批判》《后形而上学思想》《沟通与社会进化》等。——译者注

[17]汉斯·昆(1928—)，当代著名天主教神学家，普世伦理的主要倡导者。著有《论基督徒》《基督教与世界宗教》《上帝存在吗?》等著作。——译者注

[18]伊斯玛仪派(Ismailis)，伊斯兰教什叶派主要支派之一，亦称七伊玛目派，是什叶派中的一个极端派别，在中世纪产生过深刻影响。现在，伊斯玛仪派信徒约计700万人。——译者注

[19]社会资本、种族划分以及多元文化论等问题都在Nederveen Pieterse，2007中有详尽的讨论。

[20]参见Castles，1998。只有少数经济学家在这个问题上是一致的，因为他们都偏爱自由贸易和开放的移民政策(Bhagwati，1997＆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