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发性大国

原发性大国

用黄仁宇的话说，原发性现代大国的诞生符合“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long term rationality of history）^[1]。这些国家成长为大国，并非单纯依靠某些英明伟大的导师指挥，而是长期积聚的社会和历史资源厚积薄发的结果。从历史上看，以英美为代表的原发性现代国家在崛起之道上具有一系列共同的特征。

第一，发展动力主要来自国家内部，由于社会自身需要引起的国内矛盾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例如，英国就是在本国社会内部矛盾的压力下不断前行。由于殖民扩张和海外市场的扩大，各种商品的需求越来越大，以手工工场为支撑的生产能力已无法满足需要。为了适应生产力的革新，几乎整个英国都被动员了起来。政论片《大国崛起》曾经形象地描述道，牛顿为工业革命创造了一把科学的钥匙，瓦特拿着这把钥匙开启了工业革命的大门，经济学大师亚当·斯密则是挥动一只看不见的手，为工业革命的推进缔造了一个新的经济秩序。也就是说，法美等国的崛起进程，无不如英国一般，看似无心插柳，结果水到渠成^[2]。

第二，发展速度和节奏缓慢、渐进且稳定，源于这种模式是漫长的社会自然成长过程。有学者指出：“在率先建设现代化的那些社会中，由于现代性的挑战主要来自内部，因而转变过程徐徐展开，延续了几个世纪。”^[3]他以英国为例，认为传统领导嬗变为现代化领导发生在1649—1832年，经济和政治转变是在1832—1945年，直到20世纪国家的政治体制才完全适应了经济和社会的变革，社会整合则是二次世界大战后几十年的事情（比方说公民选举权的完全普及）。这种模式的最大优点，就是任何一个社会领域的演化都经过了一段足够漫长的持续阶段，使得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具有渐进的自发性、稳定性和协调性。

第三，从发展程序看，原发国家大体经历了思想启蒙、政治变革和经济腾飞三个阶段。最初的思想启蒙运动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文艺复兴以自然科学、自然哲学和人文主义思潮为主，形成向封建政权和宗教势力猛烈冲击的时代大潮，为西方文化确立了科学、民主和人文主义的特征。而宗教改革确立的新教理论，同样促进了人本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兴起，许多学者也由此认为新教伦理对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具有巨大作用^[4]。17—19世纪上半期，理性启蒙运动从法国向整个欧洲扩展。理性成为裁判一切的最高法官，人权成为人性的本质要求，自由、平等、博爱成为理性人道主义的战斗口号，理性、人权、自由、平等在世界文明史上熠熠闪光。

思想启蒙的彻底性促使西欧国家的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得以稳步、健康、迅速地发展。当人权、自由、平等的理念深入人心之后，专制和独裁就失去了政治合法性，于是英国虽有君主的形式却没有专制的实质，法国历经百年坎坷依旧不屈不挠地走向共和，美国刚一独立便创建世界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思想启蒙和政治变革的奠基，清除了阻碍市场经济和工业革命的思想和制度障碍。因为唯有否定非市场的任何权威，特别是等级观念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划分，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市场的潜力和科学工作者的创造力，这就是市场化和工业革命需要思想启蒙的原因，同时也是市场化和工业革命在思想启蒙后才得以迅速发展的原因。政论片《大国崛起》中有一句台词鲜明地说明了思想启蒙的伟大作用：“一个懂得尊重思想的民族，才会诞生伟大的思想。一个拥有伟大思想的国家，才能拥有不断前行的力量。”^[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