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人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跨过核门槛之后，一些大国先后拥有了核武器，历经几十年的发展，核武器的数量与质量包括运载工具都有了重大突破，美俄都拥有第二次核打击力量，拥有毁灭对方数十次的、超饱和、超杀伤的核战力。据估计，最高峰时核国家拥有的核弹爆炸当量，相当于150亿吨TNT当量，当时全世界人口50亿左右，人均约3吨，它可以毁灭地球10次。核武器的出现，是武器的质的飞跃，它的特点是威力大，后果特别严重，它的作用远远超出了军事领域。
摩根索认为，核武器的出现，“或许是有史以来外交政策方面第一次真正的革命”。
在传统武器时代，常规武力与外交政策之间，存在着一种理性的关系。国家如果不能用和平的方式来实现其目标，便会转向武力的方式，即使不幸战败，这种后果总还是可以忍受的。“有了核武器之后，政治目标与实际暴力之间的传统关系已经根本改变了。”[1]
摩根索指出，“核武器和核战争属于本质上的不同，因为它们是空间和时间两方面的彻底毁灭的手段，因此它们不能完成历史教我们交给武器和战争的职能。”[2]核大战的破坏力，对人类与地球是致命的，它使得任何外交政策的考虑都变得非理性，国家目标遭到摧毁，战争双方也将遭到毁灭。美国和苏联的首脑曾相继承认，在一场核战争中是没有取胜者的。亨利·基辛格认为，核武器破坏能力的恐怖性愈大，使用这种能力的可能性实际上反而愈小[3]。核武器也因其拥有的毁灭性而产生威慑作用。核威慑理论创始人之一的伯纳德·布罗迪认为，核武器出现后，威慑“不仅被特别强调，而且有了特殊含义”[4]。“在其最一般的形式上，威慑就是让对手相信，他为采取某种行动而付出的代价或所冒的风险会大于收益。”[5]这就是说，核威慑是让核进攻者确信，蓄意发动大规模核战争，成本绝对大于收益，甚至输个精光。所以核威慑既是军事概念，又是政治——心理概念。从物质意义上来说，只要获得毁灭对方一次的核力量，特别是具有可靠的第二次核打击力量，并且使之透明因而有效，就足以形成有效战略威慑，但从心理意义上说，只有获得比对手更大、更精致的核力量，才确信威慑的可靠性，这极易刺激核军备竞赛。核武器的威慑作用，可以代替无限制的暴力行为，武力的使用也受到一定的约束，也能对世界战争起阻遏作用，即所谓“核武器的自我约束”。它是核大国关系的稳定剂：“担心严重的冲突会增加风险，使冲突升级到战略核武器水平，正是这种担忧限制了冒险行动。”[6]因此，核武器成了防止大国间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因素。它不仅防止全面核战争，还防止可能升级为核战争的常规战争。但核威慑无法防止其他各种形式的冲突，它缺乏可信性和实用性。有核国家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要付出政治上和道义上的沉重代价，“这往往会增加无核国家用来对抗核大国的那种军事力量的实际效用，从而使军事威慑和防务力量的分布相对平衡一些”[7]。
约翰·罗尔克认为，“威慑概念是而且还将继续是所有核武器战略的中心。威慑是要让对手相信，攻击你不会有任何潜在的好处。威慑基于两个因素：能力和可信度。”能力：“有效威慑要求你能够回击对你的武装所发动或将要发动的攻击”；可信度是指，“让其他国家相信你确实会使用核武器，也是必要的。”[8]
总之，核武力在一国外交政策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它代表着一国外交地位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国在国际威望等级中的位置，是一种强大的自保力，其主要作用是威慑，而非武力威胁和军事干涉。
核大国之间的相互威慑，遏制了全面核战争。核大战不再是政治的继续。在任何情势下，核大战不能被视为理智的选择和达到政治目的的合理手段。尽管核战争极其恐怖，但它不是不可能发生的。核威慑有可能失效。导弹防御系统的全部危险性在于，一旦有了有效对付核武器的防御系统，制止核战争的主要威慑因素就不复存在，国际社会的不稳定加剧，优势国家难以克制运用核武器的冲动。核战争也有可能是为了避免常规战争失败，而做出的最后尝试。但是，一场有限的战术核战争，仍有可能作为政治手段来使用，仍是流血的政治。美国开发小型、实用的核弹，包括能击穿地下掩体的钻地核弹，完全出于战术目的，用于攻击无核国家，如果用来攻击有核国家，就会有升级为核大战的危险。据报道，美国还在秘密研制第四代核武器，这种新型核武器不存在临界质量，可彻底实现小型化，甚至只有子弹大小。由于不存在核污染，它可在战场上无所顾忌地应用，在核爆炸后48小时，士兵就可安全地进入爆炸区域战斗。这种企图降低核武器门槛，将核武器战术化、实用化的做法，会引起全球新一轮核武器竞赛，并使核战争的脚步声离我们越来越近。最后，我们也无法完全排除个人行为因素或恐怖主义组织造成的核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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