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决策之“谜”

第三节　莫斯科决策之“谜”

从十月事件爆发的第一天起，苏联领导人的态度就很矛盾，对于如何处理危机，意见并不统一。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萨布罗夫（A.N.Saburov）、谢皮洛夫（D.T.Shepilov）等人主张立即派兵镇压；米高扬、赫鲁晓夫倾向于先尝试政治解决，“不行再派兵”。^[47]10月30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会议，在主张以撤军、谈判等和平方式化解危机的意见占了上风的情况下，主席团通过了苏共中央高级官员起草的《苏联政府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宣言》第二段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只能够建立在完全平等、尊重领土完整、国家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上”，接下来，《宣言》就苏联过去在此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做了自我批评，并承诺今后在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方面将依据苏共二十大的精神“贯彻始终地实现列宁的各国人民平等的原则”，“充分估计到走上建设新生活的道路的每一个国家的历史情况和特点”。鉴于匈牙利事件，这份文件中还提到了关于苏联从布达佩斯及其他华约成员国撤军的问题，声称苏联政府已经指示自己的军事司令部，只要匈牙利政府认为必要，即将军队撤离布达佩斯；除此之外，苏联政府也愿就苏军全部撤出匈牙利及其他华约成员国的问题举行谈判。在此《宣言》中，莫斯科还正式表明了对匈牙利事件的看法，认为事件原本是一场“劳动人民”的“正当和进步的运动”。^[48]目前有充分材料可以证实，苏联政府的此份宣言并非意在欺骗。其实，早在这年夏天，莫斯科就已着手准备调整同东欧国家之间的关系，它将此视为二十大所倡导的非斯大林化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当然，其中关于撤军的考虑，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减轻自身的负担。^[49]

10月31日，《宣言》在《真理报》刊出后，在世界范围引起了轰动并受到了社会主义阵营的一致欢迎，而它带给纳吉政府的欣喜和鼓舞更是可想而知。他们很清楚，如果《宣言》的精神得以落实，政府将可以集中力量处理内部事务，而不必顾虑苏联会施以干涉；同时，苏联在《宣言》中作出的关于撤军的保证，也将有助于缓和甚至平息国内的紧张局势。在纳吉看来，只要局面能尽快平静下来、民众对现政府还能继续给予支持和信任，那么，人们所期待的一个享有完全的独立、主权与自由的社会主义匈牙利将会变成现实。于是，纳吉当天便致信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请求苏联政府兑现声明中所做承诺，立即派代表团前来布达佩斯就驻匈苏军全部撤离问题与匈牙利政府举行谈判。^[50]

然而，令人始料不及的是，几乎在同一时间，情势发生了陡转。在同日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赫鲁晓夫宣布：“我们应当对事态予以重新评估，不应将我们的军队撤出匈牙利和布达佩斯，我们应采取主动恢复匈牙利的秩序”。与会主席团成员布尔加宁、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萨布罗夫以及国防部长朱可夫（G.K.Zhukov）均表赞成。会议最后，主席团责成朱可夫准备一项彻底平息匈牙利事件的军事行动计划。^[51]如此一来，便产生了一个令史学界至今争论不休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苏联决策层一夜之间作出了与前日完全相反的决定，即诉诸武力而非政治手段解决危机？在这一百八十度的大逆转背后，到底是什么因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对于这个问题，笔者个人的看法是：这是一个包含了众多因素的历史合力逻辑推动的结果，任何单一原因说都很难对此作出圆满解答。以下选取其中若干核心要素略做阐释。

首先，国际局势的新变化特别是10月29日突发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对苏联的出兵决定起了某些推动性的作用。面对英、法两国协同以色列对埃及展开的大举入侵，莫斯科对苏联军队撤出匈牙利会否助长了“帝国主义”的气焰感到担心。在31日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赫鲁晓夫的一段话表露了这种心情。他说：“如果我们撤离匈牙利，美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这些帝国主义者们就会备受鼓舞。他们会认为这是我们软弱无能的表现并进而继续采取攻势。如此，我们就会将自己立场的不坚定暴露无遗。党不会允许我们如此行事。继埃及之后又（给帝国主义者）送上一个匈牙利。我们别无选择。”^[52]当然，中东危机的爆发在一定程度上也为莫斯科以极端方式摆脱匈牙利困境提供了便利。赫鲁晓夫对此亦并不讳言，11月初他在同南斯拉夫领导人举行的会谈中曾坦率地表示，“英国和法国对埃及施加侵略性压力对苏军的新干涉来说是一个有利的时机”，因为苏伊士运河危机会让“西方和联合国”的“吵吵嚷嚷”变得少一些。^[53]

其次，来自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各国党的意见对苏联的决策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以中国和意大利共产党为例。应苏联领导人邀请，10月23日（即匈牙利事件爆发当日），由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等人组成的中共代表团抵达莫斯科。30日的苏共主席团会议上曾专门提到了中国代表团对匈牙利局势的看法，据苏联驻华大使尤金（P.F.Yudin）提供的信息，此前代表团团长刘少奇在与他的会谈中曾就匈牙利会否脱离社会主义阵营、纳吉是否值得信赖表示担忧。^[54]有材料称，30日当晚，中国代表团接到毛泽东的急电，要求他们向苏联领导人“郑重”转达中方不赞成苏联撤军的意见。3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召开前，刘少奇紧急约见主席团成员，转达了毛泽东的这一意见。^[55]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PalmiroTogliatti）30日写给苏共中央的信件对苏联领导人的决策也或多或少产生了影响。陶里亚蒂在信中写道，匈牙利事件使意大利工人运动和意共自身的处境异常艰难，党面临着分裂的危险。他个人以为，无论匈牙利政府是否仍由纳吉来领导，它都将继续“不可避免地朝着反革命的方向发展”。信的最后，陶里亚蒂强调，包括他在内的意共领导人“一致认为”，苏联领导人如若不采取措施，“整个运动将遭受非常严重的后果”。^[56]

此外，匈牙利党和政府一步步的退让并没有换来局势的完全平息。就在纳吉宣布成立多党联合政府的当天，在布达佩斯上演的一幕血腥惨案不仅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哗然，也进一步刺激了苏联领导人的神经。这天一早，有人散布传言说，在位于第八区共和国广场的市委大楼前的人行道底下设有地下监狱，并称听见有阵阵求救声从中传出。很快，大楼前便聚集了许多人。从科尔文巷、普拉泰尔街、鲍罗什广场、哈尔什福街、维格街、奥尔马希广场、通保街等处前来的许多武装叛乱者企图冲进大楼，寻找通往地下监狱的秘密通道，结果同守卫大楼的两个治安排发生交火。此间，共有23名国家保安局士兵在围攻中死亡或被当众处以私刑，布达佩斯市党委书记麦泽·伊姆雷（Imre Mezӧ）也在此次事件中不幸遇难。然而，叛乱者在攻陷大楼后发现，这里既没有地下监狱，也没有犯人。^[57]30日发生在共和国广场的这极为暴虐的一幕，为整个事件投下了浓重的阴影。

随着局势的恶化，苏联领导人对纳吉的看法也发生了转变。斯大林逝世后，苏联领导层内部日益分化出类似美国政界那种主张强硬的“鹰派”与力主温和的“鸽派”，前者包括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萨布罗夫、谢皮洛夫等人，后者则主要以赫鲁晓夫、米高扬等人为代表。从匈牙利事件爆发伊始，两派对于纳吉即有着不同的看法。在前者看来，匈牙利的动荡局面正是纳吉一手造成的，而后者虽对纳吉以往的行为、思想深怀疑虑，但对他控制局势的能力仍抱有希望。^[58]据赫鲁晓夫之子谢尔盖·赫鲁晓夫（ S.N.Khrush‐chev）回忆，事件发生当日，赫鲁晓夫回到家中曾抱怨称，匈牙利局势之所以至此，“都是因为格罗那优柔寡断的政策”，并认为眼下需要有一个“能够控制局势的强人”。基本可以断定，赫鲁晓夫这里所说的“强人”即指纳吉。十余年后，当赫鲁晓夫回忆起当时的情况时亦曾坦言，在危机之初他们确实相信，“只要纳吉·伊姆雷上台执政，就可以保住共产党在匈牙利人民中的领导地位”。^[59]

10月25日，纳吉未经米高扬和苏斯洛夫同意在电台讲话中擅自提出苏联撤军的问题，翌日又决定吸收非党人士组建新的政府，这便引起了苏联使者的警觉。26日，米高扬和苏斯洛夫在发回莫斯科的电报中特别提到了纳吉的“摇摆不定”以及倾向于把既成事实摆在他二人面前的“机会主义性格”。^[60]10月28日，纳吉关于新政府施政纲领的讲话不由得令莫斯科疑虑加重。莫洛托夫等强硬派领导人由此得出结论：匈牙利的人民民主政权已被瓦解，党的领导已不复存在，“纳吉是取消派分子”，“事情正朝着投降的方向发展”。此时，赫鲁晓夫也开始产生怀疑，“我们将会拥有一个和我们站在一起的政府还是一个反对我们并要求我们撤军的政府？”并估计纳吉很可能会“转而反对我们”。^[61]从30日起，莫斯科已基本上不愿再寄希望于纳吉。强硬派声称，纳吉所筹建的多党联合政府是一个“反革命”、“过渡性的”政府；赫鲁晓夫亦感到，纳吉不仅未能如其所愿控制住局势，确保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反使局势愈益滑向危险境地。^[62]

苏联领导人对匈牙利事件“溢出效应”（spillovereffect）的担忧，也是一个必须予以考虑的因素。诚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莫斯科的出兵决定相当大程度上也是由于担心如果任由匈牙利局势继续发展下去，这个国家所发生的一切可能会迅速在其他东欧国家甚至苏联本土引发连锁反应，从而致使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四分五裂。^[63]事实上，整个危机期间，苏联驻匈使馆一直在向莫斯科不时发出此类警告；同时，来自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等周边国家的情报也确定无疑地证实了此种危险的真实存在。匈牙利事件爆发后，罗马尼亚的首都布加勒斯特和特兰西瓦尼亚地区重要城市均发生了由大学生组织的、以声援匈牙利人民为名的游行示威。10月29日，一份由捷军总参谋长等军事将领撰写的绝密报告称，在布拉迪斯拉发爆发了学生游行，与此同时，捷克斯洛伐克其他城市中“对苏联的敌视和不信任”情绪也在不断滋长。至于苏联本身，其实早在1954年春夏，学生中已出现了种种不安迹象，到了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之后，不满情绪不断向整个社会蔓延。^[64]总之，对失控的担心也促使苏联领导人最后作出了强烈的反应。

以上这些因素在苏联第二次出兵决策中扮演了各自不同的角色，如前所述，这里只是择其要者而论，并非涵盖了所有方面。

最后需要探讨的一个问题是，作为苏联党的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据解密档案及赫鲁晓夫本人的忆述，10月3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推翻前日已作出的决定，转而准备对匈牙利发动军事行动，这的确是赫鲁晓夫提议的结果。那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决定迅速丢弃“政治解决”的“幻想”？笔者以为，在整个匈牙利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中，赫鲁晓夫始终是犹豫不决的。一方面，如果只是以平息局势为目的，不考虑相应后果，出兵镇压无疑是最迅速、最有效的解决途径，但是，这么做显然有悖于苏共二十大倡导的和平路线，也有损于他个人由此树立起来的反“斯大林主义”的形象。另一方面，如果听任匈牙利局势自行向前发展，它可能会一步步越出自己所能容忍的底线，并随之带来无法承受的后果。就像谢尔盖·赫鲁晓夫所说，“有关起义者冲击市委留下的后果的令人目不忍睹的照片，资产阶级政党开始恢复活动，按照联合政府的原则改组政府”等等，这些都促使赫鲁晓夫确信，匈牙利已经脱离了社会主义轨道，转向反革命一方。^[65]而与此同时，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西方国家在中东发起的攻势，匈牙利事件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引发的不安与恐慌，以及苏共中央主席团内部强硬派在此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都让他不得不担心，倘若不采取行动，任凭匈牙利局势随波逐流，那么，将来一个关于“谁失掉了匈牙利”的争论很可能会使他在莫斯科以至整个社会主义世界背负起历史罪人的骂名。^[66]

那么，历史真的就是这样被“偶然地”改写了吗？如今在匈牙利以及西方学界，仍有不少学者相信，如果没有赫鲁晓夫10月30日晚所经历的那番痛苦的思想挣扎，苏联领导人遵守当天《宣言》所做承诺将匈牙利问题交由匈牙利人自己去解决，那么，“革命”就成功了。仔细想来，事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恰恰相反，在笔者看来，即便这种说法能够成立，换言之，苏联领导人31日仍然愿意支持纳吉，静观匈牙利局势继续向前演变，一天、两天、一周、两周……也或许再久一些，匈牙利“悲剧”很大程度上仍会发生。当然，这并非历史宿命论之看法。实际上，在苏联作出军事镇压匈牙利事件的背后，是受了一种内在逻辑的驱使，这一逻辑就是贯穿整个冷战始终的苏联对东欧政策的逻辑。在长达四十余年的冷战进程中，在苏联的眼中，东欧始终被视作其西部安全和意识形态的一道屏障，具有直接关乎其“核心安全利益”的战略意义。在它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中，对东欧政策是居于首位的。战后苏联对东欧的政策，主要致力于实现以下两大战略目标：一是确保在地缘上控制东欧，将其牢牢锁定在苏联的势力范围内；二是确保从意识形态上控制东欧，使其始终忠实归属于苏联所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然而，随着匈牙利局势的急速演变，苏联面临着这两大目标很快在匈牙利同时丧失的危险。如果任由局势发展下去，苏联将不可避免地需要作出以下两个方面的让步：其一，从匈牙利全面撤军，承认其享有完全的独立与主权。显然，这将极大地动摇苏联对匈牙利的全面控制，进而危及整个东欧势力范围的稳定；其二，默许匈牙利重建多党联合政府，将威信、声誉、人数都降至历史最低的匈牙利共产党的命运交由自由选举去决定。如此，可以试想，在冷战正打得如火如荼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是否会接受这样的一种结局？从这个角度看，答案似乎是不言而喻的。

匈牙利事件的命运就这样被决定了，剩下的一切都只是悲剧的细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