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与增长公约》的改革

2.3　《稳定与增长公约》的改革

《欧共体条约》104条C款，以及《稳定与增长公约》的监管机制都要求制订成员国必须遵守的中期财政纪律。欧盟理事会能够根据2/3多数表决就可以提出制裁措施。根据表2中第(3)栏和第(4)栏中的情况，现在要否决对某个成员国实施制裁，至少要获得30票通过。这就是说，目前仅3个“大国”就可以联合投票，否决一项针对第四个成员国的制裁。在未来，要否决一项制裁，至少需要116票支持，也就是说，需要4个大国共同投票来获得支持。而所有新成员国拥有的总票数是108票，它们还不能单独否决一项制裁。

到目前为止，《稳定与增长公约》的成效尚不明显:1992年欧盟成员国平均财政负债已达到各国平均国内生产总值(BIP)的60%，甚至在1997年几乎增长到75%——在1997年，这个前提对于加入货币联盟是非常明确的(参见此处以及以后的文献:Von Hagen和Brückner，2002，第138页)。此后，负债比率虽然有所下降，但是和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欧盟成员国较高的经济增长相对比，到目前为止，财政政策整顿措施(fiskalpolitische Konsolidierungsmaβnahmen)的成效要差一些。

Von Hagen和Brückner(2002年，第140页)对调节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探讨。他们指出，虽然财政政策诱发了欧盟公共财政的盈余额的变化，但至少在1998～2001年间显露出某种扩张性财政政策和没有对财政进行整顿的迹象。进入1998年后不久，“整顿疲劳症”(Konsolidierungsmüdigkeit)开始出现，也就是说，直到那时为止，这种可以观察到的“整顿努力”(Konsolidierungsbemühungen)还是及时地被放弃了，原因在于，人们关注的焦点明显地转到货币联盟上来了。人们似乎感觉到，较小的成员国遵守有关财政政策规定的情况较好，较大的成员国很难降低其负债比例，问题更多地出在这些较大的成员国身上。

《稳定与增长公约》在设计上的错误应对上述失败负责。因为这一公约太少考虑财政稳定政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依赖关系，并且忽略了如下情况，即可能会由财政整顿带来的增长效应依赖于所采取的措施(Von Hagen和Brückner，2002年，第143页):从根本上来说，这种整顿措施只是在削减支出方面而不是在提高收入方面有希望取得成功，在停止征收消费税方面而不是在降低收入方面有希望取得成功，在限制社会支出和公共部门职员开支(9ffentliche Personalkosten)方面而不是在限制官方基础设施行政开支(9ffentliche Infrastrukturmaβnahmen)方面有希望取得成功。可是，所有以上措施同过去的情况一样，被归于不受欢迎的措施之列，并且在推行社会政策方面造成了困难。由于《稳定与增长公约》只关注预算余额，不重视财政收支结构，所以，该公约只允许各国政策决策者们采取政治上更容易实施的整顿措施，然而这些措施却对经济增长起阻碍作用。因此，这些措施不能长期地坚持下去，旷日持久的财政整顿只有通过经济高速增长才能完成，然而，高经济增长所需要的改革又不被人们所接受。

《稳定与增长公约》的设计错误在申请加入欧盟的国家中显现出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些新入盟成员国为了达到趋同标准，特别是达到低财政赤字的标准，一方面它们很难通过减税来改善国民经济的供给条件，因为这样做至少在短期内会增加新的债务;另一方面，它们被迫压缩财政开支，这样既使其基础设施支出负担加重，又使其公共部门职员支出和转移支付支出的负担加重。由此可见，《稳定与增长公约》诱导财政政策在整顿方面取得了进展，这一点在有助于促进长期经济增长方面得到证实。

因此，存在着两种有关现有规则的选择:要么中止或延缓实施《稳定与增长公约》，并且放宽在数量上规定的系数指标;要么对以下细目作出详细说明，不仅要就预算差额(Budgetsaldo)作出解释，而且还要对预先确定的整顿财政——该措施被证实对增长起了促进作用——的进展情况作出详细说明，统一步骤，分步实施。后一种所谓的选择更加为人们所偏好，如果人们认为对财政政策实施管理的义务是有效的话。或许《稳定与增长公约》本身就适合于对国务活动中的消费比重加以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