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小组非正式会议;国民大会于月日召开;周恩来将军返回延安

三十　三人小组非正式会议;国民大会于11月15日召开;周恩来将军返回延安

11月9日,俞大维将军交给我三人小组政府代表陈诚将军发来的一份备忘录,他在备忘录中宣称：国民政府主席已于11月8日命令中国全境国民党军队一律停止战斗,各部队留驻现防阵地;本命令将于11月11日中午生效。陈将军要我通知三人小组的中共代表,并请他出席一次小组会议,以便讨论停止冲突的措施。

我问到蒋委员长对这样一次会议的意图时,俞将军答称,首先可能要由中共发布一项停战命令,而后,三人小组或许还要为部队的重新配置或调整拟定种种办法而进行磋商,因为,双方军队的脱离接触也许已成为最重要的事情。

我的回答是,要使双方军队脱离接触,就会立即使三人小组纠缠于必须经过非常仔细的研究方能取得有关各方一致同意的某种安排。

第二天(11月10日),周恩来在收到我送去的陈诚将军的备忘录副本后来访问我,探询有关时局的更详尽的情报,特别提到了政府发布停战命令和要求举行三人小组会议的问题。

我对周将军陈述如下：我以为,蒋委员长发布停战命令的目的是要为国民大会的召开创造更有利的局面。我一向为之努力的目标是达成一项正式停止冲突的协议,而陈将军的提议之所以使我感到鼓舞,是由于我设想他会希望讨论停止冲突,并且想要为发布一项适用于双方军队的停战命令获致协议。(同一天晚些时候,俞大维将军向我证实,国民政府的意图仅仅是要在三人小组会议上讨论停止冲突。)

对此,周将军表明了如下的看法：他想起6月谈判结束时国民政府对其所属部队发布的命令在措词上和现在的停战命令有些相似,然而,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国民政府却发动了一场规模巨大的军事行动。因此,他以为,除了改换一下南京方面的气氛之外,停战命令不会给局势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变化。国民大会的召集方式违背了政协决议,这样的“国大”将得不到中国共产党的承认。现在争执的焦点可以归结为,或者是国民政府取消国民大会并按照政协决议召集政协综合小组委员会,再根据那些决议和政协规定的程序解决全部争端——即：改组政府、完成宪法草案的修订、讨论有关国民大会、地方政府和保护人民的自由和权利等问题——或者是国民党政府置共产党和其他党派人士的意见于不顾,而在11月12日正式召开作为合法机构的国民大会。这种情况一旦出现,事情也就到了无可作为的地步,政协程序将被破坏无遗,举行任何一种会议以讨论政治争端的基础也就荡然无存。共产党欢迎举行一次三人小组会议,但在开会之前,周将军认为,必须对下述两点具有明确的理解：(1)如果在预定的国民大会会期前的两天时间内就政治问题所作的讨论未能取得成功,国民大会又不推迟,就会在实际上发生政治上的破裂,这势必会对军事问题产生影响——因此,问题是停火协议的讨论能否成功;(2)根据蒋委员长的声明,三人小组的讨论将以八项建议为基础,而八项建议却是共产党所不能接受的;换言之,会议将在很少成功可能的情况下举行。

我告诉周将军,从俞大维将军的陈述中我得到的印象是,蒋委员长希望小组会议到11月11日一早就能取得成果,要解决的问题仅限于发布联合停战命令,因为有限的时间肯定不允许就军队的重新配置及其有关事宜达成协议。既然共产党长时期以来一直坚持全面停止冲突,我以为,周将军应该利用这一机会在政治争端获得解决以前先使战事得以终止。

周将军回答如下：共产党方面确实一直在为停止冲突而奋斗,并希望能使它成为真正的持久的和平,而不是像3月27日协议和6月谈判结束后所出现过的那种假和平。但是,如果在达成停火协议的同时,国民党继续贯彻其召开国民大会的计划,其结果将是在实行军事休战的同时发生政治破裂。在这种情况下,军事休战的有效性将大可怀疑。如果没有可能取消国民大会并召开三人小组会议和政协综合小组会议以求得全盘的解决,他的全部使命就会被置于成问题的基础之上,共产党代表团也就有必要返回延安,以便在形势有了变化的条件下进行讨论和领受新的指示。

我的回答是：我没有获得任何情报足以表示政府会同意推迟国民大会的召开或是在正式召开之后暂时休会以便采取某种行动,例如,由宪草审议委员会完成宪法草案的修订和改组国府委员会。我倒希望过能出现某种这样的折中,以便采取这一类行动。我坦率地认为,不管激怒的原因如何,周将军由于他自己压倒性的疑心而已经达到了不相信一切的地步。我曾一而再地对政府施加压力以求得其立场的缓和,竟发现我所取得的成果尽管体现了共产党和其他小党派的愿望,却总是遭受怀疑。我曾经希望有第三方面人士参加到谈判中来,以解除种种误会所加给我的负担,我也曾由于政府要求谈判停止冲突而受到鼓舞。然而现在,周将军的反应却使我感到沮丧。我以为,他在力求对时局作出合乎逻辑的估计时,特别是考虑到对于中国人民所具有的重大利害关系,应该竭力排除这种压倒一切的疑心病。

周将军回答道,既然有明显的迹象表明国民大会不会推迟,他对于应该如何向延安报告感到十分困惑,因为他无法理解军事上的停战怎能在政治决裂的局势下实现。

我回答说,像他一样,我也感到困惑。由于我不熟悉中国人所特有的那种政治权术,我总是不能确实理解双方政治行动背后的真实用意;但是我相信“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希望”,我已经根据这种信念而向前走了好几个月。我说,我觉得共产党在坚持政协决议方面更为注重的是程序上的细节而不是原则。我奉劝周将军参加三人小组会议,这样,他就会有可能断定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否仅限于停战命令。我指出,这是可以很快达成协议的,于是他也就有可能断定这种协议是否能导致国民大会和改组政府的争端的调整。我还谈到,有时我觉得,今年夏季以来在军事上发生的许多问题本来是可以由于采纳举行五人小组会议以解决国府委员会问题的建议而事先加以避免的,但是我们已坐失良机。我说,如果周将军当时不坚持无条件停战,国府委员会的问题本来是可以解决的。陈将军建议的意思就是那样,我曾因此而受到鼓舞,并以为这一问题的顺利解决会增进在政治问题上达成某种协议的机会。周将军说,现在要考虑到不同的因素了,因为在关于五人小组的建议被提出时,还有充分的时间可以讨论国民大会的问题;而从那时以来,政府已占据了许多共产党的地区。他又说,政协综合小组非正式会议开会的那一天他将出席,以便在政治方面再作一番努力,他也愿意参加三人小组的一次非正式会议,以便了解陈将军对军事问题及其与政治争端之间的关系所持的见解。

由于取得了周将军的同意,三人小组在11月11日上午举行了一次非正式会议。这是6月谈判以来三人小组第一次集会。由于考虑到众所周知的那种强烈情绪,会议一开始,我就敦促与会代表在讨论中全都尽可能克制。

周将军首先表示,停止冲突是军事问题中最重要的一项,他希望能对此加以讨论,而把改编军队、恢复交通之类的有关问题留待最近的将来去解决。

周将军作了如下的评述：他回想了以往两种不同的经验。第一种经验包括1月10日停战协定、3月27日关于派遣执行小组进入满洲的协议和6月间适用于满洲的休战协议。第二种经验是6月底国民政府单方面发布停战令。在这项命令的掩护下,国民政府军队取得了巨大的军事进展,百分之八十六的国民党军队集结到与共产党地区邻接的地区,或是深入到共产党地区以内。有鉴于这两种经验,并由于下述两点原因,他对国民政府现在的停战令感到困惑不解：(1)他收到的报告表明,国民政府军队正在包围和迫近延安;(2)政府驻延安的联络官正在准备撤退,而侦察机则活跃于延安上空。同时,国民政府军队还在苏北和平汉铁路沿线发动攻势,凡此种种都使他不能不想到,目前的停战命令很可能要归入他所描述的第二种经验那一类。而更为严重的政治因素则是即将于第二天召开的国民大会。国民政府现已通知第三方面,政协综合小组今天将不举行会议,挽救时局的唯一途径只能是由共产党、其他小党派和社会贤达提出他们出席国民大会的代表名单。目前看来似乎不存在研究解决停止冲突这一问题的基础,因为军事总是服从于政治的：一方面是就会出现政治破裂,另一方面则单方面发布了停战命令,却又保留了可以随意利用的“防卫”的借口。他想要问一声政府代表(陈将军和俞大维将军),他们是否认为还存在着几分挽救时局的希望。如果尚有挽救政治局势的某种可能,他就愿意认真考虑军事范围内的任何可能。

陈将军随即扼要阐述了他对停止冲突具体措施的想法：首先,就地停战,并派去执行小组以进行必要的调整;然后,在执行小组到达之后,设法把敌对双方的部队分隔开,并安排必要的部队调动;第三,为解决执行小组内和军事调处执行部内的意见分歧而拟订某种办法。陈将军最后表示,如果能就军事问题达成协议,他希望这会对政治问题的解决产生能够导致进一步协定的影响。

我随即表示了如下的意见：举行这样一次三人小组会议就是重要的一步。我曾在一系列会议上声明,我不赞同任何一方的意见,在目前这个时刻,我还要对这一点加以强调重申。不论明天召开国民大会在目前可能带来何种政治上的复杂情势,也不论大会的召开可能产生何种决定性的影响,我都觉得,能为停战——而不是休战——作出一项安排,就不能不对恢复某种程度的信任发生良好的作用,从而使取得某种政治上的折中成为可能。国民政府方面根据单方面的决定发布了一项以一定条件为前提的停战命令这一事实,据我看,对于是否应该把握时机以某种确定的方式停止冲突这一重要问题来说,只具有次要的意义。就中国人民而论,停战肯定不会带来任何损失。我同意周将军的看法,即当前的形势离奇而又复杂,因为尽管存在着严重的政治分歧,我以为,我们却正在接近于达成一项军事协议。然而,当我想起以往十个月妨碍我们取得成功的所有纠纷时,我认为,单单牵涉到停止冲突的这种纠纷倒是最不严重的一种。在我所参与的这类会谈中,我始终一贯地表达了对于冲突持续不已所感到的不满,并且对成为我们最大灾祸的报复行动深感痛心。我的观点可以归结为：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条立即结束冲突的途径,这就一定会使总的局势得到改善;对于所有各方都是越快越好。

周将军说,目前的困难在于预定的国民大会会期,到那时,一切的政治会谈都不得不告中断。他认为,既然政治问题的会谈没有可能在今天举行,那么打算解决军事问题就更难设想。他补充道,一旦国民大会召开,执政党就会说,这是合法机构,而反对党将否认其合法性,于是整个国家就要陷于分裂。周将军继续说,他还不能作出具体的答复,因为他毫无准备;但是他仍然愿意作出一切努力,并愿听取陈将军就他的建议所作的详细说明,然后,他才会有可能向延安提出报告,并由他自己加以研究。

陈将军回答说,以下就是国民政府作为进一步讨论的基础而提出的单方面建议：(1)直接接触或实际交战的双方部队司令官立即宣布停火,并在执行小组到达以前,和对方司令官取得联系,以谋求当地停战的实现;(2)执行小组在必要时可要求对彼此接触或处于交战状态的双方部队位置进行调整,可依情况要求一方或双方后撤一定距离——据认为是1946年11月11日中午存在于当地的双方位置将成为调整的依据;(3)如果在执行小组成员之间,在长春前进指挥所或军事调处执行部内发生了意见分歧,应遵循6月所作的规定加以解决;(4)军队的整编和配置将由三人小组尽早进一步讨论解决。

周将军对这几点的评论如下：如果有必要为讨论提供某种依据,他愿意指出,三人小组在6月谈判期间拟订的四个文件的草案目前可以充当基础。以这些草案与陈将军的建议相比较,可以发现有若干相似之点,但也存在着极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可从两方面来看：第一,停战安排将就地执行,就这一点而论,双方的立场是相同的,但是第二点的问题是,部队的位置将恢复到何种状态。六月的文件曾规定了两个步骤：首先是在十天内在全国恢复到6月7日的状态,第二步则是在二十天内在中国本部恢复到1月13日的状态。而陈将军的建议却对此只字未提。周将军不准备立即讨论这个建议,但是他答应把它发往延安,同时,他自己也要加以研究。在这次非正式会议上,他所采取的态度是试图对政治谈判施加某种影响,并以此作出他最后的努力。

陈将军指出,军队的配置肯定是要讨论的,但是首要的任务应该是解决停止冲突的问题。他说,他不记得6月谈判在满洲停止冲突的文件中曾对驻防地区有所规定。

我插话道,满洲的防区是规定了的。周将军接着说,在6月的休战谈判中,曾规定以6月7日的状况为基础恢复部队驻防位置,但是未能就有关各师指挥部驻地的条款达成协议,虽然双方都就此提出了一些方案。

在周将军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评论之后,我提议三人小组休会,到中国双方商定的一个日期再行复会。但是会上未能就复会日期达成协议。最后发言的是俞将军,他认为浪费过多的时间在辩论上是不适宜的,这只能拖延停战问题的解决而已。

这时司徒雷登博士告诉我,在孙科博士官邸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周将军曾要求国民大会延期,而政协综合小组实际上已对国府委员会的组成取得一致意见,并且似乎已经同意,在国民大会召开之前先为行政院的改组拟定计划,但是要到国民大会休会后才予以宣布。国民政府显然是在这时中断了政协综合小组的会议,因为第三方面人士曾被政府代表告知,该小组将不在预定的11月11日举行会议。然而,11月12日,在孙科博士的官邸却又举行了一次非正式会议。这多半和蒋委员长于11月11日夜间就延迟三天召集国民大会所作的决定有某种关联。他告知司徒雷登博士,在社会贤达代表的紧急请求下,他同意了这样一次延期,而他们则允诺,如果获准延期,第三方面将提出自己的代表名单,共产党人可能也会这样做。

11月12日,我和周恩来将军又作了一次长时间的商谈,他告诉我,他刚从政协综合小组的一次非正式会议上回来。周将军对这次会议作了如下的描述：

王世杰博士提出了一项两点建议：(1)他希望其他党派能承认将于11月15日集会的国民大会,并希望他们能参加这次会议;(2)他希望在国民大会召开之后,其他党派将不认为这是一次分裂,并继续举行谈判。他已通知王博士,共产党不参加也不承认这个国民大会,因为这是由国民党单方面召集,也是由国民党单方面延期的。他还告诉王博士,引起政治分裂的是国民政府而不是共产党。

周将军继续说道,共产党方面已经在张家口被夺取时表现了忍耐,并且不顾国民党的这一行动而返回南京以谋求进一步的谈判。共产党在国民政府攻占安东之后仍继续谈判,他本人则在国民政府的请求下留在南京达十八天之久而未能有机会和政府方面作直接的会谈。共产党之所以一忍再忍,是因为他们深知这些问题较之国民大会只具有第二位的重要性。如果共产党人此时返回延安,这样的行动不能被说成是他们想要分裂,因为分裂与否完全取决于国民政府。既然国民大会现已定于11月15日召开,则会前的间隔为期太短,无法指望能就各种政治和军事问题进行任何有成果的谈判,而且国民政府又已拒绝了第三方面人士关于国民大会暂时休会以便继续磋商的建议。某些社会贤达和青年党现已允诺出席国民大会,国民政府会抓住这一点来证明大会为合法。国民政府作出了邀请共产党举行谈判的姿态,但实际上其愿望只不过是想要有一部分非国民党代表出席大会,以表示大会是民主的大会,政府决心还政于民,宪法是民主的宪法。

周将军说,究竟是先停火再谈判,还是先谈判再停火,现在都无关紧要。无论是何种程序,共产党都可以同意。但是国民政府已明确表示它无意和共产党通过谈判解决争端,而且直到两天以前,它甚至还没有直接和共产党方面讨论过任何问题。现在他想谈一个具体问题,那就是军事谈判。他必须等待延安发来的指示,要不然就是返回延安去领受新的指示。另一个有关的问题是,究竟还有没有可能采取6月份的办法,不仅讨论停止冲突,而且也讨论有关复员和军队改编过程中部队的配置等其他问题。6月间,政府曾坚持以全面解决这些问题作为解决问题的前提,因为共产党的部队对他们构成了威胁。而现在,局势翻转过来了,因为政府军占领了许多共产党的地区,并且正在准备进攻延安。他觉得,6月份办法的合理性完全为现在的局势所证实。因此,他希望知道,能否像在6月份所做的那样讨论所有的争端。

我回答道,我不认为国民政府在想讨论他所提到的所有这些问题方面存在任何问题。我又补充道,他的意思或许是指所有这一切问题都应该在停止冲突之前加以讨论和解决,就像蒋委员长在6月份所规定的那样;我并且问他,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周将军解释道,国民大会是目前的难题。如果国民大会能够进一步推迟,他也可同意把停止冲突放在优先解决的地位。但是,由于国民大会很可能就要召开了,因而给了国民政府一个机会,如果停战协议遭到破坏,它就可以通过国民大会对共产党施加压力,因此,他不得不要求在共产党同意一项停战安排之前首先获得军事上的保证和军事问题的全面解决——否则,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就不会有政治上的保证。

我向周将军指出,与陈诚将军建议有关的真正分歧点是日期问题——是1月13月,6月7日,还是像陈将军所建议的11月11日。当谈话转回到他的一般性说明时,我发表了以下的看法：正在使我们遭受到挫折的,在相当重大的程度上是猜疑和误解,我知道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是确实的,这是因为我是某些事件的主角,至少是这些事件的发起者。我发现我的努力成果得到了错误的评价,而国民政府被指控怀有某种邪恶的目的。我知道国民政府方面各种各样的领袖人物发表的言论既不能创造和平气氛又不能消除疑虑;但是我深信,他们是受了种种误解的影响,而这些误解对共产党是极为不利的。毫无疑问,政府官员之间一直在进行着一场十分严重的斗争,而周将军却显然未能觉察或理解,共产党对于那些经过九牛二虎之力才从国民政府军政领导人争得的建议和方案所采取的无礼的、几乎是轻蔑的拒绝或怀疑态度,对国民政府中的开明人士产生了极其有害的影响。在双方完全缺乏诚意和信任的同时,还存在着坚持严格遵守政协程序的细节而不是坚持遵守政协基本原则的态度。和他一样,我也十分关切并且高度重视宪法草案的产生程序以及对待这部宪法的态度,但是斗争并不集中于此。相反,却分散精力去为十几项细节纠缠不休,我认为这是一个大错,鉴于这样一种态度,对于挽救时局之道,我是茫然不知所措了。

周将军回答道,他并不认为这是一个程序问题,接着他指出,在政协会议期间共产党之所以同意让1936年选出的国民政府方面的国大代表出席国民大会,是为了换取国民党同意政协决议其余部分而作出的一种让步。他说,可是事到如今,蒋委员长却置政协决议于不顾,而只是保留这些国民党代表并单方面召集由这些代表参加的国民大会。

我接着说,我的理解是,共产党和第三方面人士主张,宪法草案应该取得政协综合小组的同意,再经过国民大会的正式批准(而不是修订)以作为使它成为国家大法的正式行动。我问他这样的理解是否正确。在他肯定了我对这一点的理解之后,我又接着说,我看不出关于代表和其他许多纠纷的争辩有什么巨大的重要性。重大的争端似乎是宪法以及接受这部宪法的基本原则,甚至国府委员会也退而成为只占次要地位的问题,因为这只是一项临时性安排。看来不集中精力去解决宪法草案以及如何处理这一草案的问题是一个大错,因为不如此则整个局势就会因为纠缠于程序性细节而恶化成为中国人民的一场悲剧。我告诉他,在整个夏季,我曾不断敦促蒋委员长重新召集政协宪草审议委员会,并使达成的不论什么样的协议获得政协综合小组的批准。我指出,我终于使他同意召开五人小组会议,并且同意在五人小组看来有可能达成协议的情况下重新召集政协宪草审议委员会。我说,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这似乎是具有最大重要性的一件事。最后我说,我的希望是,在此紧急关头,战事有可能围绕着几个最根本的重大问题,特别是围绕着宪法和停止冲突这样一些问题的解决而告解决。

然后,我又对周将军这样说：简而言之,当前的时局是,在这一方,某些政府领导人认为共产党不愿意贯彻任何协议,在另一方,则又存在着对于政府任何一项建议的诚意的彻底怀疑。问题在于如何解决这样一种局面。在政府中有着许多开明人士,共产党方面如果采取较有远见的政策,本来是可以产生一种几乎能使这些开明人士处于控制地位的效果的。我同样认为,在共产党内也存在着不少开明人士,但是他们为在共产党内达致一个折中立场的努力却由于政府官员中过激分子的行动而遭受到挫折。我唯一的目标是在中国终止冲突和建立一个两党制政府,必须要有一个反对党,因为这是保证一个像我们在美国所理解的那种民主政府成为可能的唯一途径。在很久以前我就曾被非正式地邀请充当中国政府的顾问,去年夏天又有人向我提出了同样的建议。我的答复是：我可以直截了当、简明扼要地提供我的忠告——政府的改革和现代化有赖于缔造一个反对党。没有一个真正的反对党作为竞争对手、提出批评、催促改革,就不可能出现国民政府或国民党的任何改革。国民党不可能自上而下自行改革;必须要有反对党。因此,我曾想到,关心农民、关心中国这个最大阶级的共产党,可以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合法的反对党而为中国人民作出非常重大的贡献。而军方的威胁则必须以某种方式加以消除,我这样希望,我们也已经为这两个问题采取相互配合的行动而拟订了计划。

周将军回答道,对于我所说明的这些问题,他也有大致相同的想法,否则,共产党就不会合作这么长的时间。他说,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政治协商会议才得以圆满地完成。他接着列举了共产党方面为争取政协宪草审议委员会的重开所作的努力,蒋委员长未能召集这一委员会,以及他本人最近为了重开这一委员会和其他会议所作的努力。他最后指出,共产党一直认为这一点具有头等重要意义,但是国民政府直到目前还在不断提出它关于国民大会和提交代表名单的条件。

这时具有相当重要性的一个问题是,一旦国民政府在只有小党而没有共产党参加的情况下召集国民大会,美国可能采取的态度。早些时候,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官员曾试图向国务院了解,美国对于在中国成立一个没有共产党参加的联合政府将持什么态度。驻南京的一位共产党代表也曾为了相同的问题而找过司徒雷登博士,蒋委员长则在11月6日向司徒雷登博士询问过美国打算采取怎样的对华政策。

青年党的一位成员在11月14日和我所作的一次交谈中也显示了同样的关切,他当时告诉我,蒋委员长同意推迟国民大会的条件是青年党将参加国民大会。他说,蒋委员长曾指示立法院审议经过修订的宪法草案并完成尚未完成的部分。但是立法院并没有遵从蒋委员长的指示,却批准了得到国民党内保守集团支持的“五五宪草”,即1936年5月5日制定的宪法草案。他说,然而蒋委员长在前一天曾向青年党的一位领导人保证,宪法将不顾立法院的反对而获得通过,而青年党却仍在坚持要求国民大会遵守政协的决议和程序。不过他觉得,国民政府的真正意图是,成立一个仅仅是名义上的联合政府,而在实际上,所成立的将依旧是一个一党政府。

我曾试图向政府官员们表明,美国不支持中国打内战,在11月13日和行政院副院长翁文灏博士的一次会谈中,我告诉他,我想用最直言不讳的坦率方式使他知道：美国非常愿意帮助中国,但是不会支持一个不代表人民的政府。在2月间,美国曾准备以大量的金钱和物资援助中国。但是不得不裁减了这笔援助的一部分,因为执政的政治集团中的某些人对一些有损于政治改革的做法施加了决定性的影响。中国如果不实行真正的政治改革,就不可能指望美国的援助。

国民大会于11月15日正式召开,非国民党集团只有极为有限的代表参加。社会贤达和青年党的代表名单是在11月15日晚间补交的,但是共产党和民主同盟没有派出代表。(我曾被告知,周恩来将军只是在第三方面人士表示和共产党采取同一立场——政府不严格按照政协决议改组就决不提交代表名单——之后,才于10月21日回到南京的。)司徒雷登博士作为美国大使出席了国民大会开幕式,但是我认为我最好是不出席,因为我不希望在人们心目中被看成是附和国民政府对待国民大会的方针,而司徒雷登博士的到场则是履行外交上的礼仪。蒋委员长在国民大会开幕式上的演讲,语气是温和的,主旨在于回顾国民政府的政绩和展望未来的目标。其要点如下：

蒋委员长扼要回顾了为在中国实施宪政所作的努力和现政府对此所起的作用。他对国民大会先前的延期作了解释,对政协会议的成果作了说明,并且指出,国民政府对这些成果信守不渝。最后他说,国民政府为国为民,一直在为国民革命和国家复兴而进行着不懈的斗争,以谋求三民主义的贯彻和以五权宪法为基础的民权政治的实现——这就是革命的最终目标。

大会预定在可以认为是试验性的基础上先开两周,以便听取各方面代表的意见,选举主席团和成立各种委员会。三天延期的成果是取得了第三方面中部分人士参加大会的许诺,但也产生了破坏这一集团的行动一致的效果,并且,如果还不是致命地,也是严重地削弱了这一集团作为两大政党之间平衡势力的影响。

11月16日,周恩来将军对报界发表了一项有关国民大会的声明,强烈批评国民党,并且宣布,共产党不承认这个大会。以下是声明的要点：

这一国民大会是国民党一党政府违背政协决议和全国民意而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在以往十个月内,国民党彻底破坏了1月10日停战协定所确认的现状,通过国民党特务的行为完全撕毁了政治协商会议期间政府许下的四项诺言,并且违反了政协关于地方政府的决议。而共产党方面,在上月南京谈判期间,一直要求停开国大,以便同时召开三人小组会议、政协综合小组和宪草审议委员会,在1月10日停战协定、整军方案和政协决议的基础上,分别解决当前各种军事和政治问题,然而,遭到了政府当局的拒绝。中国共产党拒绝承认这一国大,和谈的大门现在已经被国民党当局一手“关闭”。

同一天(11月16日)^[1],周将军来到我的住处通知我,他准备返回延安,打算于11月18日启程。他说,中共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将随他同时返回延安,但是董必武先生(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政协的中共代表之一)将留在南京,因为共产党仍将在这个城市保持一个总部。他问到是否可为此行提供运输上的方便。他并且指出,在北平的军调部尚有大约四十名共产党成员,最近叶剑英将军曾来电询问,如果国民政府对延安发动进攻他们应该如何行动。周将军说,如果进攻延安,这就证明国民政府已经堵死了今后调解的最后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北平的共产党人员将无处可去。因此,他们希望知道,在国民政府进攻延安之前,军调部的美国方面是否愿意协助他们返回延安。周将军说明,少数的共产党人员将留在南京和上海,叶将军已经告诉军调部的美方委员吉伦将军,他愿意在军调部中保留联络人员,即使他们已经几乎无事可做。周将军并且说,他也告诉了吉伦将军,他希望保留这样的联络人员。虽然他认为我会同意这一措施,但是他无法肯定国民政府的观点。他说,如果国民政府进攻延安,这就表明它实际上打算“不顾一切”。

周将军进一步评论如下：在以往的十个月内,他对我个人的努力深为感激,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包括今年最后一段时期美国政策上的改变,谈判并未取得成功。他对我个人仍然十分尊敬,特别是6月谈判结束后我遇到了更大更难克服的困难以来——我为此而得到他最深切的同情。可是,由于国民大会的开幕,国民党已经关上了谈判的大门,他不得不返回延安,以便对全局加以研究。国民党方面特别是蒋委员长本人醉心于武力可以解决一切的想法,但是共产党永远不会屈服于武力,而是相信,只有人民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相信中国的唯一出路是和平、民主、独立、统一,因此,愿意通过民主的途径为和平而斗争,那就意味着联合政府。共产党将不愿再恢复谈判,除非是有了真正的和平与和平谈判的机会。

我告诉周将军,我将为他的延安之行安排运输条件,但是必须等待延安方面的许可,因为不经适当的许可,飞机就有遭到射击的危险。关于北平、上海和南京的共产党人员在国民政府一旦进攻延安时的安全问题,我说,我对于这样一次进攻一无所知,但是如果这些共产党人员希望撤退,我将负责提供必要的飞机。(我觉得这是我的义务,因为他们在谈判期间来到国民政府控制的这些城市,主要应由我负责。)我指出,问题在于他们希望前往的地区是否有适当的飞机场。我再一次声明,对于进攻延安一事,我是毫无所闻,并且强调,我将为这样的行动感到惋惜,并要尽我之所能加以阻止。

周将军答复如下：虽然谈判的大门现在已经关闭,共产党仍将在北平、南京和上海保留一些人员,即使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也便于今后一旦重开谈判就能够有人出面。但是,如果国民政府进攻延安,他相信,延安就会命令他们全部撤退。这是他个人的意见,因为他尚未就此请示延安。对延安的进攻将迫使共产党人离开他们目前所在的地区,他们将不得不进入国民党的地区,这将引起极大的混乱,并使得任何谈判都成为不可能。他认为,不仅是国民党应该自行克制而避免采取这种行动,而且,美国政府中希望看到中国和平也想到了世界和平的那些官员如司徒雷登博士和我本人,也必须对这个问题给予清醒的考虑。最后他说,这是他“发自内心”之言。

我回答如下：我赞赏他个人的意见,并且希望他关于延安的忧虑会证明是缺乏根据的。我当然要竭尽我之所能来避免这样一场灾难。有一件事,我希望他能在延安代为处理。因为在一种必须是不偏不倚的努力中,如果我的诚实得不到信任,我的调解活动就会是徒劳的。共产党人对美国的政策有什么感觉或想法都无关紧要,事实仍然是,只要延安不认为我的立场是诚挚可信无所偏袒的,我继续留在中国就毫无用处,我就应该想到,我留在这里的作用最终只能是弊多利少。因此,我希望他能根据延安适当的当局的态度正式作出判断,他们是否明确地希望我个人继续担当目前的角色。我请求他的同事把这个问题当作纯事务性问题来看待,而不必想到中国人关于“面子”的考虑。我对“面子”并不关心。我关心的只在于我是否还有通过调解作出某种贡献的可能。如果延安对我失去信任,我知道我就做不到这一点,而我当然也不希望在这种痛苦的地位上比必须停留的时间停留得更久。正像我先前告诉过他的那样,司徒雷登博士在这里,他的心是在中国的。他将继续留在这里,问题是：“在中国实现可能的和平和调整的最好的安排是什么?我现在向你提出一项特别的请求,我将等待你从延安给我的回答。”最后我说,如果国民政府对延安发动进攻,问题的解决就不同了,因为我认为,在那样一种情况下,杜鲁门总统将会召我回国。

谈话结束时,周将军表示,他同情我的请求,他将把问题无保留地提交给延安。

到了11月16日,军事调处执行部控制冲突处和交通处的三十六个正式执行小组只有十一个尚在履行全部职能。其中又只有三个是在中国本部：两个在国民政府地区,一个在共产党地区;其余八个都在满洲。十一个小组在北平,十四个小组则由于中国成员的一方或双方的缺席而无法工作。在这一方面,共产党人犯规最为严重,因为他们从国民政府地区的十二个小组中撤走了他们的成员,而国民政府则撤走了他们在共产党地区一个小组和国民政府地区四个小组里的成员。

11月18日,周恩来将军交给我一份在南京、上海和重庆的共产党人员的名单,一旦情况紧急,这些人员将要求我提供空运的方便,以协助他们前往延安或其他有待日后确定的地点。这份名单表明,共产党在以上提到的城市里保留了下列数目的人员：南京——中共代表团的五十名成员;上海——中共代表团的十名成员和解放区救济署的七名成员;重庆——大约一百名中共办事处和报纸工作人员。

在军事方面,这时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国民政府进攻延安的可能性上。11月11日三人小组开会期间,陈诚将军曾否认政府有进攻延安之意,行政院副院长翁文灏博士在11月18日对我发表了类似的声明。蒋委员长也对我否认政府有这样的意图。军事调处执行部派驻延安的美方人员则报告,共产党正在从延安撤出学校、医院和非必要人员,那里的国民政府联络机构正被撤回到政府地区,国民政府的侦察机每天都在该城上空飞行。延安的共产党当局表示,他们不希望在遇到进攻的情况下让美国人员伴随他们进行强迫疏散,但是当新的总部在别处建立之后却可以欢迎美方的联络人员。他们力劝美方联络小组继续留在延安,直到一场进攻战迫在眉睫,并且使无线电通讯和飞机场的工作处于准备状态,以便随时作最后的紧急撤退。

这一时期很少有军事活动的报道,例外的是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平汉铁路沿线的战事,热河东部和大同(山西)地区共产党的骚扰性进攻和沈阳、长春之间四平街地区共产党对铁路交通的破坏。

周恩来将军于11月19日乘美国军用飞机离开南京飞往延安,前一天下午他曾偕周夫人对我进行了一次社交性的拜访。他的离去使得从这一年1月开始的旷日持久的谈判和讨论告一段落,至少是暂时和不定期的。进一步谈判的大门双方都没有关死,但是看起来似乎是,在实现两党间协定的任何可能性出现以前,首先好像应该有一个全新的起点。共产党和民主同盟的态度表明,他们相信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已被彻底撕毁,因而有必要召集一次有所有各党派参加的类似于1月份举行过的那种会议。

有两件事在我看来是明白无误的：一件是国民政府的军事领袖们目前正在掌权,他们根本不相信共产党会实行任何一项达成的协议。另一件是国民党内的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集团坚决相信成立一个联合政府是不可能的,因为共产党所愿意做的只是破坏这样一个政府。有了这样两股势力的合作,再加上共产党对于司徒雷登博士和我说服国民政府作出的每一项建议的拒绝,就出现了目前的悲剧性局面。在我看来,国民政府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是利用谈判来证明他们对共产党所持观点的正确,并为自己的行动辩护。6月以来,国民政府一直在从事规模不断扩大的战争,严重地消耗着政府的资财。这种军费开支,在这个政府不断向美国要求大笔贷款的同时,造成了通货膨胀的加剧。

另一方面,照我的看法,共产党则由于它自己的多疑,由于拒绝在很可能使争端获得某种解决的办法上达成协议,而使自己遭到了挫折。这种看法的正确性,特别可以从它拒绝关于司徒雷登博士主持下的五人小组的建议这一行动中得到证明。该小组本来是有可能导致国府委员会的组成和其他政协协定的实行的,它对于张家口休战建议几乎可以说是轻蔑的拒绝,也是可以说明问题的一例。它错误地理解司徒雷登博士和我苦心经营得来的每一项建议,并且显然相信它自己公开歪曲美国意图和行动的宣传运动。它还有意识地在会谈中和在对国民政府行动的批评中,对自己违反协定的军事行动或其他行动只字不提。

当然,在整个背景中也包括与美苏关系有关的国际形势,这也许是导致3月谈判破裂的一个主要原因。国民党领袖担心中共和苏联之间的联系,并认为前者是苏联人的傀儡,这是事实。伴随着这种感觉的是这样一种想法：尽管1945年12月杜鲁门总统发表了美国对华政策声明,尽管美国的调解努力在继续,但是从长远看,美国一定会支持国民政府去反对中国共产党。因此我以为,国民党觉得,如果他们能在这样一个时期,在一个据他们的情报认为是苏联无法以援助中共的方式进行公开干涉的时期,把共产党的力量削弱到在军事上处于相对软弱的地位,他们就会有条件暂时放弃他们所渴望的美国军事、财政和经济援助。他们显然以为,只要他们在反共斗争中加强了对全国的控制,只要由于通过一部宪法和除共产党以外的所有各小党派参加政府而实行了宪政,那种援助就会源源而来。

【注释】

[1]原文作10月16日,误——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