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战令在满洲的应用;军事调处执行部执行小组进入满洲

十五　停战令在满洲的应用;军事调处执行部执行小组进入满洲

1月10日发出的停战令,除关于军队的调动外,未提到中国任何地区作为例外。此种例外包括在附加于停战令的条款中,经同意作为三人小组的一项记录备案,并在1月10日宣布停战令的新闻稿中加以公布。条文如下：

1﹒停战令第二节^[1]对国民政府为继续实施整军计划而在长江以南之军队调动,并不影响。

2﹒停战令第二节对国民政府军队为恢复中国主权而开入东北或在东北境内调动,并不影响。

中共三人小组代表周恩来将军在同我商谈中以及在三人小组会议上,都明确承认国民政府为恢复中国主权有权将军队开入满洲。他也表示理解：此种军队调动与1945年8月中苏条约是一致的,美国帮助国民政府将军队运送至这一地区是根据美国政府对中华民国政府承担的义务。在三人小组会议上,没有不把满洲包括在停战令范围之内的表示或含义。

但在1月18日军调部三委员在北平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委员们在回答报纸记者提出的问题时说,军调部在满洲无裁判权。普遍承认,还是不向当时被苏军占领的满洲各地派遣执行小组为好;但我非常强烈地感到,为了避免将来苏军从满洲撤离时中国对立双方部队可能发生的冲突与纠葛,军调部在满洲的职权必须坚持。当然,由于苏军继续拖延撤退使事情复杂化了,终于使国民政府方面对苏联在满洲的用心和目的的怀疑日益增加,并使国民政府对该地区无力控制。

我心中记着这种情况,在接到南满港口营口附近发生严重冲突的报告之后,遂于1946年1月24日将内容相同的备忘录送交三人小组的两位中国代表,建议三人小组指示军调部立即派遣一个执行小组前往营口。我还建议,停战令实施期间万一将来在满洲发生此类战事,三人小组应指示军调部采取同样行动。国民政府三人小组代表张群将军于1月28日通知我的总部,蒋介石委员长因怕执行小组内出现一个美国人可能引起与苏联当局的麻烦,不希望向营口派遣执行小组。但共产党赞同派遣一个执行小组到营口的建议,2月14日,周恩来将军接到营口地区又发生冲突的报告后,再次提出这一问题。

在热河省的赤峰事件中,已看到了苏联对军调部执行小组在苏军控制地区活动可能持的态度的某种迹象。军调部在北平建立后不久,在想派出一个执行小组之前,派往赤峰侦察机场的飞机人员因误解命令而在机场着陆。机上人员和飞机立即被苏联驻军拘留。但当军调部另一架飞机次日在赤峰撤下传单对飞机的任务加以解释,而且显然在接到在满洲的上级苏联当局的指示后,机上人员和飞机即被释放,军调部小组即前往赤峰。该小组在赤峰行使职责未受到该地苏军的阻挠。

蒋委员长反对向满洲派遣执行小组的理由是苏联可能要求参加执行小组的工作。以后我得出结论,他拒不赞成此一行动的一个原因是希望避免承认在满洲的共产党军队。在我看来,他在该地区的指挥官也希望避免受命制止当时零星战斗的军调部小组进行任何干涉。后来在国民政府占领的满洲各城市的社论和布告中,看到了不愿承认共产党军队存在的各种证据。这些社论和布告把共产党军队称为“土匪”,对中共军队的存在始终不予任何承认,因为这样一来国民政府可能就不得不根据在重庆达成的协议条款来对待他们。

三人小组的共产党代表或许部分地由于相反的原因,不断催促派遣军调部小组到满洲去。2月18日,周恩来将军通知我,共产党希望派遣执行小组进入满洲解决争执的问题,以促进国民政府接收主权。周将军指出,由于整编军队包括国民政府军队和共产党军队,他不相信苏联会反对军调部小组进入满洲。据我看,周将军不断坚持向营口派遣一个执行小组,部分原因是希望有助于他操纵自己的某些军事指挥官。2月20日,我再次向军事小组国民政府代表张治中将军提出派遣军调部小组进入满洲的问题,指出：制止可能发生的冲突和根据军队整编统编方案建立军队复员的基础,都需要这样的小组,但未成功。2月21日,周恩来从延安归来,告诉我,他已和毛泽东主席讨论了满洲问题,并得出如下结论：(1)三人小组应去满洲;(2)停战令适用于满洲;(3)军队整编方案包括满洲。2月25日,在同我进一步讨论这一问题时,周将军重申,停战令和军队整编方案都规定在满洲的适当机构有裁判权,并说他已将此事的意见通知张治中将军。周将军说,后者注意倾听,但不置可否。周将军强调,现在制定一项关于满洲的政策,以免以后误解是重要的。我同意此种观点,并指出,重要的是达成和平解决,而不是制造另外的麻烦。2月27日,在三人小组前往北平和华北其他地方巡视之前,再次讨论了满洲问题,作为对记者或其他人可能提问的回答。周将军和我都同意,我们应当说,基本协定均适用于满洲;至于停战协定,由于与满洲问题有关,我们只应说问题正在考虑。在此次讨论中,国民政府代表自动提出无意见。

在三人小组旅外期间,3月4日访问延安时,我与毛泽东主席谈话中有机会提出满洲问题。毛先生说,他希望停战令适用于满洲,军调部小组应派往该地。在此期间,国民政府不顾满洲局势的恶化,在派遣军调部小组进入满洲的问题上仍固执己见。鉴于我计划短期返美磋商与我的使命有关的某些问题,以及尽早派遣军调部小组到满洲的明显的紧迫需要,我感到在我启程前派遣军调部小组进入满洲的问题有必要实行,并就此再度向蒋委员长提出交涉。我终于获得了他对此种行动原则上的认可,但又有一系列条件的限制,我把这些条件草拟在对此种小组的指令中,提交三人小组的中国委员考虑。

3月11日,三人小组讨论此草案,但未获致协议。草案如下：

关于执行小组进入满洲对军凋部之指示草案：

以精选人员所组成之执行小组,将根据下列条件立即派往满洲：

1﹒小组之任务仅限于军事问题;

2﹒小组应伴随政府部队,避免进出仍为苏军占领之地区;

3﹒小组应前往冲突地点或政府军与中共军密接地点,使其停止战斗,并作必要之调处,以免将来之麻烦。小组应访问中共军队指挥官及司令部;

4﹒政府军队受权重建中国在满洲的主权。尤其在中苏条约所述二铁路两侧三十公里之狭长地带,将实行单独管辖;

5﹒要求中共军队撤离政府军队为重建主权而必需占领之地区,包括煤矿在内。苏军撤离之地区,中共军队不得开入占领。

讨论此草案时,周恩来将军提到第一条,并要求三人小组同时处理政治问题,应向军调部执行小组发出关于满洲政治问题的指示。他指出,关于满洲主权,那是毫无问题的,因为停战令规定了国民政府军队进入满洲恢复主权,军队整编基本方案也规定了国民政府军队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但他解释说,中共在这些方面作出让步,为的是不仅在中国其他地区,而且也在满洲建立民主机构,并说共产党希望组织东北政治会议,建立地方自治。他怕这些政治问题与军事问题如不同时解决,就会产生因各地区政治制度不同而引起行政混乱的纠纷。周将军还说,国民政府那时没有足够的军队接管满洲所有的地方,他认为政府派往满洲部队的数量和要接管的地方,应按照一个确定的计划和时间表来决定。他指出,军队整编方案要在两周内生效,根据方案,军队驻防地点将会建立起来,因此他建议,国民政府接收主权和军队整编应协同进行。周将军说,这个指令草案只是一个临时措施,而重要的是停止战斗。因此他觉得三人小组应前往满洲,在那里他可以当场向共产党战地指挥官说明局势。

张治中将军对三人小组有权讨论满洲政治问题表示怀疑,并说还是派执行小组到满洲澄清局势为好,政治问题亦可因此而易于解决。他指出,停战令适用于全国,是同军事问题有关,而不是同政治问题有关,周将军会有其他机会讨论政治问题,而现在要考虑的是在满洲停止冲突的问题。

周恩来将军依次发言时指出,满洲局势与中国其他地方不同,因为尽管军队调动在其他地方冻结,满洲还在开入军队,因而政治问题的解决不能拖延。周将军继续说,政府在苏军撤离的地方接管主权,以及接管中苏条约规定的两条铁路,都是毫无问题的,但指出,指令草案有一项包括一切地方在内的条款,规定国民政府接收这些地方是在满洲恢复主权的需要,这就可能引起纠纷和误解,如果国民政府军队开进共产党占有地区的话。

上述会谈情况报告得详细一点,因为这种会谈足以突出中国双方关于满洲这一至关重要问题的对立观点。从会谈看,周恩来将军显然预料要他们在满洲的军事指挥官听从他的指示或三人小组达成的决定是有困难的,除非他能够当场和他们商谈这些问题。他显然顾虑国民政府军队可能开入中共军队当时占有的地区,或开入苏军撤离后他以为中共军队将要开进的地区。他也忧虑共产党在其占领地区正在建立的地方政府的问题。张治中将军反映了国民政府调动自己的军队在满洲恢复中国主权的决心,因而无论如何也不愿限制停战令规定的国民政府为恢复主权向满洲任何地方调动军队的权利。每个中国代表都乐于同意建议草案的前三条,都承认派遣执行小组到满洲合乎需要,但对有争议的地方都不愿让步。我以为,国民政府方面自1月24日以来拒不赞成派军调部小组到满洲去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致使以后局势发展到实际上无法控制的地步。共产党由于军队北撤以及由于随后的情况发展撤到日军武器装备区域之内,它的地位在不断加强,而国民政府在尾随苏军撤退前进时,漫长的交通线却使它处于一种过分伸展的危险境地。政府军队未能充分迅速地推进以阻挠中共占领苏军撤退的地方,苏联官员也不帮助配给铁路车辆,而是正相反。

3月11日的这次三人小组会议是我当晚启程赴美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会议,在我离华期间,我以为关于执行小组进入满洲的一项指令的折中协议已达成协定。在我离华赴美期间,经国民政府和共产党认可,我指定美国吉伦中将为我在三人小组的代表。

在3月13日三人小组的下一次会议上,周将军声明,他尚未接到延安对他请求作进一步指示的答复,鉴于他与延安和满洲通讯缓慢,他建议在两项计划中任择一项：(1)三人小组前往苏军已撤离的沈阳,此种办法将使他能够向满洲的中共军队指挥官阐明局势,从而避免将来产生纠纷,并使三人小组能够当场拟出一项最后的指令;或者(2)三人小组等待他从延安接到进一步的指示。在此项声明之后的一般讨论中,中国双方代表都建议,最好派遣执行小组去满洲搜集材料,作为三人小组拟定一项指令的依据,但吉伦将军坚持说,执行小组赴满洲之前,应在一项指令中提出指导原则,否则他们的活动就没有依据。张治中将军说,既然共产党已同意国民政府单独控制铁路线和苏军撤离的地区,而国民政府又没有足够的部队接管满洲的每一处地方,那就没有再争论的理由了。在打破僵局的努力中,吉伦将军建议修正原草案,准许国民政府占领铁路线及铁路两侧的三十公里狭长地带,禁止共产党占领苏军撤离的地方;但删去一项包括一切地方的条款,这项条款准许政府军队因恢复主权之需要而接收这些地方。张将军反对此种修正,说这将限制政府恢复铁路及苏军占领地区主权的权利。吉伦将军于是建议,只保留草案的前三条作为对执行小组的指令,并在执行小组到达后三人小组及早启程前往满洲。张将军也反对此种办法,理由是苏军撤离时中国双方军队都会开入,冲突终将发生。(按照后来事情的发展和最后批准的实质上包括草案前三条的指令,这证明国民政府方面在策略上犯了一个明显的错误,而且是一个有严重后果的错误,因为它使执行小组的启程延宕了两星期。)张将军继续说,国民政府不愿在限制它能够恢复主权的地方作出让步,因为这是停战令规定的,要发出的指令必须包括这一原则。

在3月17日的三人小组会议上,据说3月15日中国两委员在私下商谈中已达成了关于一项七点指令草案的近似协议,但国民政府以后又拒绝批准此一折中协议,因为(1)一项条款中使用“现在”一词赋予国民党的权利是将军队开入苏军“现在”正在撤离的地方;(2)共产党希望通过商谈安排政府军队开入那时中共军队占领的地区。张将军指出,使用“现在”一词的限制将阻止政府军队开入以后苏军撤离的地区,而且政府宁愿通过执行小组而不愿通过与共产党商谈来安排将军队开入共产党占有地区的问题。周将军强调,指令是用来实现执行小组进入满洲的一项临时措施,并非要对满洲的一切问题提供一个全面的解决。

3月18日举行的三人小组另一次会议表明,双方协议能否达成,端看保留还是删去上节所说的“现在”一词而定。周将军指出,他已超越了他谈判的权力范围,他必须等待延安的进一步指示。他敦促将折中建议草案的前三条作为一项指令,执行小组启程后会谈继续进行。

在谈起政府未按停战令要求向军调部呈报其军队调动的每日报告时,周将军表现有点刻薄。(屡次不提供这些报告是事实。)他还提到广州地区的局势,那里的国民政府军事长官依然拒绝承认停战令适用于该地区,并提到汉口地区,中共军队在该地区被政府军队所包围,据说粮食供应遇到困难。他透露他已受到延安的批评,因为他未能在这些问题上获得适当解决,而同时在有关华北和满洲的问题上却作出了让步。

广州地区的问题牵涉该地区二千五百至三千人的中共军队部队,共产党称之为抗日东江纵队。派往广州地区调查该地区情况(因与这些部队有关)的军调部小组接到国民政府广州军事长官的通知,说该地区并无中共军队,只有土匪,而且军调部的职权并不及于长江以南。执行小组无法与中共军队接触。其后的几个月,周将军继续敦促承认这些中共军队,但国民政府驻广州的军事长官不顾三人小组政府代表再三保证已向他发出照此行事的命令,继续固执己见,拒不承认该地区的中共军队,经过长时间的复杂的谈判与商讨,问题终于解决,由美国海军坦克登陆舰将这些中共军队从广东运送至山东共产党占据的一个海港烟台。

汉口地区的问题牵涉鄂北豫南地区被国民政府军队包围的大约六万名中共军队。在停战令签字之前的会谈中,周将军曾力求获致协议,将这些部队调出这一地区,或调往西北,或向东调至安徽、苏北地区,但未成功。他说,这些部队的粮食供应问题使这种调动成为必要的。国民政府曾反复向他保证,将作出规定使这些部队能得到粮食供应,在汉口的执行小组所作的一项地方协议安排中也制订办法使这一地区的共产党能买到粮食。其后数月,又有几次再度提出这一问题,国民政府再三保证帮助解决这些部队的粮食问题。但这些诺言显然从未履行过。5月,作为周将军指责政府准备对这些被围的中共军队发动进攻加以消灭的结果,周将军在一位国民政府代表与一位美国代表陪同下对这一地区作了一次专门的巡视调查,对粮食问题又进行了讨论。但到7月,声称中共军队发动攻势竭力突围的国民政府,确实对汉口以北的中共军队进行了一场进攻,而中共军队突破包围,逃往西北。

这两个问题以及周将军就此获致任何解决的连续失败,据信使他受到了延安的严厉批评,这就最终足以妨碍他作为三人小组成员所进行的谈判。就是在谈判关于执行小组进入满洲的这一阶段,周将军因广州和汉口地区局势受到批评,并为得到进一步指示而返回延安。令人担心的是他返回重庆恢复谈判可能要无限期地拖延下去。鉴于此种可能性,我的重庆本部的一位成员哈特·考伊上校飞往延安与周将军商谈执行小组进入满洲的指令的可能折中方案,以及他返回重庆恢复三人小组会谈的问题。只是经无线电报确知关于指令的协议事实上得到保证之后,周将军才回到重庆。

周将军从延安返回不久,3月27日,为发出一项指令的折中协议在三人小组内达成,这项指令实质上和我赴美前所提草案的前三条相同。三人小组议事录中记载了一项协定：小组将进一步讨论军事问题,关于政治问题另行商谈。这项协议由三人小组诸委员签字并于3月27日在报上发表。

在3月27日的三人小组会议上,周将军说,张群将军在过去的小组会议上曾声称,派到满洲去的政府军队数量不大,三人小组的美国代表也曾解释过,美国承担义务运送政府五个军到满洲^[2]。周将军说,这一数字现已达到,而且这也是军队整编方案所要求的数字。他表示担心,如果政府将另外的军队派往满洲,就有进一步发生冲突的危险,并指出,国民政府应按照停战令将调入满洲的军队数字通知军调部。周将军于是提出正式建议：政府不将另外的军队开入满洲;指示军调部派遣执行小组到沈阳与中国双方建立联系;此后不久三人小组即赴沈阳。

张治中将军措词谨慎地回答说,依照军队整编方案,国民政府将有五个军在东北,军队整编后政府也无意超过此数,并说此外的军队调动将报告军调部,而不保守秘密。张将军也指出,共产党从山东半岛至大连并从山西经陆路完成了到东北的军队调动;尽管国民政府报告了它的军队调动,中共军队却在秘密地开进东北。周将军否认停战令签字后有此种中共军队调动发生,但承认可能有个别军官前往满洲。

这种关于国民政府在满洲军队数量的会谈是重要的,因为共产党在其以后的宣传中声称,国民政府由于美国帮助提供运输,业已超过了经他们同意应驻在满洲的军队数量。此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对于国民政府在东北军队数量的限制,按军队整编方案所说,将在十二个月终了时生效,那时政府军队将改编为五个军,每军三个师。如果共产党的主张是正当的,那末它的军队就要被限制为一个军(三个师),即军队整编方案所规定的在头十二个月终了时的军队数量。然而此时共产党却在声称,它在满洲的军队,连同共产党领导下的部队在内,共达三十万人。尽管国民政府宣传机构不时地攻击共产党将军队开入满洲,但政府从未把它作为正式争论的问题,大概因为这样做就等于承认停战令适用于满洲,并承认中共军队在满洲的存在。国民政府是故意避免对承认这两点有任何表示的。

在限制满洲军队的会谈中,三人小组两位中国委员的态度没有任何真正的改变,接着吉伦将军建议并经同意,向军调部发一电报,命令执行小组立即前往沈阳,经在沈阳作初步考察,使执行小组能够决定何处需要优先进行小组调查之后,再从沈阳前往危急地区。他又建议并经同意,通知军调部,三人小组即将赴沈阳视察,以帮助决定危急地区,并在三人小组认为必要时对执行小组进行调整。

这样,经过致命的拖延和不必要的迟误之后,终于使军调部将裁判权扩展到满洲成为可能。向该地区派遣执行小组的延期迟误,先是起因于国民政府拒不认可此种行动,后来又因两位中国代表未能对向执行小组发一适当指令取得一致意见,此种迟误业已造成严重局势。虽然据以派遣执行小组的指令所提供的,是一种不充分的行动根据,但此时为军调部在满洲行使职权打下某种基础却是绝对必要的,即使此项指令是一个不完整不充足的文件。

【注释】

[1]停战令第二节为：除另有规定者外,所有中国境内军事调动一律停止。唯对于复员、换防、给养、行政及地方安全必要之军事行动,乃属例外。

[2]此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因美国承担的义务是以美同交通工具运送政府七个军到满洲,所承担的此项义务我已通知周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