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调处执行部执行小组进入满洲;满洲的局势

十九　军事调处执行部执行小组进入满洲;满洲的局势

按照3月27日就军调部执行小组进入满洲达成的协议,白罗德将军和少数的美国人员于3月29日经由锦州前往沈阳。在军调部接到这项协议的通知时,白罗德将军在取得参加军调部的中国双方同意派遣执行小组进入满洲方面遇到了困难。中国共产党方面声称,那个时候它缺少充分的人员,而国民政府方面声称,蒋委员长在锦州的行营没有接到蒋委员长关于这项新协议的通知,因此不能与军调部洽办此事。蒋委员长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将军于3月28日通知参加军调部的国民政府代表说,执行小组不得进入满洲。不可避免地会引起这样的怀疑,即国民政府的官员们有意地使这件事情耽误下去,以便阻止执行小组进入满洲,直至国民政府有占领长春的时间。这种怀疑,显然被国民政府的一位参加军调部的高级成员与白罗德将军的谈话所证实了。国民政府的军事领袖们担心,执行小组会停止他们军队的调动,因而阻止政府占领长春(苏联军队不久就将从长春撤退)。在吉伦将军就此事与张治中将军和蒋委员长交涉之后,蒋委员长于4月1日向熊式辉将军发出命令,要他与军调部满洲执行小组充分合作。

3月30日,美国和国民政府参加满洲执行小组的人员前往沈阳, 4月2日,共产党参加满洲执行小组的四十名成员抵达该城市。此后不久,共产党与美国在沈阳的小组成员之间就派遣小组进入战地达成了协议。然而,4月3日,国民政府的小组成员声称,他们没有权力采取行动,因为他们小组的领导人还在锦州。虽然白罗德将军作为军调部执行组主任有权按照发出的命令规定派遣各小组进入战地,然而如果没有国民政府的代表参加,小组就难以离开沈阳。鉴于执行小组在满洲的活动面临着这个持续的障碍,吉伦将军于4月7日送一份备忘录给蒋委员长。在备忘录中他描述了上述局势,提到了报纸的报道,即政府是在故意拖延,以便它有时间占领长春,并要求蒋委员长立即发出适当的训令,以保证国民政府在沈阳的执行小组成员的合作。

这时满洲的局势由于与苏联从该地区撤退有关的发展而复杂化了。在苏联军队从沈阳撤退以后,在满洲的苏联军事当局拒绝同意国民政府利用向北通往长春的铁路运送中国军队,宣称这是中苏条约的条款所禁止的。又据报道,苏联当局已拒绝了中国政府的一项要求,即在苏军正在撤退的若干据点保留少数苏联驻军,直至国民政府的军队到达这些地方接收主权。中苏关系由于经济谈判的情况而更为复杂。这项谈判由于苏联的要求在长春开始举行,但是由于苏联在2月1日(这是要求苏联军队撤离满洲的日期)以后继续占领满洲的结果,中国的谈判代表离开了长春,使谈判陷于停顿。此后苏联政府曾要求中国当局在长春继续讨论有关满洲的经济事务,但是后者拒绝参加这种讨论,除非讨论移往重庆举行。事情就这样陷于停顿,直至3月25日,苏联驻华大使通知中国政府,苏联政府愿意在重庆进行讨论在满洲的经济合作问题。

军调部执行小组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前往沈阳的。4月5日,中国当局送给吉伦将军一份苏联从满洲撤退的时间表,这是苏联在满洲的当局提供给中国政府的。时间表规定,自4月6日开始至4月29日止,苏联军队逐步地并完全地从满洲撤退。鉴于苏联军队继续驻在满洲,即使3月27日的协议已经明白规定,执行小组不得前往苏联占领下的地点,白罗德将军还是向吉伦将军建议,把执行小组进入满洲正式通知苏联在满洲的军事当局是可取的。吉伦将军于是于4月1日向蒋委员长建议,由国民政府把执行小组进入满洲和派它们进入满洲的目的——即履行3月27日的协议——通知苏联当局。4月4日,中国当局通知吉伦将军,蒋委员长已命令熊式辉将军把派遣执行小组进入满洲和指导它们活动的指示通知苏联在长春的司令部。

满洲局势的另一方面,即中国共产党时常以之作为宣传攻势的主题的,是与以美国交通工具运送国民政府军队有关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期间,共产党第一次力图证明它的争论是正当的,即国民政府在满洲的军队数目被限制为五个军,这个限制是2月25日达成的军队整编和统编协定规定的。3月28日,军调部的共方委员抗议政府军队开入满洲。3月31日,周恩来将军以三人小组的共产党代表的资格向吉伦将军提出抗议,反对再用美国船只运送政府军队进入满洲,声称2月25日的军队整编方案把政府在满洲的军队数目限制为五个军。吉伦将军答复说,这个争论的根据是不正确的,因为在军队整编方案里所规定的对政府在满洲的军队限制在十二个月终了时方才生效,而政府军队开入满洲,是1月10日的停战令里所规定的。这项规定使禁止军队调动有一项例外,以便允许政府军队开入满洲,以恢复中国的主权。吉伦将军并且请共产党方面注意这个事实：即使五个军的限制适用于还很遥远的时期,当时政府在满洲的军队总数还远远低于在五个军的基础上所准许的人数。虽然这个主题暂时被搁置了,但是这个问题此后还是被共产党三番五次地提出来,并且在它反对它所谓的美国帮助国民党的宣传攻势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就执行小组进入满洲达成协议时,有这样的打算：三人小组将访问沈阳,以便帮助决定哪些地区是危急的,并且在三人小组认为必要时,对执行小组的地点加以调整。然而,直至4月8日,在沈阳的执行小组才就派遣小组进入满洲发生冲突的地区最后达成协议,那一天两个执行小组被分别派遣到沈阳的北方和东南方地区。4月14日,代理三人小组(国、共、美三方每一方有一位代理人,代表三人小组原来的成员)与军调部的三位委员一道,离开北平前往沈阳,进行一次调查局势的视察,以便在我从美国返华后可以把满洲的实际情况向在重庆的三人小组汇报。这次的视察实际上成为一次调查事实的旅行,因为执行小组留在发生冲突的地区的时间太短,不可能获得任何有效的结果。代理三人小组于4月16日回到北平,并于4月18日前往重庆。

4月14日,苏联军队从长春向北沿铁路线撤退到哈尔滨。在苏军撤退后一个小时内,该地区的中共军队就对飞机场开始攻击。次日,中共军队向长春发起进攻,并于当日攻下了市区里的主要据点,虽然零星战斗一直继续到18日(这一天国民政府军队的所有抵抗都停止了)。据报道,中共军队约有两三万名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士兵,抵抗他们的国民政府军队约有一万五千名士兵,其中大部分是以前的满洲伪军,是在苏联占领期间从北平飞往长春的。据一名官方的美国观察员报告,中共军队在交战时曾雇用了少数日本人,其中主要是坦克手。这位观察员又报告说,在长春陷落以前,国民政府军队杀死了三十多名苏联公民,在这次屠杀中有些苏联公民被拷打和切断肢体,在中共军队占领长春以后,苏联官员和大部分有地位的苏联公民离开长春,前往哈尔滨。

中共进攻并占领长春是对停战令的重大违犯,而且如后来的发展所显示的,是会引起严重后果的行动。这个行动使在满洲取得胜利的共产党将领们过于自信,并且更不愿意同国民政府妥协,但是这个行动对于国民政府的影响更是灾难性的。这个行动使我在谈判中的地位和我的努力,即说服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领袖们,采取某种妥协的行动方针是可取的,要更加困难得多。这个行动大大加强了国民政府中极端反动集团的势力,他们现在能够批评我以前的劝告,并且说,共产党现已表明他们从来没有打算坚持履行达成的协议,这种说法始终是这些国民党领袖提出的论点。

要确实地解释共产党进攻长春的原因是困难的。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共产党力图迫使国民政府结束在满洲的冲突,停止把它的军队从沈阳向北调动,并且从事谈判以求得一项解决办法。这个解释由于中共军队在四平街(沈阳以北铁路线上的一个重要交叉点)进行的坚决抵抗而加强了,在那里中共军队成功地抵御了强大的政府军队的进攻达一个多月之久,该城市最后于5月19日被政府军队攻占。共产党进攻长春的行动也可以同华北的一般局势联系起来。在华北,铁路重建工作在成功的和有希望的开端以后,在对平毁防御工事问题的辩论中陷于停顿。政治形势也明确地恶化了,有迹象表明,国民党力图对政治协商会议于1月作出的各项重要决议进行修改。因此,共产党可能希望,这个时刻它在满洲成功的军事活动,连同华北正在恶化的局势以及共产党努力阻止国民政府再把军队开入满洲,可能会使国民政府更愿意从事谈判,以求得满洲问题的解决办法。但是,不管这个行动的原因是什么,它显然是共产党方面一个策略上的严重错误,这个行动今后反复地烦扰他们。

周恩来将军对于共产党进攻长春的解释是：在1945年底,当政府军队正在沿铁路线从锦州向沈阳前进时,共产党曾力劝政府前往沈阳同苏联人谈判关于接收主权的事,并且曾经通知政府,如果政府军队为了接收在苏军控制下地方的主权而向沈阳前进,共产党不会阻拦。周将军解释说,曾经警告政府,如果它的军队向西调动,进攻共产党的军队,就会有发生冲突的危险。他进一步说,政府军队改变了进军路线,并向西对热河发起进攻;甚至在1月份签订了停止冲突协议以后,曾再一次要求政府不要进攻共产党。周将军说,迟至3月15日,共产党还曾力劝政府接收沈阳和中长铁路,3月27日,他本人曾经声明：如果在满洲的冲突停止了,“可以向政府保证维持长春、哈尔滨和其他城市的现状”。他最后说,共产党曾一贯地向政府保证,如果政府停止满洲的冲突,长春可以一直维持到4月15日,但是政府不愿这样做——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除攻占长春外没有其它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