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变论”和“进化论”

考茨基在其早期著作《社会革命》(1902年)这本小册子中针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流行的人类社会发展理论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考茨基发现，资产阶级无论是在作为革命阶级发动资产阶级革命时，还是在现代社会作为统治阶级维护其政治统治的过程中，都试图在哲学层面或者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抑或从自然科学的角度为其历史活动寻找合理性依据。“灾变论”和“进化论”就是当时借助于自然科学阐释社会变化的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考茨基发现，当资产阶级还处在反对封建专制的革命阶段时，那种主张自然界是以突然的、革命的、大跃进的方式向前发展的所谓“灾难改造论”便得以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观点。而当资产阶级已然完成其革命转而成为国家统治阶级时，从前的“灾难改造论”便不再合时宜，而被“发展是产生于不知不觉的点滴积累的观点所代替，即把发展看成是由竞争中无数极为细小的进步和适应积聚而成的”观点所代替。^[1]考茨基为此评价道，“革命的资产阶级按其本性来说是容易接受灾变思想的，而保守的资产阶级则认为灾变思想缺乏理性和不自然。”^[2]考茨基解释道，自然科学理论当然并不完全是为了迎合与之对应的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社会需要而提出的，但不可否认，人们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总会受其阶级立场等影响。进化论很快成为时代的宠儿，不仅因为它符合人民群众的迫切需要，更由于其内在地否定了超自然力量的决定作用，而为已经成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所推崇。“它对革命阶层来说之所以十分有价值，就在于它比灾难改造论更彻底得多地否定了超自然力量的存在，而没有任何必要承认世界是由某种超自然的力量用造物行为来渐渐造成的;同时，它又把一切革命或一切灾变宣布为不自然，即违反自然规律的，因而也是不合乎理性的，从而使资产阶级非常满意”。^[3]所以，考茨基讲到，“今天，只要用科学来反对革命，就得用自然科学中的进化论，因为进化论既把自然界说成是没有任何跳跃的，那么要在社会关系中达到任何突然改变也都是不可能的了，只有通过最微小的变化或改进(在社会中称为社会改良)的积累，才能取得进步。从这个观点来看，革命是不科学的概念;受过科学教育的人对它只能耸耸肩头，不屑为之”。^[4]事实上，考茨基不赞成这种不加区别地把社会现象同自然现象混为一谈的做法，他认为，这种跨学科的简单比附行为不仅容易使人忽视科学理论得以建构的学科的内在规律，也容易使人混淆无生命的自然界同有生命的自然界的严格区别，以至于降低科学理论的有效性。考茨基更针对当时流行的达尔文进化论批判到，它“助长了把进化论简直降低到极端清静无为主义和极端保守主义的倾向，而另一方面客观事实又证明灾变在自然界的发展中获得了更大的地位”。^[5]

除此之外，当时社会还存在着一种将“灾变论”同“进化论”合二为一的折中理论。考茨基并不赞成这三种理论，也不赞成盲目将自然科学套用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做法，考茨基为此补充道，若一定要用众所周知的理论来分析社会发展的话，他更倾向于用母亲分娩的过程进行比喻说明，这就是他所提出的“社会分娩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