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演进化论”催生了近代社会科学

1.“天演进化论”催生了近代社会科学

近代中国社会科学总体来说是在鸦片战争后，从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科学开始的。尤其在维新运动时期，社会科学各学科及流派都有不同程度的介绍和引进。这种引进虽与自然科学的介绍几乎同步发展，但在长时间里，二者并非互相影响的。只是到西方“天演进化”科学理论的介绍，成为自然科学对社会科学强劲影响的开始，并且从科学角度催生了近代社会科学。

1897年，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在《国闻报》上发表，在积弱日久、万马齐喑的中国引起了强烈反响。胡适曾回忆说：“《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全国”。“读这些书的，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但“优胜劣败”思想却“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的心和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⁴⁹⁾于是，这部介绍进化论的生物学著作，在中国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学意义。凡是鼓吹进化论的著作都能在中国找到热情的读者。进化论思想由此影响到各学科的发展，也成为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共同规律和总的法则。各种建立在“生存竞争”“优胜劣汰”观念基础上的救国方案、治国方略纷纷出台。与此相应，以进化论思想为基础的人类社会学研究逐步开始发展。

社会学原本在19世纪中叶兴起于西方，它由法国实证主义者孔德创始，经由英国学者斯宾塞的阐扬，逐渐发展为一门包括人类学、人种志学以及历史发展理论的包罗万象的学科。中国资产阶级学者较早地介绍了西方社会学。严复在1895年发表的《原强》中，便简略提到过斯宾塞的社会学及其治学观点，称其宗天演之理，“而大阐人伦之事，帜其学曰群学（即社会学）”。此后，他译刊《天演论》，也是特别强调其社会学意义。他并不赞成原作者赫胥黎将自然法则与人类社会伦理关系截然分开的做法，相反，反复称引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观念，认为“此天演公例，自草木虫鱼，以致人类所随地可察者”。⁽⁵⁰⁾后夹，他又译成斯宾塞的《群学肄言》。与此同时，1898年，谭嗣同在《壮飞楼治事》中介绍了社会学，节译了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1902年，章太炎翻译了日本岸本武能太的《社会学》。1903年，翻译出版的有麦仲华译的《人群进化论》、马君武译的《斯宾塞社会学原理》、赵兰生译的《斯宾塞干涉论》、吴建常译的《社会进化理论》等。

如果说西方社会学的介绍和引进是在进化论的促动下开始，其核心内容也是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话，那么，社会学的研究更在进化论基础上展开。

最早根据进化论研究人类社会的是康有为和梁启超，在社会学上，传统的公羊三世说鼓吹治乱相乘的循环论历史观。对此，康有为虽然打着“公羊三世说”的旗号，却超越了循环历史观开展人类社会的研究。他依据进化论思想，论述了社会进化进程及其动力。他认为人类社会的产生是宇宙自然进化的结果：“夫天之始，吾不得而知也。若积气而成为天，磨历日久，热、重之力生矣，原质变化而成焉，于是生日，日生地，地生物”，⁽⁵¹⁾最后生人。自然进化的结果是人类的产生。人类社会产生后，是经过了由“人伦之情”向“礼乐之教”的进化发展而进入文明社会。这种社会发展，在康有为看来“上古之时，智为重”，“三代之世，礼为重”，“秦汉至今，义为重”，“后此之世，智为重”。康氏实际上引入并改造了传统“智”的概念，把它作为社会进化的动力之一。他说：“吾昔亦谓仁统义、礼、智、信”，后来则认识到：“人道之异于禽兽者，全在智。……夫约以人而言，有智而后仁、义、礼、信有所呈，而义、礼、信、智以之所为，亦以成其仁，故仁与智所以成终成始者也”。可见，智是基础，仁是目的。“智”作为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和改造及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它是社会进化实现善的根本动因：“人惟有智，能造作饮食、宫室、衣服，饰之以礼乐、政事、文章，条之以伦常，精之以义理”。⁽⁵²⁾由于有了智，人们才得以脱离动物界，战胜野蛮状态，进入文明社会。同时，在社会进化中，“竞争”也是重要动力，因为“人事之义，强弱而已也”，“有以力为强弱，有以智为强弱”，为了在竞争中立足，康氏强调“智”和“势”。倡言“势生理，理生道，道生义，义生礼。势者，人事之祖，而礼最其曾、玄也。”⁽⁵³⁾就当时历史条件而言，康有为的这一社会进化理论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与此同时，严复、梁启超等都运用进化论观念进行社会研究，为其变法建立理论基础。特别是在此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一大批思想家知识者，在400余种大小刊物中，都无一例外地鼓吹进化论，特别是运用进化论研究中国社会与人生，取得了显著成果。如《青年》杂志创刊号首篇刊登陈独秀的《敬告青年》，在这篇代表《新青年》思想总纲的文章中，陈独秀揭示中国社会犹如人入老年，“充塞社会之空气，无往而非陈腐朽败焉”。他认为：“循此现象，于人身则必死，于社会则必亡。欲救此病，非太息咨嗟之所能济，是在一二敏于自觉勇于奋斗之青年，发挥人间固有之智能，抉择人间种种之思想，——熟为新鲜活泼而适于今世之争存，熟为陈腐朽败而不容留置于脑里，——利刃断铁，快刀理麻，决不作迁就依违之想，自度度人，社会庶几其有清宁之日也。”他站在宇宙观的高度阐发社会进化思想：“不进则退，中国之恒言也。自宇宙之根本大法言之，森罗万象，无日不在演进之途，万无保守现状之理；特以俗见拘牵，谓有二境，此法兰西当代大哲柏格森（M.Borgson）之《创造进化论》所以风靡一世也。以人事之进化言之：笃古不变之族，日就衰亡；日新求进之民，方兴未艾；存亡之数，可以逆睹。”这种运用进化论剖析中国社会，阐明社会变革之理，可谓深刻之极。

又如另一个由北京大学一批学生于1919年1月创办的《新潮》杂志，其创刊号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傅斯年的《人生的发端》。文中说：

人对于自身透彻的觉悟，总当说自达尔文发刊他的《物种由来》和《人所从出》两部书起。这两部书虽然没有哲学上的地位，但是人和自然界生物界的关系——就是人的外因——说明白了。到了斯宾塞，把孔德所提出的社会学研究得有了头绪，更把生物学的原理，应用到社会人生上去，于是乎人和人的关系，又明白个大概……这三种科学——生物学、社会学、心理学——都是发明之所以为人的生物学家主张的总是“进化论”，从此一转，就成了“实际主义”。

再如由李大钊、王光祈、雷宝菁、张尚会、陈淯、周元等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创办的《少年中国》杂志，1919年7月15日出版的第一期第一篇文章是王光祈的《“少年中国”之创造》。文章说：

我理想中的“少年中国”就是要使中国这块地方——人民的风俗制度学术生活等等。——适合于世界人类进化的潮流，而且配得上为大同世界的一部分。

我们“少年中国”的少年要有创造的生活，我们人类所以继续不断的进化，就是因为能够创造。生物学家说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适字的解释就是指创造而言。唯创造者才能适、才能生存，自然界的现象、社会的状况，都不是一成不变的。

以上三种在当时最有影响、最有代表性的刊物，都在其创刊号首篇文章中，展示了运用进化论研究社会、人生，号召社会变革的倾向和风貌，体现了社会学研究的鲜明特色和时代潮流。

与社会学密切相连的历史学自进化论引进与运用后，也出现重大变革。社会学意义上的进化论在激发了中国人自强保种、救亡图存心理的同时，也为历史学界摆脱复古论，循环论、建立新的历史视野，提供了认识武器。如章太炎认为修史必须“深识进化之理，是乃所谓良史也。因是求之，则达于廓氏（廓模德，今译孔德）、斯氏（斯宾塞）、葛氏（葛通哥斯，今译吉丁斯）之说，庶几不远矣。”⁽⁵⁴⁾一批资产阶级史学家按照社会进化的观点，批判了中国史坛上几千年的复古论和循环史观，认为“世道必进，后胜于今”“尚古之风，儒学之所煽，而阶级世禄之余臭也。”梁启超是运用社会进化理论创造“新史学”的杰出代表，他批判了孟子“一治一乱”的循环观，认为历史其实是螺线型发展的，“世界既进步之后，则断无复行退步之理。即有时为外界别种阻力之所遏，亦不过停顿不进耳，更无复返其初。”⁽⁵⁵⁾他在著名的《新史学》一文中，直接将历史学界说为“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公理公例者也。”

资产阶级史学家运用进化论研究历史，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如在社会形态发展上，康有为得出人类社会进化乃“由独人而渐至酋长，由酋长而渐至群臣，由群臣而渐为立宪，由立宪而渐为共和。⁽⁵⁶⁾梁启超则提出“三世六别”说，认为社会历史发展始为“多君为政之世”，继为“一君为政之世”，进而向“民为政之世”进化发展。而孙中山则把世界的发展分为物质进化、物种进化和人类进化三大阶段，其中人类进化又分洪荒、神权、君权、民权四个时期。等等。这些理论都是在进化论指导下取得的，又为资产阶级改良和革命服务。又如在新体史著的体例和历史分期上，也运用进化论取得很大成果。梁启超把整个中国学术思想史分为胚胎时代（春秋之前）、全盛时代（春秋至战国）、儒学一统时代（西汉）、志学时代（魏晋）、佛学时代（南北朝至唐）、儒佛混合时代（宋元明）、衰落时代（清）、复兴时代（晚清），⁽⁵⁷⁾以此来体现其演迸发展的轨迹。夏曾祐则把中国历史划成上古、中古、近世三大时期七个小时代，来叙述历史波浪式前进的进化历程。

天演进化论还以其强劲的势力推动了文学变革。文学变革的肇始就是科学进化观念在文学中的倡导。文学革命“首举义旗之急先锋”乃是胡适。他于1917年1月远在异国他乡为《新青年》写了《文学改良刍议》这一著名论文，其主要观点就是要求根据进化观念改良文学。他说：“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此非吾一人之所言。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故）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不必摹仿古人。”⁽⁵⁸⁾继而他又撰《历史的文学观念论》来为文学变革寻求基础：“居今日而言文学改良，当注重‘历史的文学观念’。一言以蔽之。曰：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此时代与彼时代之间，虽皆有承前启后之关系。而决不完全抄袭；其完全抄袭者，决不成为真文学。愚惟深信此理，故以为古人已造古人之文学，今人当造今人之文学”。⁽⁵⁹⁾后来他针对现实中的“今人”仍在做着“古人”的“死文学”，20世纪的人仍在“说秦汉唐宋的话”，胡适再度详细阐明了文学进化观念的意义：

第一，文学乃是人类生活状态的一种记载，人类生活随时代变迁，文学也随时代变迁，故一代有一代的文学。

第二，每一类文学不是三年两载就可以发达完备，须从底微的起源，慢慢地进化的，渐渐进化到完全发达的地位。

第三，一种文学的进化，每经过一个时代，往往带有前一个时代留下的许多无用的纪念品，这种纪念品在早先的幼稚时代本来是很有用的，后来渐渐地可以用不着他了；但是因为人类守旧的惰性，故仍旧保存这些过去时代的纪念品.

第四，一种文学有时进化到一个地位便停住不进步了；直到他与别种文学相接触，有了比较，无形之中受了影响，或是有意地吸收别人的长处，方才继续有进步。⁽⁶⁰⁾

这种详尽论述为文学变革奠定了理论基础。文学改革激进派钱玄同对此非常赞赏，他按捺不住内心激动给友人写信，认为“对于古今文体造句之变迁，决不以为古胜于今，……此文之进化也。”⁽⁶¹⁾继而胡适又撰写《国语文法概念》，具体对比了文言的退化和白话的进化。认为语言文字的用处在于“（一）是表情达意，（二）是记载人类生活的过去经验。（三）是教育的工具。（四）是人类共同生活的唯一媒介物”。从这些方面看“文言的种种应用能力久已减少到很低的程度，故是退化的，白话的种种应用能力不但不曾减少，反增加发达，故是进化的”。因此他断言：“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正是在这种文学的科学进化理论指导下，五四思想界出现了白话文热潮。陈独秀甚至声言，他要拖上四十二生的大炮以为文学革命运动的前驱。胡适颇为感奋：“自誓三年之内专作白话诗词。”

由此可见，中国文学无论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的变革，都是以进化论为推进器而开始的。体现了进化论在文学变革中的战斗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