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经济领域利润率的长期停滞或下降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言是致命的。综观历史，在资本主义的前四次经济长波中，每一次的“金融化”都发生在利润率下降的经济长波衰退期并产生了金融危机（除了第一次，那时还没有发达的股票市场）。其中，最为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导致了20世纪20年代末期的股市崩盘和经济大萧条。正因为那次教训，美国政府对金融市场开始严格监管，故而在战后的几次周期性衰退中，美国一直没有出现严重的“金融化”现象和金融危机，致使“黄金年代”存续了长达近三十年之久。但这一次比较特殊——在第五次经济长波的上升期“金融化”就已经开始了。
金融的潘多拉魔盒被打开了。打开魔盒的，正是新自由主义的去管制化金融政策。在里根政府时期，多项银行监管法令被解除，货币交易如脱缰野马一般飞速发展，国际汇兑市场的成交额空前高涨，比实际财富的商业贸易一下多出好几倍，里根签署的《加恩－圣·杰曼法案》，更是直接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末的储贷危机。克林顿执政期间，对银行的管制继续放松。1999年，始建于20世纪大萧条时期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44]被废除，为巨型金融混合公司（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保险公司共同组合而成）的兴起打开了方便之门；同年，国会通过《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永久性剥夺了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对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监管权力，扫除了华尔街发财之道的最后障碍，从此金融衍生品在华尔街畅通无阻、恣意妄为。
金融的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便一发不可收拾。很快，抵押贷款业务被大型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视为金矿，他们开始以每年增加数百亿美元的速度募集资金。
在21世纪的前十年里，一种更具影响力和危险性的证券诞生了。野心家用复杂的计算机模型创造了债务担保债券，它处于风险水平的不断上升的漩涡之中。这种证券由80年代末垃圾债券创新改编而来，是证券化演变中极具挑衅性的一步。华尔街发明了债务抵押债券，就像居里夫人发现了镭，其中的意味耐人寻味，它看似无害，其实辐射很大。债务抵押债券巧妙地掩盖了风险，使华尔街得以误导投资者，甚至常常误导了自己。[45]
奇妙的是，持续上扬的股市和由股票价格狂升带来的财富效应，使得1995年《反广场协议》之后美国举步维艰的制造业部门，不但延续了繁荣而且加速了扩张——尽管实体经济利润率的持续停滞或下降已经使经济繁荣失去了其应有的坚实基础。与此同时，美国家庭的消费观念也在股价飙升的财富效应中大大改变。急剧增长的家庭账面资产诱惑和驱使着美国家庭增加年度借款额度、扩大债务总额，以至于在“新经济”繁荣的十年间，家庭债务占家庭收入的比重达到创纪录的水平，收入和开支的比例扩大到接近1∶1，家庭的储蓄率从8%几乎降到了零。[46]但是所有家庭对之心安理得。
金融市场的魔幻神力继续呼唤着各路资本蜂拥而至，进一步吹大泡沫，以至于竟然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不但巨型企业之间出现了杠杆收购的投机狂欢，就连缺乏信用和经营不良的中小企业，居然也获得了通过发行溢价股票而投资的机会，这在从前是绝无先例的。于是，无论大小好坏，几乎所有公司，包括那些本该在经济震荡中淘汰出局的高成本和低利润的制造业公司，通过各种融资渠道，不但维持了，而且加速了公司资本支出的增长，用于购买新厂、设备和软件。当然，风险也在积累：一旦股市泡沫破灭，这些虚假的繁荣便会瞬间消逝，对制造业和与制造业相关的部门来说，更是如此。
2000年以后，通过金融化促进经济增长的需要与美元的国际价值尺度职能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强，美国经济逐渐步入了具有高度利息率弹性、风险极高的“庞齐金融”。到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前，各金融公司的集体债务已经从1990年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上升到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2倍，即17万亿美元。这是当时美联储未偿债务的2．5倍，比美国所有的抵押贷款还多70%。[47]
在21世纪的头10年里，金融资本几乎彻底摆脱了与实体资本的一切关联，获得了最大限度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并且“大到了不能倒”，获得了挟制美国政府、掌控全球政治经济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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