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分配正义思想在过渡时期的转变

关于“过渡时期”的思想，最早来源于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在那里，马克思曾指出：“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到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一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10]但中国的具体国情并不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以后，是否需要一个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如果有这个“过渡时期”，那么其具体的性质和政策又是什么？这是新中国建立时所必须要解决的理论问题。而对这个“过渡时期”的认识则成了影响毛泽东分配正义思想的理论前提和历史背景。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毛泽东在分配正义上的思想基本延续着新民主主义时期分配正义思想和政策的发展，其原因在于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到1952年以前，毛泽东一直认为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有一个很长的过渡时期。

在1950年，毛泽东在政协一届二中全会上指出：我国“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11] 由此可见，毛泽东认为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需要一段长时期的，是需要在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条件发展成熟以后，才能去实现这种过渡的。这是毛泽东立足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观点，结合中国实际得出的科学结论。

也正是对“过渡时期”的科学的理性的认识，毛泽东在1952年以前，一直发展着新民主主义的分配正义思想。比如：“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等等。在1952年以前，党和国家的一切文件和政策都是严格按照上述的经济政策执行的，毛泽东还对出现的违反行为进行了及时地纠正，对要求提前消灭资本主义，快速进入社会主义的思想进行了批判。

由此可见，毛泽东对私人资本、商品经济、工业化、社会主义等等的认识是比较科学和理性的，其根本原因在于对于新中国社会性质——“过渡阶段”的科学认识。也正是在这个大的背景下，毛泽东在此段时期的分配正义思想是比较科学和理性的，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从实际出发的精髓。从中国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出发，提出了工业化的根本任务，并科学地认识了商品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的作用，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所有制结构的变革上，体现了对多层次、低水平生产力的适应，在分配正义上也体现了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相对统一，倡导“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坚持了马克思的生产决定分配的基本原理。

1952年以后，由于各种历史原因的综合，毛泽东放弃了原本的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长时期的“过渡时期”的思想。在1953年形成了系统的“一化三改造”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1954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决议，正式批准了毛泽东提出的这条总路线。从此，我国进入了“一化三改造”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而这里的“过渡时期”的内涵、时间和任务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内涵上，以前讲的是“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这里讲的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为此要取缔一切资本主义的东西，其最根本的就是取消商品经济，取消私人经济，消除任何剥削。在时间上，以前讲的是要经历很长的时期，而现在只用了3年。在任务上，不再强调“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发展生产、繁荣经济”这一基本任务，而是强调“一化三改造”，而在实际中，更多的是“三改造”，即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片面地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革，追求“一大二公三纯”，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以尽快地改变各种私有制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而历史证明，这种片面提高所有制公有化程度，不顾经济发展基本规律的做法是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这种激进地发展方式为后面的曲折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