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维》

一、 国家的起源与职能

马基雅维里认为人按其本性来说是自利的, 虽然人性无所谓善恶, 但人的行动从根本上出自人性又受制于人性。 马基雅维里在 《论李维》 的第一章论述了国家或城邦的起源。 他认为人的自利本性使人与人之间互相残杀, 但对于人来说, 生存与安全当然也是绝对的必然, 所以人们自愿结合起来, 选举领袖, 颁布约束邪恶的法律, 于是就产生了国家。

国家产生以后, 必须时刻应对各种挑战, 譬如自然环境的变化、 外敌侵略和内乱。 马基雅维里认为国家应把保障人民的安全作为第一要义。 因为只有在组织有序的国家里, 才能避免人类相互残杀, 才能使安全得到保障。 为此, 君主一方面, 务必精通军事, 以抵御外敌对其臣民安全构成的威胁。 另一方面, 也要懂得保护自己臣民的妻子与儿女的安全, 千万不要 “染指他们的妻女”。 其次, 国家的职能还在于调节社会矛盾。 人类社会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富人和穷人, 贵族和贫民的斗争, 国家的职能之一就是要通过建立相应的政治制度来调节矛盾与冲突。再次, 国家还要为民众谋福利, 要保障每个社会成员自由地使用财产。 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是自然所铸成的人类普遍本性的要求, 人类最大的欲望也就是对私有财产的占有, 因此, 统治者不能强占他人的财产, 以免招人憎恨而亡国。

统治者如何实现国家的目的呢? 马基雅维里认为, 政治的核心是权力, 权力产生于基本的政治需要, 没有权力, 国家就没有稳定和安全, 执政官的首要任务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权力运作手段去保证国家权力的有效运作, 最终确保囯家政治体制的存在、 延续以及公民自由等权益的实现。 统治者不应该以传统的道德戒律来束缚自己的行动, 而应该以目的达到与否作为手段恰当与否的衡量标准。 道德不是政治的标准和目的, 政治与道德无涉, 同样, 教会也不应该干涉政治事务。

二、 政体理论

马基雅维里在政体上的观点是: 共和政体优于君主政体; 对于具体国家而言, 如有可能, 就建立共和政体, 如有必要, 就建立君主政体。

马基雅维里认为, 共和政体具有许多优点。 首先, 它最符合自由平等和民主的要求。 在共和政体中, 民众可以参政, 可以自由地提出为社会谋利的措施。 而人民的参政对于政制的稳定、 社会的进步将起重大作用, 因为和君主相比, 人民更精明、 更坚定, 在判断事物方面正确性更大, 在选择官员方面识别力也更强。其次, 共和政体能够使财富增长得更快, 能够增进人民的福利。 因为君主像一般人一样自私、 贪婪、 会犯错误, 容易垄断国家利益, 是导致内乱的根源之一。 而在共和国里, 大多数民众都有机会得到物质利益, 至少个人的财产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 再次, 共和政体有助于抑制统治者的营私舞弊和贵族的权力欲望。 共和国中的统治者是由人民选举产生而非世袭的, 因而统治者的行为势必受制于人民, 一旦统治者滥用权力, 营私舞弊, 人民就可以选举另一个人加以替代。 城市贵族虽然也参加了政权, 但其权力欲望受到人民的限制和监督, 因而不致为害过大。 最后, 马基雅维里认为, 共和政体容纳了民主政体、 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的原则, 具有很强的适应性, 能适应不同时代的状况, 是一种最稳固的国家形式,能保证国家的统一和威力。

但是, 共和政体必须在一种有秩序的社会中才能实行, 对处于分裂状况的意大利而言, 政体的选择应以国家的统一和强盛为中轴, 而实现意大利的统一只能建立君主的独裁专制。 马基雅维里为这种专制制度的建立作了合理性、 必要性的论证; 首先, 共和制以法治为基础, 公民要懂法并能守法, 然而意大利的现实却是整个政治统治腐败不堪, 秩序混乱无常。 人民的道德如此彻底败坏, 以致法律无力约束他们, 这就有必要建立某种完全的、 绝对的最高权力, 即建立君主专制的政府, 才可以羁勒住那过分的野心和严重的破坏。 其次, 君主既能克服分裂性, 又能保护资产阶级免受大贵族的压迫, 还有足够的力量压制人民, 因此, 意大利应该以建立君主专制制度乃当务之急。 再次, 马基雅维里认为, 保全国家的生存和自由是一切政治问题的前提, 为了实现这一前提, 必须把一切其他的考虑都放在一边, 至于是否公正、 人道或可耻都可置之而不顾。 当时意大利四分五裂, 生死存亡问题当然应被置于首位, 凡是有利于解决这一问题的形式、 手段、策略统治都是合理的, 这也就为实行君主专制制度提供了最有力的论证。

然而, 君主政体只是实现未来共和政体的必要手段和必经之路。 马基雅维里认为, 君主的暴力只是政治的药剂, 只能治疗病态的国家, 在国家统一之后, 还是应该实行共和制度。 君主要想长久维持自己的国家和荣耀, 甚至延及身后, 他就会发现建立共和国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最佳途径。 他最初有可能打算建立世袭制的君主国, 让其子嗣承袭王位。 但是敌人有可能不但杀死他本人, 而且为了根除其姓氏的威胁, 也会灭其后代。 共和国也做同样的事情, 基于正确的考虑, 它们把敌视共和国的世袭贵族斩尽杀绝。 但是它们崇敬自己的奠基人。 在 《君主论》第5章, 他写道: “但在先前的共和国里, 其生命力更强, 仇恨更深, 复仇的欲望也更。 对自由的缅怀使他们无法平静下来”, 含蓄地奉劝君主, 为避免大祸临头, 只有建立共和国, 才能使其国家和荣耀永世长存。

三、 权力政治观

(一) 人的本性是政治的基础和目的

在古代政治哲学里, 政治的起源和目的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 如在亚里士多德看来, 人之所以要过政治的生活, 首先当然是为了生存和安全。 但是, 生存与安全仅仅是政治的起源或开端而不是它的目的, 更不是它的全部。 事实上, 政治的终极目的恰恰是使人摆脱生存与安全这种必然性的制约和束缚, 以便能够让人有更好、 更高的选择, 过一种符合德行的幸福生活。 而基督教虽然认为世俗政治的目的就是维护生命和安全, 却又把对上帝或彼岸世界的信仰作为政治的更高目的。 总之, 在他们那里, 目的是高于起源的。 马基雅维里却认为, 生存与安全的本性不仅是国家和政治的原因, 而且还是它们的最终目标。 他认为政治统治既然源于人性的需要, 就必须始终在统治过程中适应人的自然本性, 迎合了人性的需求, 同时又对人性有所规约。

(二) 传统道德与作为手段的权术的分离

马基雅维里在 《君主论》 中打算只讲事实真相, 不去理会空想中的国家。他抨击从前的思想家以难以自圆其说的道德说教, 只赞美伟大的业绩, 却不颂扬虽然残忍但成就这种业绩不可或缺的行为。 在 《君主论》 第15章里, 他说:“我希望写的是一本有实际用处的书, 至少对那些能读懂它的人来说是如此, 因此, 我认为明智的做法是直面现实生活中的事实真相, 而不是在幻想的世界中浪费笔墨。 许多作者已经构建了幻想的共和国和君主国, 之所以是幻想, 是因为它们在现实生活中从未存在, 也绝不可能存在。 人们的实际行为与人们应如何行为之间的鸿沟是很大的, 以至于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无视日常现实的人不久就会发现他被教导的不是如何自保, 而是自我毁灭。”[1]马基雅维里认为残忍、 吝啬和无信有时是符合人性的, 具有 “必然性”。 所以他在 《君主论》 中摒弃了古典主义和圣经传统的道德说教, 转而接受新的德行观, 即为了获取和维护已到手的权力, 可以采取如何行动力。 他将道德奠定在全新的基础之上。 这个新的基础就是 “必然性”。 一切道德行为都来自于人的必然性, 而不是像传统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所说的那样出于人的自由意志。 道德行为是人不得已而为之, 而不是人自觉自愿的选择。 对于一个人来说, 这种必然性就是他的生存和安全。 而对于一个君主来说, 这种必然性则是国家的生存与安全。 权力产生于基本的政治需要, 政治就是权力, 没有权力, 社会就没有稳定和安全, 国家就没有统一和秩序可言。

马基雅维里基于人的本性提出了政治权术的两条基本原则: 第一, 政治高于道德和宗教。 马基雅维里认为, 个人只有生活在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统治的社会里, 才可以保证其不受他人侵犯, 才有安全感。 社会的安定最为重要, 是其他一切的基础, 也是道德的前提, 只要对国家安定和强大有利, 统治者就可以采取任何手段。 政治应与道德和宗教分开, 政治上只有成功和失败, 国家权力不是为道德和宗教服务, 也不以道德和宗教为根据; 相反, 道德和宗教倒应为政治服务,在当时的意大利就是要服从国家的统一和振兴。 第二, 手段要服从目的。 马基雅维里认为, 目的是至上的、 主要的, 而手段是次要的, 手段从属于目的。 政治只关心利与害、 成与败而不关心善与恶, 目的正当, 什么手段都可以用; 同样, 不论使用什么手段, 只要能够达到目的, 也都是正当的。 因此, 欺骗、 狡诈、 诡计和暴力等所有这些手段在政治领域无所谓正当与不正当, 目的的实现总能证明手段的正确。

马基雅维里以 “政治高于道德” “目的证明手段正当” 这两条原则为基础,为君主设计了一套具体的权术思想, 也就是所谓的 “南面之术”。 第一, 君主应如何看待行善与作恶。 出于对人性的非道德判断和国家必然性的考虑, 马基雅维里认为, 为了拯救自己的国家于危亡之中, 君主可以毫不犹豫地行恶而不顾他人的责难。 在 《君主论》 第15章, 他提出君主必须有足够的明智远见, 知道怎样避免那些使自己亡国的恶行, 并且如果可能的话, 还要保留那些不会使自己亡国的恶行。 因为虽然君主好的品质是值得褒扬的, 但人类的条件不允许单纯行善。一个人如果做每一件事都立誓要完全合乎善的标准, 便一定会遭到失败。 所以,一个君主如果想保持自己的地位, 就必须学会怎样做不善之事, 而且知道如何视情况的需要使用或不使用这种方法。 当然, 马基雅维里还是认为, 一个君主尽管没有必要具备行善的美德, 但却有必要显得具备它。 一位君主应十分注意, 千万不要从自己的口中溜出只言半语违背美德的话, 并且要使那些看见君主和听到君主谈话的人都觉得君主是位非常慈悲为怀、 笃守信义、 讲究人道、 虔诚信神的人。 第二, 君主应如何看待慷慨与吝啬。 马基雅维里认为, 君主只有在慷他人之慨时, 例如, 带军队出征, 靠掳掠、 勒索、 敲诈来补给时, 慷慨才是必要的, 因为如果那时不慷慨士兵将不追随他。 而在其他的情况下, 再没有比慷慨更为耗损自我的东西了。 因为君主为了保有慷慨之名, 势必耗尽财力, 横征暴敛、 额外增加人民的负担, 这将使人民仇恨他。 当他变得拮据的时候, 任何人都不会敬重他; 而当他幡然悔悟痛改前非时, 又会立刻被人民称为吝啬。 君主最避讳的就是被人轻视或憎恨, 慷慨则会带来这二者。 所以, 明智之君宁愿承受吝啬之名, 因为如果人们看到由于节约的缘故, 他的收入丰盈, 以致能够防御外敌、 建功立业而不加重人民的负担, 那么将会愈来愈认为这样的君主才是真正慷慨的。 第三,君主应如何看待守信与失信。 马基雅维里认为, 君主正直坦率、 不用诡计、 笃守信义是值得赞扬的, 但经验表明, 那些曾经建立了丰功伟绩的君主们却并不重视遵守诺言。 他们最懂得运用阴谋诡计使人们晕头转向, 并最终征服了那些盲目守信的人。 “你应了解两种斗争方式: 一是尊重规则; 二是毫无限制。 第一种方式仅仅适用于人类, 第二种方式适合野兽。 但是如果你遵守规则就不会总是赢, 那你就必须违背它。 尤其是君主, 需要知道如何既做野兽又做人。”[2]因此, 君主在与他人斗争中可以不守信用。 马基雅维里更是提出了著名的狮子与狐狸的比喻。 即君主要学会同时扮演狮子和狐狸两种角色, 作为狐狸, 它虽不能抵抗豺狼但却能认出陷阱; 作为狮子, 它虽不能防止自己进入陷阱却能使豺狼恐惧。 君主应勇猛如狮子, 狡猾似狐狸, 二者要紧密地协调运作。 当然, 马基雅维里还是认为君主应当善于伪装, 君主要务必仍要装出遵守信义的样子, 至于其他品质也是一样, 君主必须会做一个伟大的骗子和伪君子。 第四, 君主应如何看待残酷和仁慈。 马基雅维里认为, 君主也许希望受人爱戴和令人畏惧二者兼备, 但实际上很难做到。 如果必须在这二者间做出取舍, 则令人畏惧比受人爱戴要安全得多。 因为人都是忘恩负义、 趋利避害、 容易变心的, 靠惩戒维系的畏惧比靠恩惠维系的爱戴更为有力, 因为人们冒犯一个自己爱戴的人比冒犯一个自己畏惧的人更少顾忌。 爱戴是依靠恩义这条纽带维系的, 在任何时候, 只要对自己有利, 人们就会一刀砍这条纽带。 马基雅维里认为, 残酷令人畏惧, 仁慈则受人爱戴。 所有的君主都会希望被人称为仁慈而避免残酷之名, 但比起坐视混乱从而危害整个社会的过分仁慈来说, 能够创造秩序和统一而损害个别人的残酷实际上要仁慈多了。 马基雅维里还认为人们爱戴君主是基于他们自己的意志, 而感到畏惧则是基于君主的意志, 一位英明的君主应当建立在自己的意志之上, 而不是立足在他人的意志之上。 君主为了使自己的臣民团结一致和同心同德, 对于残酷这个恶名就不应有所介意。 不过, 马基雅维里的残酷是有限制的, 他要求君主在使人们畏惧自己的时候, 千万不要去染指臣民的财产和妻女。 此外, 马基雅维里警示君主应避免遭人蔑视与憎恨。 因为危害君主统治的原因有两方面: 一是内部的, 它来自臣民方面; 另一是外部的, 它来自外国的势力。 后者只需坚甲利兵和亲密的盟友就能够抵御了。 关于臣民的问题, 如果君主避免引起臣民的憎恨和轻视, 使人民对他感到满意, 他就能够坐稳江山了。 马基雅维里认为, 被人畏惧却不被人憎恨, 二者可以很好地结合在一起, 只要他决不侵害臣民及公民的财产和他们的妻女, 就能够办到。 而当他需要剥夺任何人的生命时, 他必须有适当的辩解和明显的理由才能这样做, 但尤其重要的是, 他务必不要染指他们的财产, 因为人们可以泰然宽恕谋害他父亲的凶手, 却不会饶恕剥夺他继承权的人。 此外, 马基雅维里认为君主如果被认为是变幻无常、 轻率浅薄、 软弱怯懦、 摇摆不定, 就会被人轻视, 因此他必须像提防暗礁一样提防这些。 君主应该力图在行动中表现得伟大、 英勇、严肃庄重、 坚忍不拔, 这样就会受到人们的尊敬而不被轻视。

(三) 宗教作为政治的手段

马基雅维里认为, 造成意大利长期政治分裂、 动荡和混乱的罪魁祸首就是基督教, 或者确切地说, 是罗马教会和教皇。 马基雅维里对罗马教会和教皇的批判几乎贯穿了他的所有文字。 简言之, 马基雅维里认为基督教对意大利政治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 它破坏了人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公民德行, 使得人们只关心自己私人的和家族的利益; 其二, 它使人们变得非常软弱无力、 消极被动, 丧失了行动和进取精神, 缺乏保护自己的武装和力量。 但是, 宗教并非一无是处, 在马基雅维里眼里, 宗教是一种由人创造出来并且用来控制人的精神思想的政治手段, 而不只是意味着一种神圣、 超验的启示或信仰。 这种手段倘若超出政治的控制, 当然会给后者带来毁灭性的后果, 但是假如能够在政治上得到正确与合理的运用, 它就会产生巨大的积极作用。

马基雅维里把罗马宗教和基督教做了比较。 他认为, 罗马共和国的强大和繁荣, 除了罗马人的能征善战之外, 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罗马第二任国王努马引入了信仰, 信仰促成了良好的秩序, 良好的秩序又带来了好运, 好运使他们的事业多有所成。 敬奉神明是共和国成就大业的原因, 亵渎神明则是它们覆亡的肇端。 罗马宗教的根本特点和优越性在于, 它没有超越或外在于政治之上, 而是同政治完全融为一体。 对于罗马人来说, 对神的爱就是对共和国的爱, 对神的敬畏就是对共和国法律和秩序的敬畏。 正是通过宗教, 罗马人才能够一方面真正地捍卫自己的自由和公共精神, 另一方面, 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国家。 基督教却使宗教或教会成为一种不仅独立于世俗政治, 而且超越和凌驾于世俗政治之上的力量,由此造成了教会与国家或宗教和政治的分离、 对立和冲突。 正是这种冲突摧毁了人们的公民德行和公共精神, 使他们丧失了对于国家的认同感。 基督教与罗马宗教的另一个重要差别是: 罗马人的宗教信仰让人们锐意进取, 追求现世的荣耀,而基督教却教导人们忽视和否定现世的荣耀, 在现世中保持谦卑和忍让, 放弃行动, 选择苦行、 沉默和冥想。 正由于这一点, 包括佛罗伦萨在内的所有意大利共和国和君主国不仅在政治上越来越败坏, 而且在军事上也越来越孱弱。 可见, 马基雅维里用世俗的眼光看宗教, 把宗教看成一种思想控制和舆论宣传的手段, 在《论李维》 中, 马基雅维里强调公民德行对国家的重要性, 并提出了培养公民德行的两种手段, 其一是宗教, 其二是法律。 宗教培养人民的虔诚向善之心, 法律约束了人民的为恶倾向。 在这两者之中, 宗教显然更为重要。

(四) 腐败及其治理

马基雅维里对意大利的腐败和衰落的现实痛心疾首, 认为国家的衰亡多半从腐败开始, 并认为如果不对腐败进行治理, 腐败这个 “贪黩之门” 就会越开越大, 积重难返, 必将导致国家的衰弱。

马基雅维里对腐败进行了分类。 他认为, 腐败就是为了个人和宗派的利益而损害公共利益的倾向和行为。 腐败可以分为三种形式即公民腐败、 城邦腐败以及政治制度腐败。 公民腐败是指人们置公共利益于不顾, 一有机会就按他们心中的邪念去行动, 这是人性欲望没有得到抑制致使个人行为的腐化堕落; 城邦腐败则是指一个地方行政长官不再由那些最有美德的人充任, 而由那些最有权势, 因而最有可能谋私的人来充任; 政治制度腐败是指只有掌权者能够决定政策, 而且政策只是为了维护他们自己的权力, 掌权者利用手中握有的权力 “监守自盗”, 从而陷入腐败的深渊而不要自拔。

马基雅维里认为, 导致腐败的原因可以归结为如下三个方面: (1) 私欲使然。 人是有情欲的动物, 人们无时无刻不在受无穷欲望的驱使, 然而人们实现欲望的能力是有限的。 这使得掌权者总是热衷于扩大自己的权力, 放弃了为 “共同自由制定法律” 的原则, 这种发展趋势必然把 “腐败的种子” 埋入国家肌体。(2) 社会地位不平等。 马基雅维里认为, 社会的不平等使拥有大量财产的人通过各种手段独揽大权而排斥其他公民参与政务, 使得公民失去对政治的兴趣, 丧失应有的美德。 不仅富有者日益腐化, 而且公民也因失去美德而日益腐败。 “先是贵族腐化, 继而贵族平民都陷于日甚一日的腐化之中, 自由和国家的利益没有人关心, 而且连最民主的佛罗伦萨, 到美第奇·洛伦佐时, 自由也不知为何物了。” (3) 宗教影响。 马基雅维里认为, 基督教把 “谦恭、 禁欲和蔑视世俗事物” 作为最高美德, 这不利于保持政治自由, 而且由于基督教反对人们去追求民族的光荣。 如果君主抱着用所谓的基督教道德原则去治理国家, 不仅不能保证社会整体利益, 反而会导致恶行猖狂, 国家衰亡。

腐败不败将致繁荣不荣。 为了遏制和减少腐败现象, 马基雅维里针对腐败的类型和产生的原因, 提出了一系列积极的反腐措施。 (1) 榜样示范。 马基雅维里认为, 君主作为国家最高领导者, 其行为是众人郊仿的标准, “对于一个君主来说, 没有什么事情比从事伟大的事业和树立卓越的范例更能为自己赢得尊重。”一个真正有美德的君主不仅是智慧的、 勇敢的、 节制的, 还关心国事、 自由和公德, 而且愿意去做任何为达到公民的光荣和伟大所必需的事情, 君主的榜样可以使得善良的人乐于仿效而恶人也羞于选择与君主不同的生活。 (2) 制定法律。马基雅维里认为, 人性是自私的, 社会道德和公民美德的概念均产生于法律, 道德义务最终必须由法律产出。 腐败是因为公民失去了关心公共利益的美德, 而法律可以迫使人们把公共利益置于一切自私自利的利益之上。 人民在法律的约束下, 会变得坚定、 精明、 文雅, 法律既可以使人民获取美德, 又可以克服腐败。只有国家和法律的力量才能使社会保持一体, 因此马基雅维里反复强调法律制定者的重要性, 认为他们不仅是国家的而且是社会的建筑师, 肩负着对道德、 宗教和经济体制的建设义务。 (3) 依靠监察。 马基雅维里认为, 为有效防止腐败还必须建立监察制度, 对公民进行监视, 使他们不能在 “善” 的掩盖下干坏事;每个公民也必须保持洞察腐败的倾向, 借助法律的力量以遏制腐败。 (4) 政教分离。 马基雅维里认为, 政治、 伦理和宗教各有其领域, 相互间有本质的区别。宗教从本质上说是同政治不相干的, 它的目标与价值也无助于人们从事政治活动。 教会和宗教因素对于君主并无多少政治意义, 如果用超自然的神学观点来支配, 政治就将失去它的特性。 (5) 改革创新。 马基雅维里认为, 腐败的滋生与时间的流逝密切相关, 国家政体像自然物一样 “承受着时间的损害”, 如果长期不予更新, 必然会走向腐败。 应不断进行革新为国家政权注入新的生机, 如此才能克服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