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广州、武汉之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加紧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进攻，同时对国民党的政策也发生改变，放弃了“不以国民（党）政府为对手”的立场，对国民（党）政府转而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在日本的诱降之下，汪精卫集团公开投敌。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在河内发表所谓“艳电”，公开响应日本首相近卫文麿提出的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三原则，主张停止抗战，对日求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虽然继续留在抗日的阵营内，但是开始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军事上对中国共产党施加压力，政治上大力进行反共宣传。
1939年1月21日至30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蒋介石在会上致开幕词并作题为《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巩固党基》的报告。尽管蒋介石报告的主题仍是抗战，但同时又提出要强化国民党的基础，与共产党进行斗争，实行“溶共”而不是“容共”政策。会议公开发表的《宣言》声明：“吾人绝不愿见领导革命之本党发生二种党籍之事实，更不忍中国实行三民主义完成革命建国一贯之志业，因信仰不笃与意志不坚，致生顿挫。”会议通过的《对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中写道：“今后本党应力求革命理论之领导。党的革命理论之发展，其目的在求主义之阐扬，以端正全国思想之趋向而实现本党的政纲政策。因此，今后本党应着重革命理论之宣传与领导，而使违反主义之思想无从流布于社会，而于战区及敌人后方，尤应特别注意。”[1]全会决定设立“防共委员会”，确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此次会议表明，国民党的对内对外政策，开始向着退步的、消极的、反动的方面转化。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后，又制定并颁布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等文件，这些文件公开宣传所谓“一个党（国民党）、一个政府（国民政府）、一个领袖（蒋介石）”的主张，导致国共关系日益紧张，国内政治形势一天天恶化。国民党内的顽固派不断在各地制造同八路军的军事摩擦，国共之间的军事冲突愈演愈烈。
与此同时，思想领域内围绕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的争论也展开了。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明确表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2]在当时来说，强调这一点，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同时，中国共产党强调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仍然是有区别的。由于国共两党在对三民主义的理解上存在尖锐对立，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三民主义的大论战。蒋介石宣称中国只能有一个三民主义，并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将三民主义解释成服务于自己独裁统治的一种学说。他在1939年9月发表的《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一文中，鼓吹所谓“以党治国”“以党建国”“要使抗战胜利之日，即为建国完成之时”。[3]国民党的宣传家也宣称，中国有了三民主义就够了，用不着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不适合于中国。中国共产党的叛徒，号称国民党理论家的叶青（任卓宣）公开主张：“三民主义可以满足中国现在和将来的一切要求。它的实现，中国便不需要社会主义了，从而组织一个党来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事也就不必要了。”[4]叶青还以中国所谓“特殊性”为由，攻击中国共产党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张。他认为，中国化必须以中国为本位，“承认中国空间时间的特殊性，承认以此时此地的需要为基础的中国本位”。由此，他得出结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已经完成了欧美政治思想、经济思想、社会思想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为孙先生所完成”，“因此，在孙先生外另求中国化，正同从前在孙先生外另求中国本位一样，是不可能的”。[5]很显然，叶青的目的就是要取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消马克思主义。
当时，一些右翼文人也加入到国民党发动的反共大合唱中，互相呼应，攻击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1938年12月，中国国家社会党首领张君劢发表致毛泽东的公开信，要求共产党取消边区，取消八路军和新四军，“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张君劢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第一，号为近代国家以统一为特征，尤贵为军事权之统一……依吾人所见，军队应属于国家，不可使军队与特殊主义发生联系……先生所率之军队名曰国民革命军，更望毅然首倡以八路军之训练任命与指挥，完全托之蒋先生手中。此所以增进全国之团结而利于抗战之持久行其特者一也。第二，各国之政党，从无有占领一特区以行特殊政策者，以一国之内惟有一种法律，一种行政系统，乃能成为现代国家……先生等亦以拥护国民政府自号于国中，而今则特区之内，俨然自成一天地，自立官制，自立税制，自立学校。若国中凡组织政党者，皆起而效法先生等之所为，则中国将分为若干政党之若干行政区，而国家非反于封建割据之局不止矣。先生等与其同志以打破割据相号召，更望取消特区之制，以增进全国之团结而利于抗战之持久者二也。复次所欲与公言者，则为共产党之理论。共产党之特点与其所以异于他党者，在其阶级性，在其认定以阶级斗争为夺取政权之出路。公等昔年所以特注意于无产者，且标土地革命之说者，即在于此。此马克思之学说，而列宁从而实现之者也……窃以为目前阶段中，先生等既努力于对外民族战争，不如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使国人思想走上彼此是非黑白分明一途，而不必出以灰色与掩饰之辞。诚能如是，国中各派思想，同以救民族救国家为出发点，而其接近也自易矣。此所以促进全国之团结而利于抗战之持久者三也……苟在蒋先生领导之下，而别有一党焉，自有党军，自有特区，自标马克思主义，则先生所提出之“长期合作方式中之民族联盟”如何而有实现之可能乎？目前之障碍，既在此三点，应谋所以消除之，乃能达于真正之团结。[6]
针对国民党蒋介石及右翼文人的挑战，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要区分真假三民主义，揭破假三民主义，并为实施真三民主义而奋斗。1939年6月，毛泽东在《反投降提纲》中指出：在思想斗争问题上，两年来，尤其是半年来，代表国民党写文章的人包括托派叶青等在内，发表了许多不但反对共产主义而且也是反对真三民主义的“纷歧错杂的思想”，亦即假三民主义或中间三民主义的思想，应该加以严正的批驳。其中以所谓“国情”论与“统一”论之武断的叫唤为最嚣张。其实，他们所谓只有三民主义与国民党为适合国情，乃是最不适合国情的假三民主义与假国民党，而共产主义与共产党乃是完全适合国情的。所谓边区与八路军的不统一，而欲将其取消以完成其所谓统一，其实乃是反民族、反民主、反民生的完全违背抗战利益的假统一，完全违背统一中的差别或统一中的斗争这个社会历史事实的武断空话。在旧式半封建政权没有改变为真正革命民主政权以前，边区与八路军是必须存在的，只有在革命民主政权成立之时，反共危险消失之时，二者才可放弃现在这样的特殊性，否则只是反革命的要求而已。[7]
围绕三民主义展开的论争，实际上把“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十分尖锐地提到每一个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人面前。而此时，一些中间势力的代表人物虽然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不满，但对共产党的主张和中国抗战的前途也抱有疑虑。他们幻想在国、共之间走第三条道路，在中国建立欧美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就迫切需要把自己的旗帜更加鲜明地打出来，批驳国民党顽固派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攻击，向全党和全国人民系统地阐述自己的理论、立场和纲领，为中国人民指明革命的方向及革命胜利后中华民族要建立一个新社会和新国家的前途。这是《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写作的重要背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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