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缓冲区”

依法行政，综合施策。注重按政策处理比较突出的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企业改制、环境污染等社会问题。创新社会治理方式，综合运用经济调节、行政管理、道德约束、心理疏导、舆论引导等手段，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

县委、县政府坚持深入基层了解社情民意，认真落实政策，依法处理积案，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坚持以人为本，大力发展经济，着力改善民生，城乡居民物质文化生活有了较大改善。可是，在改革发展进程中，城乡仍然存在不少社会矛盾，机关干部、城镇居民、农村干部群众生命安全、财产安全、食品安全感低，加之部分干部身上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四风”，导致一部分群众“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

县委、县政府深刻反思，人民不满意在于党委、政府没有及时察觉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精神生活不断产生新的需求，特别是普遍反映安全感低的社会现实问题。党委、政府及时制定相关政策，规范政府行为，顺应民意，适应群众需求。组织公、检、法、司各有关职能部门，在全县范围内继续开展打黑除恶风暴，依法打击刑事犯罪，除恶务尽，依法保障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与此同时，政府大幅度增加对公、检、法、司建设的投入，党委切实加强和改善对依法治县的领导，发动和依靠工、青、妇等人民团体，乒乓球协会、摄影家协会、书画协会、辞赋协会等各种爱好型、服务型、功能型社会组织广泛参与社会治理。各种协会会员在协会内充分发表各自意见，相互倾诉，相互谈心，消除怨气，化解矛盾，凝聚正能量，党委、政府与社会矛盾有了“缓冲区”，一些群众和利益群体由浮躁趋于平和。瓮安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对党委、政府、公、检、法、司的满意度直线上升。

时任县长尹德俊说，政府对社会治理起主导作用，政府工作不能就事论事，生搬硬套，要及时、敏锐察觉社会需求、人民诉求的新情况、新变化、新趋势，着眼全局，切实履行政府职责，才能维护社会动态稳定。关键在做具体工作时，政府要真正做到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中央精神的要义要吃透，要落实。在落实中央精神时，要从本地实际出发，解决涉及民生和群众利益的问题，在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原则下，要有政治勇气，要接地气，对“法度之外、情理之中”的社会现实问题，能容则容、能宽则宽、能优则优，把解决群众合理诉求、维护群众利益的工作抓紧、抓细、抓实，努力在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上扫清盲点、妥处焦点、熄灭燃点、排除爆点，创造性地解决实际问题，才能维护社会政治稳定。

县委、县政府在一些社会公共服务上，不断探索创新，提高城乡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在开展文化活动，组织文化下乡，满足城乡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上，过去是从机关单位抽人组建文艺工作队，送文艺下乡，为群众服务。时间长了，抽人单位有意见，群众看的都是老节目，逐渐不感兴趣。党委、政府和宣传文化部门将目光转向培养草根文化及其队伍，由群众身边的人、演群众身边的事，内容健康，常换常新，百姓喜欢。政府对演出给予适当补助，逐步发展、完善为政府采购、群众参与、社会联动、文化惠民的公益文艺演出，成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

“6·28”事件前后一直在县政府工作的尹德俊深有所感地说，2008年，历史遗留问题累积、利益多元化凸显、群众民主意识增强、利益诉求强烈，社会矛盾加剧，引发震惊中外的“标本性”群体事件。当时，县委、县政府压倒一切的任务是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不能回避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必须敢于面对，按照中央、省、州指示精神办事，结合瓮安实际，坚持探索创新，逐步找到将中央精神落地，解决实际问题、化解矛盾、消除民怨、重聚民心的可行办法。人民政府至关重要的是不与民争利，不与企业争利。执政党没有个人利益，但在具体操作时，是有实际困难的，既要设身处地为特殊困难群体着想，妥善解决代课教师、下岗职工、“赤脚医生”、定向招生等特殊困难群体的历史遗留问题，又要为公务员考虑，解决公务员的实际困难，县政府要在财力并不宽裕的情况下，从穷财政拿出“天文数字”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对县委、县政府的政治胸襟、政治勇气和担当精神都是一场考验。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通过反复研究，再三权衡，对代课教师、下岗工人、定向招生、“赤脚医生”等特殊困难群体不能甩手不管，简单抛弃，而是要合法、合理、合情地解决他们的合理诉求。形成共识后，勒紧裤带过日子，从县财政拿出5000多万元，集中解决了特殊困难群体的历史遗留问题，温暖了民心，增强了党委、政府的公信力和凝聚力，信访量大幅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