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报办的子报怎样才能真正进入主流媒体

党报办的子报怎样才能真正进入主流媒体——《环球时报》实践提出和解答的课题

孟宇红

谢谢大会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讲台，我谨代表《人民日报》副社长、《环球时报》前任总编辑何崇元同志和《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同志，向在座的各位党报的前辈讲讲我们的点滴体会。

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党报办的子报怎样才能真正进入主流媒体——〈环球时报〉实践提出和解答的课题》。这个题目是大会给我们出的。说实话，拿到这个题目之前，我们并没有刻意去想什么是主流媒体，也没有刻意去渲染《环球时报》的主流媒体地位。原来以为，《人民日报》应该就是中国的主流媒体了吧，《环球时报》作为《人民日报》的子报，当然也应该是主流媒体。但这些天看了一些文章，发现在解释这个概念时，中国新闻界的看法并不统一。有人说看发行量是不是够大，有人说看读者群是不是社会精英和实力派人物，也有人说要看它是不是一个理性、建设性和负责任的媒体，甚至有人认为媒体自身的规模和创建时间长短也应考虑进去。这些都有道理。其实，对我们来说，主流媒体的标准就三点：一是导向对不对，二是读者多不多，三是影响大不大。

这三点无论对《人民日报》来说，还是对《环球时报》来说，都非常重要，也是我们一直在追求的。承蒙广大读者的厚爱，我们走过了近13年的发展历程，从一张四开八版的周报，发展成每周三期，期发行量最高达到200万、品牌价值14亿、年纳税额在报纸出版业中排名第二、读者群遍布中国各个阶层的报纸。这张报纸一路走来，没有犯过大的政治错误，始终保持着正确的舆论导向；这张报纸面对的读者，既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各国外交人员、大企业管理者，也有普通的工人、学生和家庭主妇；这张报纸的文章不但为决策者提供了政治、外交方面的参考，也真实地反映了普通百姓对国际重大事件的关注和看法。能做到这些算不算是一张主流报纸呢？我想应该是吧。

《环球时报》之所以能走到今天，主要是在以下几个方面做了一些尝试：

一、正确把握导向，不偏离党报的根基

人民日报社社长王晨同志曾经说过：“人民日报社的新闻宣传要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实现党的主张与人民心声的统一。《环球时报》是人民日报社整个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坚持正确导向，体现党的主张尤其是体现党和国家关于国际事务的主张与人民心声愿望的统一方面，作出了可贵的探索和不懈的努力，取得了明显的成果。”

做到这一点，与《环球时报》的办报环境分不开。大家都知道，《环球时报》是《人民日报》的子报，办公地点就在人民日报社这个大院里，《环球时报》的几个主要负责同志都是《人民日报》的老编辑、老记者。尤其是带领《环球时报》走到今天的前任总编辑、现任人民日报社副社长何崇元同志，更是在《人民日报》工作了25年。这样一个办报环境，使得《环球时报》天生就有一种大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人民日报》是党中央机关报，政治性、政策性都比较强，作为《人民日报》报道内容的延伸，《环球时报》有更大的灵活性和主动性。当然，能够做到这种灵活性和主动性，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得到了人民日报社历任编委会和社长、总编辑的大力支持。

其次，我们的作者队伍很过硬。我们的驻外记者队伍主要是由《人民日报》驻外记者和政府有关部门的外派人员组成，这些人员在国内就接受了比较系统的政治思想教育，各方面素质都比较高，写出来的文章基本上不会出大问题。

《环球时报》的编辑每人都有一份《人民日报》，每天我们必看的版面是要闻版和国际版，主要是了解国家有哪些重大的政策出台，领导人和有关部门对一些国际事件是如何表态的，《人民日报》选取了哪些国际事件进行了报道以及如何评论的。做完这些功课之后，我们对报道的方向就基本心里有数了。回过头再来商量我们想做的题目，基本上能够知道从哪个角度做既符合国家的政策又能满足读者的要求。

作为党中央机关报的子报，《环球时报》也更容易了解党和政府的最新政策表态，有利于在报道过程中把握尺度，更好地发挥舆论引导作用。比如，中宣部的报道精神会及时传达到我们这里，外交部的内部吹风会每次都会通知我们参加，连中央军委新闻办、国台办、港澳办的各种宣传精神我们都会在第一时间拿到。我们可以从中选择既符合政策又是广大读者特别想了解的内容进行报道，既有可读性，又有权威性。

二、风格平民化，贴近最广泛的读者群

在保证了导向正确之后，可读性、平民化成为《环球时报》最强调的东西。时下很多媒体都很强调思想性、高度和对中坚阶层、精英阶层的影响力。这是一种新闻理想，我们也有这个理想，但我们希望能尽量把这个影响范围扩大，不只对精英阶层，也对普通大众。

《环球时报》是一张市场化的报纸，薄薄的24页小版报纸，卖一块五，而且还集中在零售市场，没有言之有物的内容和贴近大众的文风是做不到这一点的。《环球时报》一直强调，我们的文章要通俗易懂，要平民化，不要云里雾里，不要故作高深，要努力把国际新闻写得像国内新闻一样好懂，要让上初中的学生都能看明白。比如，美国不久前宣布“新登月计划”，我们及时推出了《美国再次登月图什么》、《大国都在搞探月计划》等文章，不但报道了美国这次计划的详细内容、目的和大家对它的评价，而且还介绍了各国在探月方面的水平和进展，文字通俗易懂，让读者既看了热闹，又看了门道。再比如，我们报道中国和日本在东海进行油气谈判，这是一个很严肃的政治问题，但我们以“日媒体给东海油气磋商拱火”、“东海谈判，日本漫天要价”为题进行报道，简明生动，把严谨的选题与亲和性结合起来，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为了解答读者在看报过程中的疑问，我们还每期推出“答读者问”栏目，用最简明的语言为读者解释“什么叫敌国条款”、“联合国会费怎么交”、“诺贝尔有几个奖项”等各类问题。有读者说，《环球时报》是一份名副其实的报纸，而不是外交公报或教科书，所以，他们愿意看。

从另一个角度讲，平民化不等于简单化，通俗易懂的文字照样可以讲述复杂而深刻的国际问题。比如，我们报道日本大选，不但在新闻事件上下功夫，推出《小泉靠口号保大选》、《日媒体劝小泉冷静》等文章，还专门组织学者就《日本进入大变局时代》进行讲座，“政治泡沫”、“小泉时代”等新鲜词汇被很多学术界人士津津乐道。把大事说得清晰明白，把小事说得生动有趣，让所有关心国际大事的普通读者都能看懂进而爱看《环球时报》，这就是我们的新闻理想。用平实生动的内容去吸引最广泛的读者，读者广泛了，市场打开了，报纸的权威地位自然也就确立了。

三、有责任感和使命感，在重大时刻发挥应有的作用

在重大时刻发挥应有的作用，是主流媒体的责任。《环球时报》是做国际新闻的，日常新闻多为普及国际知识，开阔国人眼界。但在涉及中国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时，《环球时报》总是力争作出自己鲜明的特色来，让读者和国外有关人士从这份报纸上，看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这个问题上的想法和立场。比如，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发生后，我们迅速以《美机侵犯中国领空》为头版标题进行了报道，随后又陆续推出了《布什低估了中国人》、《撞机事件还没完》、《外交解决是大趋势》等文章，旗帜鲜明地表明了我们的观点和立场，满足了读者了解事态进展的需求，疏导了民众的情绪，很好地配合了中央的政策。再比如，2005年联合国改革，日本想进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百姓反应非常强烈，而出于外交的考虑，我们政府的声音又不便过于突出，于是，我们便做了《日本争常阻力重重》、《西方舆论批评日本》等文章，通过介绍争常的进程、各国的态度和外国媒体的客观分析，表达我们的立场，消除普通民众对我国外交政策的误解。

帮助读者了解有关中国的重大事件的背景，为中国的决策机关提供参考，也是《环球时报》为自己定的一个目标。比如，最近几年，国际上“中国威胁论”叫嚣得比较厉害，而国内对此也有各种不同的认识。为此，我们不但约请我们驻各国的记者撰写不同的“中国威胁论”的起源与特点，而且还专门组织专家讨论在和平发展时期，应该保持一种怎样的大国心态。

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需要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环球时报》是影响很大的媒体，有时候，同样一个新闻，有的小报做了就没什么问题，但如果放在我们的报纸上，有可能就会引来外交交涉。所以，在这种选题面前，我们会选择大局。有时候，不炒作，不添乱，也是主流媒体的一种责任。

四、利用子报在市场上的影响，进一步增强党报的渗透力

国外媒体在报道《环球时报》时，往往会加上一个定语“中国人民日报社出版的”或“有中国官方背景的”。很多读者在给我们打来电话，指出我们文章中出现了某个错别字时，也往往会说，你们是人民日报社办的报纸，当然不能出错了。这说明，很多读者是把《环球时报》当党报看的，我们的声音就是党报的声音，对党报的要求同样也是对我们的要求。在外国人看来，似乎更有一层深意，就是我们是市场运作的媒体，代表着中国老百姓的声音，我们同时还是有官方背景的报纸，他们把这两点都看得很重。

在这种特殊的身份下，《环球时报》一直在寻找一个平衡点，也自然而然有一种责任感。每做一个选题，我们都会反复斟酌：这个事件中国是什么立场？我们应该从哪个角度做对我们的国家最有利。正是由于我们有这种政治责任感，在一些重大、敏感问题的把握上没有出过错，所以，这些年来，确实也有一些政府部门通过我们发布过独家信息，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另外，我们的市场运作机制，也为《人民日报》的改革及中国的报业改革提供了一些借鉴，同时，也为社会创造了一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12年来，《环球时报》上交国家的利税和上交《人民日报》的利润超过两个亿。

我们不敢说取得了多大的成绩，但应该可以说，这张报纸丰富了读者对党报的认识，对党报的事业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正像人民日报社社长王晨同志在《环球时报》现象研讨会上所说的那样：办好《环球时报》，推动党报事业全面发展。我想，这应该是对我们这张党报办的子报的一个很高的肯定吧。

〔孟宇红：人民日报社《环球时报》编辑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