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历史上的科举是中国域外实行科举制最长、也最为完备的科举，是中国域外科举制度的典范。从958年起至1894年止，科举制在朝鲜历史上存在了936年。
自从高丽光宗九年（958）开始效法中国唐朝科举，建立自己的科举制度。《高丽史》卷七四《选举志序》说：“三国以前，未有科举之法。高丽太祖，首建学校，而科举取士未遑焉。光宗用双冀言，以科举选士，自此文风始兴。大抵其法，颇用唐制。”
高丽科举是模仿中国的产物。“高丽光宗，始用双冀言，设科取人。冀即中国秀才，附商舶东来，官至翰林学士也。其法颇用唐制，以诗、赋、颂、策，取士兼取明经、医、卜等业。所谓诗，即十韵排律之类。所谓赋，即八义赋之类。唐赋有官韵，其体如骈俪[10]”。双冀是五代后周出使高丽的官员，光宗爱其才，表请后周将其留为僚属。其时高丽君主或许对科举取士制度已有所认识，但问题在于知不等于行，双冀则将知识推展为行动，敢于去推动历史前进的轮子[11]。高丽科举由中国人直接介绍且亲自主持科举制的建立，并且双冀还连知三届贡举，充分说明中国因素在高丽科举建立初期之重要。韩国学者姜希雄认为，高丽朝于公元958年从中国引进的科举制，大概是成为传统韩国制度借鉴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事例。其长远的社会和文化后果是连带完全采用儒家考试内容和中文书写系统。同样意味深长的是提出借鉴此制度的不是高丽人而是高丽国王的中国谋士双冀。这一引进的深远社会和文化影响及其巨大的成功，使这一文化借鉴的特殊事例成为一个引人入胜的研究议题[12]。
北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十九《民庶·进士》载：
游士之名不一，王城内曰土贡，郡邑曰乡贡，萃于国子监，合试几百人，然后王亲试之，以诗赋论三题中格者官之。自政和间遣学生金端等入朝，蒙恩赐科第，自是取士间以经术时务策，较其程试优劣，以为高下。故今业儒者尤多，盖有所向慕然耳。其服四带文罗巾，皂紬为裘，黑带革履，预贡则加帽，登第则给青盖仆马，遨游城中，以为荣观焉[13]。
同书卷四十《同文·儒学》也载：
若夫其国取士之制，虽规范本朝，而承闻循旧，不能无小异。其在学生，每岁试于文宣王庙，合格者视贡士。其举进士，间岁一试于所属，合格偕贡者，合三百五十余人。既贡，又命学士总试于迎恩馆，取三四十人，分甲乙丙丁戊五等赐第，略如本朝省闱之制。至王亲试官之，乃用诗赋论三题，而不策问时政，此其可嗤也。自外又有制科宏辞之目，虽文具而不常置，大抵以声律为尚，而于经学未甚工，视其文章，仿佛唐之余弊云。
可见高丽科举制度与唐宋科举颇为类似。
长达将近五百年的高丽王朝，科举制度实兼采唐、五代、宋、元等诸朝制度而成。具体而言，高丽制度直接渊源于隋或唐者，有礼部三场试、三条烛试（夜试）、试期在春三月（春试）、科目中的宾贡、咒噤科等。其直接源于五代、宋，间接渊源于隋或唐者，有主试机关在礼部，科目中的进士、明法、明书、明算、三礼、三传等科，进士科分甲、乙第，重诗赋，明经有帖经、墨义，以及考试用糊名法等。其直接渊源于宋，间接渊源于唐者，如武学及武举、贡举人的乡饮酒礼、拜谒文庙之礼等。其直接渊源于元，间接渊源于唐者，如乡试、会试、殿试三阶考试的成立等。至于仿自当时中国制度，而不必本于唐制者，如三年一开科、进士科及第除官地位较高等，均见于宋制。而科目中的卜业、地理业、何论业、政要业等，考试过程中的国子监试，僧科的设立等则属于高丽独创之制。朝鲜王朝还有谒圣试，是由唐朝谒圣礼引申出来的一个科目。这种谒圣试虽已丧失最初“切磋琢磨”的教育意义，但就其体现出的“崇儒重道”之精神而言，韩土视中朝，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14]。
高丽朝恭愍王十九年（1371）明太祖遣使来颁科举诏后，高丽科举乡会试程式一依明制，第一场试五经义，限五百字以上，四书疑，限三百字以上；第二场试礼乐论，限三百字以上；第三场试时务策，限一千字以上，唯务直述，不尚文藻。中式后复以书、算、律试之，书则观其笔画端楷，算则观其乘除明白，律则听其讲解详审。与中国各代科举类似，高丽科举也出现利弊兼具、由盛而衰的情况。《高丽史》卷二七《选举志》序说：“其立法定制之初，养育之方、选取之制、诠注之法，井然有条。累世子孙，凭籍而维持之。东方文物之盛，拟诸中华。自权臣私置政房，政以贿成，铨法大坏，而科目取士，亦从而泛滥。于是黑册之谤、粉红之诮，传播一时，而高丽之业衰矣。”
李朝于1392年取代高丽朝统治朝鲜半岛后，立即继续实行科举制。李朝太祖元年（1392）定科举法，初场罢四书疑和五经义，改试讲论，目的是为了“抑词章蹈袭之弊而务得穷经实学之士”，但实行数科之后，实践证明并不能选拔到“经学杰出之才”，于是在太宗七年（1407）吉昌君权近上书请改定科制、罢讲论而复试疑义，并乞中场罢古赋而试以论、表各一道及判一道。权近还认为“汉吏之文，事大要务，不可不重”，建议设立考试诗赋、吏文、经典、汉语的“汉吏科”，与正科同榜唱名[15]。李朝还扩大生员进士试的规模，并仿《礼记·王制》的古语，称生员进士为“司马”。
朝鲜历史上的科举制度是中国域外科举制度的典范，其开科的频率和录取的比例比中国科举更甚。高丽朝中叶以后一般是三年一试，每科取33人，李氏朝鲜将三年一试称为“式年试”，属于“大比之科”，通常录取人数也是33名，后期式年试录取人数常达40至50名。李朝还根据需要临时加科，称为“别试”，相当于中国明清时期的恩科，凡遇皇帝登基、行幸、万寿、太妃附太庙称庆，册封世子、世子行冠礼、世子入学称庆等庆典都开别试，而且每十年开一“重试”，允许堂下官等现任官员赴考。此外还有增广试、谒圣试、春塘台试等科目，这些式年试以外的科目少则录取三名，多则录取四十余名，通常录取人数为十余名。朝鲜名儒丁若镛曾指出：“中国以十三省之广，会试取士，多不过三百余人，少则三十余人，上至唐宋，下逮皇明，其例皆然。我邦幅员不及中国之二省，乃会试取士，及第三十三人，进士二百人，亦已过矣。况增广、别试、廷试、谒圣，或连年不断，或一年再举，及第出身者，弥满国中。”[16]
可见李氏朝鲜的科举甚至比同时期的中国还更为频繁，几乎每年都开科，达到了十分兴盛的程度。“国家用人之道，只在于科举。”[17]朝鲜历史上科举的地位甚至不亚于科举在中国社会上的地位。中国在明代，科举已被人们视为天下最公平的一种制度，因而有“科举，天下之公；……科举而私，何事为公”之说[18]。万历十七年（1589），礼部郎中高桂说：“我朝二百年公道，赖有科场一事。”[19]而李朝在光海君统治期间，与中国非常类似，也有“我国公道，唯在科举”之说[20]。
当然李氏朝鲜也出现不少与中国科举类似的弊病，也不时有关于科举存废利弊的争论，“今计我东科举之法，与中华不同者十：一、不举而赴，士无定额也。二、学政无官，教授不豫也。三、大小异等，肄业不专也。四、军技取准，幸占难禁也。五、晷刻太缓，借述有暇也。六、考选不精，私意横流也。七、试卷不颁，功罪难验也。八、杂试频数，修业无日也。九、庆科连叠，幸门以启也。十、明经为主，选用殊歧也。”[21]朝鲜历史上甚至有“近来科弊，难以毛举”[22]的说法，出现的问题不亚于中国科举，因此不断有人提出改革建议。
不过，科举制在选拔人才方面有其先进性和合理性。韩国学者李成茂指出：“随着官僚制度的发展，在仕宦途中渐渐形成了一道阻止常人晋升的坚固长城，而科举则是助人突破这道长城升至高位的促进剂。科举的这种独特作用不以某个权势人物或某种权力机构所左右，它依靠考试制度客观地发挥着其作用，可以说这是科举制度的一大长处。”[23]当时人们也认为“私门塞而公道开，浮华斥而真儒出[24]”，所以尽管不时出现改革甚至废止科举的呼声，但科举制在直至高宗三十一年（1894）才遭停罢。如果不是因为日本的压迫，朝鲜科举还将延续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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