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察觉到有关唐代秀才科存废时间矛盾记载的是南宋学者王应麟，他在《玉海》卷一一五《唐六科》引述《通典》所言秀才科贞观后停绝等资料之后，在注文中指出：“《唐史》：韩思复、徐坚举秀才及第，与《六典》、《通典》不同。”按《唐史》即指《新唐书》。1936年，日本学者胜又宪法治郎《秀才の辨》一文[1]也怀疑永徽以后停秀才科，并提到张昌龄推辞应秀才举和冯伉《五经》秀才科及第事。吕思勉先生《隋唐五代史》下册认为韩思复、徐坚“秀才及第”说明秀才科并未停于永徽二年。日本学者筑山治三郎在《唐代政治制度の研究》第二章《科举与官僚》中引用了吕思勉先生的观点。1981年3月，台湾学者张荣芳先生在《隋唐秀才科存废问题之检讨》一文[2]中，详细地论证了秀才科并非停于永徽二年的观点。1987年第3期《中国史研究》所发表的李新强同志《唐代秀才科停废考》一文也持此说，并认为若秀才科废于永徽二年，“对韩思复、徐坚等人的及弟就无法解释”。凡是专文论述唐代秀才科的论者，差不多皆以为秀才科非停于永徽二年，出现了一边倒情况。本文即对上述论点，尤其是对台湾学者张荣芳先生所提的论点和论据进行商榷，并对一些矛盾记载作出解释。
笔者所见绝大多数关于唐代秀才科的史志皆言贞观后或永徽二年后停举。《唐六典》卷二《尚书吏部》云：“其秀才试方略策五条，文理俱高者为上中，文理俱平为上下，文理粗通为中上，文劣理滞为不第（原注：此条取人稍峻，自贞观后遂绝）。”《唐六典》卷四《尚书吏部》侍郎条下又注云：“此科取人稍峻，贞观已后遂绝。”也就是说，成书于开元二十六年（738年）的《唐六典》诸多作者，皆一再强调了秀才科贞观后遂绝的史实。
《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二亦沿用了《唐六典》“此科取人稍峻，贞观已后遂绝”的说法。《通典》卷一五《选举》三《历代制》下载：宋人高承《事物纪原》卷三也说：“齐宋以来，州有秀才之举。隋唐二代，其科至上。贞观中，有举而不第者，罪其州牧，是以其科浸废。”
初，秀才科等最高，试方略策五条，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贞观中有举而不第者，坐其州长，由是废绝（注文暂略）。自是士族所趣向，唯明经进士二科而已……按令文科第，秀才与明经同为四等，进士与明法同为二等，然秀才之科久废。
《册府元龟》卷六三九《贡举部·条制》一、《文献通考》卷二九《选举考》二《举士》所载略同。《封氏闻见记》卷三《贡举》云：
国初，明经取通两经，先帖本，乃按章疏试墨义策十道；秀才试方略策三道；进士试时务策五道，考功员外郎职当考试。其后，举人惮于方略之科，为秀才者殆绝，而多走明经进士。贞观二十年，王师旦为员外郎……
以上诸书都一致说秀才科贞观后废绝。按《文献通考》卷二九又云：“高宗永徽二年，始停秀才科。”同卷并录《唐登科记总目》载：“高宗永徽元年，秀才一人，进士十四人。二年，进士二十五人（其年始停秀才举）。”《新唐书·选举志》和《通考》所云当是根据唐人所撰《登科记》，《唐六典》、《通典》诸书所说“贞观后”则是言其大概时间，此后仅永徽元年有秀才一人，第二年便停绝了。因此，“贞观后”与“永徽二年”停秀才科在时间上是一致的。
必须指出，高宗显庆二年（657）黄门侍郎知吏部选事刘祥道上疏所言“国家富有四海，已四十年，百姓官僚，未有秀才之举”[3]，以及《旧唐书》卷四二《职官志》所言“其秀才，有唐已来无其人”的说法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前人对此已有辨析，这里不再重复。
现在关键的问题是，为何永徽二年之后还有一些“秀才及第”者出现？张荣芳《隋唐秀才科存废问题之检讨》一文认为，唐代凡明言“秀才及第”、“举秀才第”者是秀才可以确信无疑，这与当时口语或诗人相互酬唱时所称进士为秀才不同。据此，他考出唐代举秀才及第者，贞观中有裴
、韩思复二人，永徽二年以后有徐坚、刘太真、刘太冲、张从师、郑楚相、冯伉（《五经》秀才）等六人。若按张荣芳所说的标准，我们还可举出唐玄宗以后“举秀才第”者五人，即李某、邱颖、孟评事、李文素、刘禹锡。
权德舆《权载之文集》卷三九《赞皇文献公李公文集序》云：“公以文行正直，
事代宗……（初）感激西上，举秀才第一，陟降中外。”同书卷三九《送邱颖应制举序》云：“令名贵仕，何逃吾彀。故前年举秀才上第，今之应诏诣公车。”独孤及《毗陵集》卷一六《送孟评事赴都序》云：“孟子以乡举秀才，射策甲科，二十年矣。同时中杨叶者，今或蔚为六官之亚卿，或彤
虎符，秩二千石，而孟子犹羸马青袍客江潭间，遇与不遇，何其寥
也”！《全唐文》卷五二一梁肃《处州刺史李公墓志铭》：“文素以文章知名，举秀才，历伊阙尉。”《刘禹锡集》卷二十《刘氏集略说》称：“（禹锡）及冠举秀才，一幸而中说，有司惧不厌于众，亟以口誉之。”
这样，似乎唐代永徽二年以后可考之秀才起码有十一人。但仔细一想，我们便会发生极大的疑问。张九龄说徐坚“州辟秀才，其年登科”[4]，顾况说刘太真“天宝中与兄太冲登秀才之科”[5]，独孤及说张从师“秀才高第”[6]，孟评事“乡举秀才，射策甲科”，贞元中陈京说郑楚相“擢秀才第”[7]，前引权德舆诸人也都说某人“举秀才第一”。然而，为什么与徐坚、刘太真、刘太冲等为同时人的《唐六典》作者李林甫、张九龄都说秀才科自贞观后废绝？为什么与顾况、独孤及、权德舆、梁肃、陈京等为同时或前后朝人的《通典》作者杜佑却说“秀才之科久废”？难道他们都对秀才及第者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张九龄既然于《曲江集》中说徐坚“州辟秀才，其年登科”，又于其主编的《唐六典》中说贞观后废秀才科，岂不是自相
牾吗？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徐坚本人曾一度参与过《唐六典》的编纂工作，“历年措思”其间[8]，若他自己是秀才及第，《唐六典》怎么会两处说秀才科贞观后遂绝？并且，《新唐书》既言徐坚“举秀才及第”，又为何说秀才科停于永徽二年？同为文人而好韩柳刘白之文的《新唐书》作者欧阳修、宋祁[9]，难道未见刘禹锡说自己“举秀才，一幸而中说”？解释上述这些矛盾现象的答案只有一个：永徽二年以后已无秀才及第者，所谓“举秀才高第”、“擢秀才第”云云，皆是进士及第的别称。而要回答这些问题，则必须联系“秀才”这一名目在唐代的演变才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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