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起始的主要标志

荷兰历史学家盖尔有句名言：“历史是一场永无休止的辩论。”^[12]在清末以前，科举制的起始时间本来不成问题，或至少说是一个较为简单的问题，通常的说法即从隋炀帝建立进士科算起。现代学者力图分析科举制的特征和内涵，独辟异说，于是提出“分科举人、考试进用”说、“一切以程文定去留”说、“投牒自举”说等，部分学者进而对科举起始于隋炀帝的传统说法提出质疑，结果各种观点越来越多、问题越来越复杂。这大概也符合历史研究的演进规律。只是学术研究既要踵事增华，也要删繁就简，经过各种观点的切磋激荡、层累叠加之后，最终还是要正本清源、返璞归真。

进士科的创立是探讨科举起源问题时无法回避的关键因素，主张科举制不始于隋的观点立论基础之一都是否定以进士科作为科举制的主要标志。但通过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我认为，现在仍然可以明确科举制起源的主要标志就是进士科。在各种科举起源说中，除了始汉说和南北朝说以外，其他近十种说法都不得不采用进士科作为科举制起源的标志。为什么要以进士科的起始作为科举制起源的标志？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首先是要反问：不如此的话，要以什么做标志？以其他如以“分科举人、考试进用”或“一切以程文定去留”、“投牒自举”作为标志，能否确定科举制始于何年？能否解决科举起源问题？否定进士科为科举制起源的标志，是否与古代“科举”二字的原意相左？

至今无人否认也没有人能够否认制举是科举考试的一种重要形式，如果以创立制举作为科举制的起始，就没有理由不说科举制始于西汉，因此朝鲜李朝大儒丁若镛认为：“科举之法，兆于左雄，于鸿都，试于隋炀，成于唐初。”^[13]如果将“贡举”等同于“科举”，就必须承认科举制在汉隋之间早已存在。元代以后广泛使用“科举”的概念来指称隋唐以后的考试取士制度，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后来发展壮大、取代合并了所有其他科目的进士科始于隋炀帝。否认以设进士科为科举制起始的主要标志，基本上就等于否认科举制始隋说而主张始汉说。一反明清以来成千上万的人士和书籍早已约定俗成的说法，将造成“科举”概念的混乱。

唐宋时期“科举”二字单独使用的时候，一般情况下便是专指进士科举。唐人李肇《唐国史补》卷下《叙进士科举》还用“进士科举”一词来概括关于进士科举的专门记述。《唐国史补》卷下《曲号义阳子》也载：“贞元十二年，驸马王士平与义阳公主反目，蔡南史、独孤申叔播为乐曲，号《义阳子》，有团雪散云之歌。德宗闻之，怒，欲废科举，后但流斥南史、申叔而止。”蔡南史、独孤申叔为进士，唐德宗因此事认为进士中存在某些浮华轻薄之风，因此“欲废科举”，这里的“科举”便专指进士科举。又《旧唐书》卷一七一《李渤传》载：李渤“坚苦不仕，励志于文学，不从科举，隐于嵩山，以读书业文为事。”与隋唐时其他“二科举人”、“制科举人”、“应四科举”、“应嘉遁科举”^[14]等用法不同，这两条史料是历史上所见单独使用“科举”二字的最早记载，都是特指进士科。

王安石去除明经诸科只保留进士一科后，实际上是将明经等诸科合并到进士科中去。改革后的科目虽名为进士，但以经义为重，究其实，则类似于以前的明经科。唐宋科场中长期存在以经术或以文学为主要考试内容的激烈争论，王安石的改革也只是经术派的暂时胜利，后来两派矛盾妥协的结果，是在进士一科中又再分出“经义进士”、“诗赋进士”两途，乃至于后来还有“策论进士”。然而，不论用什么科目名称，这些都属于进士科举，所以后来人们所指的科举便是进士科举。习惯成自然，当人们追溯科举制的起源时，便自然而然地将隋炀帝设进士科作为科举制的起始标志。

朝鲜史籍《增补文献备考》卷一八七《选举考》四《科制》四载：李朝宣祖十七年，赵宪疏曰：“我朝贤良、明经等科，才设而旋废，用人之路，只倚科举一事。”这是一条十分珍贵的史料，它清楚地表明，“科举”是不包含贤良和明经等科目的，那么就是特指进士科了。

“科目”与“科举”两个概念基本相同，但又略有差异。宋以后科目通常指科举制度，但也可以指汉代的分科目察举人才，科举则专指隋唐以后科举取士。例如，章如愚《山堂考索》续集卷三八《选举》说：“科目肇于汉，兴于隋，著于唐而备于宋。”而在《山堂考索》别集卷一九《士门·科举》中则说：“科举始于隋唐，隋炀帝始置科举之法。”^[15]可见，在章如愚的眼里，科目（分科举人之目）始于汉代，但科举制是始于隋代，具体来说便是隋炀帝开始设置的“科举之法”，这里的所谓“科举之法”当然就是指进士科的举送考试办法。元代陆文圭在《墙东类稿》卷四《选举策》中也说：“科目之弊，极矣。天朝神武，混一区宇，科场条贯，废格不用，一扫场屋向时之弊，士始知有务内之学。……以千余年科目之积弊，而骤革于今日。”从元代往上算千余年，当是汉代，其意思则为汉代便有科目了。《续文献通考》卷四八《选举考·荐举》元代部分载：“许纳曰：科举之法，实始于隋唐，后世因之。而科举益盛，然科举与辟举之法并行，故唐之人才为盛。”其意思与章如愚所言如出一辙。唐宋时人说贡举始于汉、进士科始于隋炀帝两者并不矛盾。王安石《王文公集》卷三二《取材》曾说：“以今准古，今之进士，古之文吏也。今之经学，古之儒生也。”

《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选举典》卷六五《科举部汇考》注云：“按科举自隋始，历代以来沿革不同……其汉魏六朝贤良、孝、秀则另入乡举里选、荐举或征辟（入）对策等部。”并以《通鉴纲目》的记载“炀帝大业二年始建进士科”作为首条，即以此条记载作为《科举部》的起始。可见在清代，科举的概念已清楚地将进士科举与其他科目的贡举区分开来。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科举的概念实际上就是清代以来科举的概念。之所以会将隋唐宋初时期明确称为“贡举制”的科目取士也称为科举，那是用清代以后的眼光或观点去反观唐宋时期，而其中关键的一点就在于隋炀帝建立进士科。否则为什么明清以来人们不将汉隋之间贡举也称为科举？

贡举是介于察举和科举之间的一个概念。察举不一定有考试，贡举通常有考试，科举则主要依靠考试。隋代以前的贡举考试多为合格考试，科举则通常为竞争考试。科举考试注重才华，为准备科举考试，唐以后还兴起了一些称之为“学”的专学，如唐代盛行的“策学”和“文选学”这两个专门学问便因备考进士科而形成^[16]。《旧唐书》卷一百一《薛登传》载，武则天时左补阙薛登上疏论选举之弊曰：“炀帝嗣兴，又变前法，置进士等科。于是后生之徒，复相放效，因陋就寡，赴速邀时，辑缀小文，名之‘策学’。”唐代“文选学”也是受进士科以文取士的推动而出现的。史载曹宪“所撰《文选音义》，甚为当时所重。初，江淮间为‘文选学’者，本之于宪，又有许淹、李善、公孙罗复相以《文选》教授，由是其学大兴于代”^[17]。受科举考试的推动，策学和文选学一直到清代还很兴盛。“学”字有学问的意思。因为进士科注重考试文章才学，备考进士科举成为专门学问，故北宋以后还有“科举学”的用法。但史书上未见“贡举学”或“贡举之学”的用法，自从宋代“科举”逐渐取代“贡举”的概念之后，才开始有人使用“科举之学”或“科举学”的称法，如宋代《宣和书谱》卷一二《米芾》载：“米芾字符章，初居太原，后为襄阳人，官至礼部员外郎。博闻尚古，不喜科举学。”这里的“科举学”意指应举的学问或备考科举的学问，也就是一些应试文体的做法或学问^[18]。而究其实，古代谓“科举学”是指备考进士科举的学问。王应麟《玉海》卷一一五《选举·科举》二《隋进士科》也说：“炀帝置进士科（孝廉、秀才，犹有乡举里选、诸侯贡士之遗法。至隋炀帝始变之。炀帝置进士科，犹试策而已，唐刘思立加试杂文）。”王应麟将进士科与过去的孝廉、秀才科贡举区别开来，主要根据是隋炀帝设置进士科举时有所变革，已开始逐渐摆脱乡举里选的办法，也就是更多地依靠考试。朝鲜史籍安鼎福《杂同散异·正百官》论“选举科举诸法”时也说：“隋置进士科。臣按：后世进士科始此，专以文词试士也。……至是士皆投牒自进，州里无复察举之制。”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宋以后人们说的科举就是指进士科举。有的学者认为不能用宋朝王安石变法后进士科逐渐取代其他科目，成为后世唯一的科目作为标准。但问题是宋以后绝大多数人所说的科举恰恰就是进士科举。若以“一切以程文定去留”为标准，那么隋以前的明经科已经按考试成绩定去留，就已经可以算是科举，因为明经科由其自身考试的内容和方法所决定，是一种较为客观和刻板的考试，基本上依据考试成绩来录取而很少人为因素的介入。而唐代进士科不完全以考场成绩定去留，反而不是科举了。因此，不论是用“一切以程文定去留”还是用“以文取士”（不限于试卷成绩，还兼采文学誉望），两者都无法涵盖从隋唐至明清科举的所有情况。科举制的诸多特征是经历漫长的过程才逐渐形成的，但要定下一个起始年代，必有标志性的创制，而真正具有标志性意义且与历史上“科举”一词相符合的，只有隋炀帝创立进士科这一历史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