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派来的天使

——格物致知

莎莉文与海伦·凯勒

1887年3月3日，一个刚毕业的家庭女教师经过长途颠簸，来到了亚拉巴马州的小镇塔斯甘比亚，见到了一个比自己小14岁的小姑娘。这是她的第一份工作，并不是这位教师喜欢这份工作，要不是她没有其他选择，她绝不会接受这样一份工作的。那一年，这位半盲的女教师21岁，小姑娘7岁。

这注定是一个了不起的开始，女教师是著名的残疾教育家莎莉文，小姑娘叫海伦·凯勒。从小经受失明痛苦并奇迹复明的莎莉文，知道一个不到两岁就聋、哑、盲一体的海伦·凯勒面对的一切；而生性敏感的莎莉文更知道，一个轻生、暴戾的坏孩子，背后是一个多么强大的生命力。也许，只有莎莉文才能还原出一个失明坏女孩的生命力吧。在莎莉文14岁那年在调查组临走的最后一刻她追上调查组，说想上学；在莎莉文16岁那年，打扫卫生的莎莉文硬是从房客口中得到了复明的全部机会。于是，莎莉文从让海伦·凯勒接受自己开始到在小海伦手上写第一个水的单词并将水浇到海伦的手上，再让小海伦用指尖感触自己的嘴唇的变动体会什么叫说话和声音，再到海伦上学的一路陪伴，一直到海伦哈佛大学毕业并学会了英、法、德、拉丁、希腊多国语言，最后海伦·凯勒成为著名的作家，写下了包括《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在内的14部著作。在今天，我们读到海伦·凯勒的文章，惊艳于作者那么细腻、丰富和多彩表达的语言，只有我们正常人可感知但却被遗忘的细腻。

1936年，再次失明的莎莉文66岁去世，她用一生的时间培养了唯一的学生海伦·凯勒。1968年，88岁的海伦·凯勒去世，不仅创造了人类盲聋哑长寿的奇迹，更是成为一代美国文学大师和美国精神的偶像。如果说莎莉文和海伦·凯勒对于教育学还有什么另外的贡献外，海伦·凯勒总结自己学习的经验，也许是一个健全人所总结不出来的以下几点：

1.每天用三个小时自学。

2.用两个小时默记所学的知识。

3.再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将自己用三个小时所学的知识默写下来。

4.剩下的时间运用学过的知识练习写作。

美国匹兹堡最大的慈善组织“圣家”的负责人LINDA博士，在介绍“圣家”的历史。

时间进入到21世纪，在线教育所带来的冲击，不仅证实和验证了海伦·凯勒的学习方法，她和莎莉文共同创造的学习方法，在信息化时代比学校教育更加能够抽象出学习的本义。两个盲人海伦·凯勒与莎莉文用一生还原了一个简单的教育模型，而这种模型却是千百年来正常的学生和正常的教育家们的盲点。

海伦·凯勒对于莎莉文来讲，是上帝送来的礼物；莎莉文和海伦·凯勒对于教育界来说，也是上帝送来的礼物。

近年来，不少美国人到中国的孤儿院收养孤儿，我总是很奇怪。为什么这些具有爱心的人士，明知道孤儿院里被收养的都是身体有残疾的人，也不去其他国家收养孤儿？在匹兹堡，我见证了好几个家里有痴呆儿和收养中国残疾人的美国家庭，其对孩子之好让我汗颜。在匹兹堡最大的公益机构“圣家”，一些家长上班的时候将痴呆、聋哑的孩子送到这里，这个在“一战”期间成立起来的最初收养波兰孤儿的学校，如今每年有数千万美金的慈善捐款用于定向的慈善项目，此外有几十个中国小留学生收费项目也补充部分的经费。在“圣家”吃饭时，我看到了薪水很低的教师和没有薪水的志愿者，已然将这些病人当作了自己的亲人，一对一地为他们进行训练和生活辅助。

回到如何看待用爱心对待残疾儿童的问题上，古巴比伦有一种残酷的习惯，就是扔掉身体弱的新生儿以保证战斗力，而中国古代有一种不好的习惯，就是将无力抚养的和残疾的婴儿溺死。人类进化到了高级阶段，慈善和同情之心是高级功能，之所以一代一代遗传甚至加强，是遗传优势选择的结果。爱心，拯救了别人的时候，往往就是拯救人类自己。而人类就是在一次一次的危机中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才让上帝对于基因不是掷骰子。当然，西方与中国的国情和文化不同，这些现象和爱心的背后，有很大的宗教成分在，而他们是“上帝派来的天使”却已经超越宗教，成为一种普世的价值。

当代数学的天才佩雷尔曼

莎莉文和海伦·凯勒证明“上帝的礼物”不仅考验人类的爱心，还给予人类想象不到的回报：这么些年美国的在线教育热潮、在家上学热潮，你能说没有海伦·凯勒学习模型的还原论模型吗？

比海伦·凯勒模型更具有强证据的，是一种叫做亚斯伯格综合征的自闭症，这种患者大都智商正常甚或是高智商，但其心智发展“异常”。主要表现为社交不成熟或推理能力滞后，交友交际困难，说话的语音节奏常令人不快，不善控制感情，在日常生活中多依赖家人。测试表明，数学专业学生较其他专业学生的患病几率高3—7倍。想一想，著名数学家陈景润是不是有点像？事实上，历史上著名数学家有这种毛病或者这种倾向的特别多。

2006年，佩雷尔曼得到了数学最高奖菲尔兹奖，2010年他又获得了千禧年百年教育大奖，然而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他所在的研究所，还是授予他奖的人都找不到他了。从1994年他在试图解一个世纪难题的时候遇到挫败后，只和妈妈联系。偶尔有人试图联系到他并试图把100万美金奖金颁发给他时，他却说自己早就不在数学圈子了，而他公布发明的方式更加奇特，他公布到网上，只说关键步骤，然后消失再也不见。

佩雷尔曼的爸爸是犹太人，妈妈是数学老师。在苏联解体后，爸爸和姐姐移民以色列，而他却跟随着不是犹太人的妈妈留在了俄罗斯。佩雷尔曼从小就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天赋和性格特点，他妈妈采用了奇特的教育方法，让佩雷尔曼成为数学家。小佩雷尔曼生活在一个母亲帮助下建立起来的想象世界中。如何向孩子讲述生活的残酷，是常常令家长头疼的问题。佩雷尔曼的母亲选择了一种特别的方式——她把自己头脑中的正确世界当作真实的世界告诉年幼的佩雷尔曼。所以，在佩雷尔曼的世界里，反犹太主义是不存在的。这样的世界至少持续到了他的大学阶段。在任何普通人看来都再明显不过的反犹太主义却在佩雷尔曼那里不成立，这与佩雷尔曼数学式的思维方式有很大关系。举一个例子来说，列宁格勒大学每年只招收两名犹太学生，这很容易被认为是种族歧视的典型表现。但是在佩雷尔曼入学那年，由于佩雷尔曼在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上拿了奖牌，他被获准面试入学，与另外两名考进来的犹太学生一起，这一年列宁格勒大学就招收了三名犹太学生。如果说每年只招收两名犹太学生是反犹太主义存在的证明的话，那么也许在佩雷尔曼看来，这一年招收了三名学生就是这一命题的反例。佩雷尔曼天冷的时候无论在室内还是室外都带着耳套，他说不然的话妈妈会杀了他，因为妈妈说了，不要解开绳子，不然就会感冒。佩雷尔曼读书种类很少，基本上只读数学书。

对于佩雷尔曼的妈妈来说，佩雷尔曼是上帝送来的礼物。对于整个数学界甚至科学界来说，佩雷尔曼是上帝送给人类的礼物。而对于教育学者来说，佩雷尔曼会打我们一记耳光，因为按照常识，进行人文科学的训练对于数学是有好处的，对于绝大多数数学家和学生这条都有效，但在少数天才面前，绝对无效。

2000年，著名的美国生物学家坎德尔等三人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在他们以前和以后，先后有十几位这样的科学家获奖，而他们之所以获奖，是研究人脑和神经的关系，但是他们没有用人脑进行研究，用坎德尔的话说：“研究的对象越简单、神经细胞越少越好，我选择了海兔，研究了几十年。”瑞典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就用他的海兔作为巨大的背景。而谈到海兔，坎德尔说：“这是上帝送来的礼物：神经细胞很少、实验很好做、成本很低，最重要的是，排除了其他变量，我喜欢还原论，系统论模糊了变量的关系，还原论使我搞清楚了科学。”

中国的教育工作者，深受中国系统论思维的影响。这种思维，非常容易将事情“摆平”和“处理掉”，但却很难在一定扎实的基础和原理上有所进展，最后成了诡辩。而还原论的好处在于，在极其特例和变量单一的情况下，能够找到原理的基础。

相比起西方的教育家所研究的儿童、弱智、残疾、少数民族和妇女教育，中国的教育家更愿意在“教育家”层面进行系统的探讨，他们更喜欢研究天才少年班、研究尖子生、研究“状元”。事实却是，几十年后，回到原点，连变量是什么都搞不清楚。

文章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在中国儒家争论2000多年的《大学》中关于“格物致知”的真正含义。比较遗憾的是，在孔子学生的原著中，对于“格物致知”没有说明。著名的物理学家李政道说：“我觉得真正的格物致知精神，不但是在研究学术中不可缺少的，而且在应付今天的世界环境中也是不可少的。在今天一般的教育里，我们需要培养实验的精神。”我非常认同李政道的理解。坎德尔的话说得更加明确：“还原论是科学精神的基础。”我们这一代人接受了太多的自然辩证法的洗脑，浑然不觉。在现代科学中，还原论是系统论的基础。对于坎德尔来说，海兔的神经细胞，是研究复杂人脑的基础。

没有还原论的教育研究，就如没有数学符号的数学研究一样。我们可以早西方1000年发现勾股定理，但永远发明不了数学；我们可以培养千万个高考状元，却培养不出一个领军人才。

问题来了，创新教育的“海兔”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