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使命，真爱育人

于 漪，1929年2月出生。1951年7月从复旦大学教育系毕业。196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上海市杨浦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副会长、全国语言学会理事、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特级教师。1979年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1983年被评为全国“五讲四美 为人师表”优秀教师。曾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候补执行委员，上海市第七、八、九届人大常委会委员，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语言学会理事，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副理事长等职。现任上海杨浦高级中学名誉校长，首都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兼职教授，上海市教师研究会会长。

采访：郭竹静 王 文 王彦臣

整理：郭竹静

时间：2011年1月5日

地点：杨浦高级中学

艰辛求学　踏上一生教师路

1929年2月，我出生在江苏镇江，少年时代过着在日寇铁蹄下逃难的生活。父亲的撒手而去，让本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作为一个女孩，我的求学之路走得异常艰辛。我在辗转求学的过程中，先后就读于江苏教育学院附属师范学校、省立淮安中学、镇江中学，最后考入复旦大学教育系。在中学求学时，我遇到很多位好老师，特别是我的数学老师和语文老师。他们全身心投入教育事业，不仅让我徜徉在知识的海洋，而且教我明白了许多做人的道理。在这些老师的熏陶下，我对教师这个职业的敬意油然而生。那个时候，我希望能够考上大学读书、能够找一个好工作。但是读大学要钱，而当时读师范不仅不用交学费，国家还补贴生活费。在生存压力和老师敬业爱生精神的影响下，我选择了教师这个职业。

1951年7月，我从复旦大学教育系毕业。经国家统一分配，我来到当时的华东人民革命大学附属工农速成中学，教干部上文化课。工农速中停办后，我被调至上海第二师范学校改行教历史。我没有学过历史，但是党叫干啥就干啥。1959年，党支部书记又找我谈话说：“语文需要人教。”我说我不是中文系毕业的，连b、p、m、f都不认识，只会英语语法不会汉语语法。书记说：“工作需要。‘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这是最高指示。”两句话，两分钟，我就改行教语文了。我觉得党交给我任务是对我无限的信任，当时没有二话。但隔行如隔山啊！我不得不用双倍乃至数倍的工夫学习，每天不到半夜一点不睡觉。从语音、语法、修辞、逻辑到中外文学史、中外文学名著，力求在两三年内将中文系的主要课程捋一遍，增添一点教学的底气。在自己钻研的同时，我也向高手求教。当时，我最想听语文教研组组长徐老师的课，可惜一直没听成。没想到冷不防徐老师倒突然来听我的课。我清晰地记得，那天教王愿坚的小说《普通劳动者》，自认为讲得还是有条有理的。课后，徐老师的一番话却让我犹如五雷轰顶，他说：“语文教学的大门在哪儿，你还不知道呢！”我向他请教，他却没再说什么。从此，我下定决心，不仅要找到语文教学的大门，而且要登堂入室！一方面，我继续夯实基础、广泛涉猎；另一方面，广泛寻找借鉴，在记忆中搜寻、从比较中学习不同的教法，从语文教育论著中寻觅有效的途径，竭尽所能寻找语文教学的大门。

教书育人　教育思想渐转变

我从教60年，经历了几次教育思想的转变。刚开始教语文的时候，我认为教书只是教给学生知识，并没有想到学生是一个完整的人。我想，只要把课教得一清如水，学生就能学到知识。其实不然，教得一清如水是教书的底线，必须把教的知识条分缕析。但是，教学从来是师傅引进门，修行在自身，因此必须要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求知的欲望。同时，随着实践的增多，我也慢慢地认识到自己不能只作为知识的二传手，应该在传授知识的同时熏陶孩子的思想情感，培养他们良好的道德情操。

育人的强烈愿望来自“文革”。“文革”让我认识了很多问题，为什么有些孩子会打砸抢、会动手打老师？怎样才能让他们有辨别力，能够坚持正义拒绝邪恶。我想用教育的力量影响学生，因为教育的本质就是培养人。中国的教育，首先应该培养的是有中国心、有文化的人。因为历史总是曲曲折折的，乱世很多，只有将学生做人的根基扎得正、扎得深，这样即使在乱世，他们也有正确的政治辨别力、文化辨别力和良好的道德情操。所以我在七八十年代教课的时候，非常注意学科当中的育人因素，提出了“教文育人”的思想，写过不少文章。

于漪与她的学生们

改革开放之后，西方的各种文化，鱼目混珠、泥沙俱下全都进了国门，对国人尤其是缺乏辨别力的青少年带来了许多不良影响。在这个情况下，我对育人的认识又进了一层。我觉得教育的任务，最重要的是培养孩子有一颗中国心。中国文化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是十年动乱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优秀文化都打掉了，年轻人并不了解这些文化。因此，我们做老师的，在教课的同时一定要传授给孩子最最根本的民族精神。人有了脊梁骨才脱离了爬行动物的状态，才能够直立行走！我们有一种误解：好像美国人是最自由的。全美推行的优秀语文教科书，我专门买过来读过。我大吃一惊，里面渗透包含的国家意识真是强烈得不得了，我简直没有想到这是语文课本。我觉得在当今这样一个多元经济并存、多元文化并存的情况下，未成年人没有很深厚的优秀文化的积淀，往往缺乏辨别能力。因此，教师身上肩负着更多的责任。因为教师一个肩膀挑着学生的现在，一个肩膀挑着国家的未来。因此，教师不仅要教书，还一定要育人，要把二者紧密地、有机地融合起来。

在职退休　培育教师不余力

教师是个体脑力劳动者。校长、书记不可能每堂课都去听课。教师要靠自己内心的高度觉悟，把教师这个事业看成是党的事业，每堂课都要尽到责任，把党的关心撒播到学生身上，这样才教得好课。如果有学术魅力、人格魅力，教师创造的很多精神财富将远远超过你的想象。

我当第二师范学校校长的时候，就深切体会到培养青年教师的重要性。从70年代末开始，我一直在培养青年教师，因为青年教师是教育的希望。教育的事业是实践的事业，在实践中教课、带班，经过磕磕碰碰，经验教训多了以后，教师就成熟了。对青年教师的培养，我非常重视课堂的实践，因为课堂教学质量是学校质量的生命线。但上好课并不容易。上好一节、两节课不稀奇，要堂堂教好那真是难得不得了。但是我们的教育就是应该做到堂堂教好，才不会浪费孩子的青春。一个孩子只有一次青春，在学校里孩子的生命大部分是在课堂里度过的，而教师决定了孩子的这部分生命如何度过。

在第二师范的时候，我着重在教学和教育方面培养青年教师，包括怎么做班主任、怎么上班会、怎么组织活动、怎么家访，不同的年级、不同的学科、不同的班级怎么教。我也经常深入课堂听课，听完课就评，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高度评析课的利弊得失。好在哪里，为什么好；哪里不足，怎样改进。我力求能评出信心，评出干劲，评出努力的方向。

除了在区里、市里带教老师，我退休以后主要是在“于漪语文名师培养基地”和“于漪德育实训基地”培养青年教师。市里面的名师基地，基本上都有我的身影，一是老教师手把手教，从教育理念一直到具体的学科知识以及能力的培养；二是让青年教师能够通过这个平台广泛交流，互相借鉴。在基地授课过程中，我注重引导学员之间彼此学习，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每名学员都要说课、上课、评课，反反复复地实践，教后评论求其真。学员之间形成了坦诚交流的氛围，进行思想的碰撞，不避其短，实话实说。因为你好我好大家好是捧不出名师的。

于漪为青年学生作报告

有关我的文章，《中国教师报》已经连续发了二三十篇，都不是我写的，而是青年教师以我的《岁月如歌》为由头写的。北京的《中学语文杂志》是一本全国性的杂志，我们发了一年的专栏，每一次都是由三个青年教师写，我就是这样把青年教师带出来。要给青年教师搭平台，给他们锻炼的机会，这样青年教师慢慢地就成才了。我觉得退休以后做的这些事情非常有意义。看到我带的徒弟在有些方面比我优秀，我真是很高兴。我真诚地希望他们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采访札记

为教育事业奋斗终生

在采访于漪老师之前，我对于优秀共产党员的认识还停留在刘胡兰、黄继光、向警予等老一辈革命先烈上。这些优秀共产党员对于处在和平年代的我实在是有些遥不可及，而于漪老师——一个非科班出身的语文老师却改变了我粗浅的认识，原来优秀的共产党员并不只是写在教科书上的革命先烈们。

于漪老师几十年如一日地坚守着教师的岗位，用满满的爱心浇灌了一代又一代的莘莘学子，践行了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光荣使命。在这个耄耋老人的身上，我看到了生命的活力和青春的延续。为了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退休之后她仍然马不停蹄地忙碌着、奔波着，忙得都忘了自己已经八十有余了。她身上忧国忧民的使命感，先工作后个人的革命精神深深地震撼了我，让我知道对于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并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融入了她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