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使命，承上启下

我的使命，承上启下

自从我记事以来，还没有什么时候有如我来江西之后这么努力工作和学习过。因此，尽管春节回家过年，并且有陈平的婚事，但我还是把笔记本电脑带回家，制订了寒假计划:撰写学术论文两篇，修改论文若干篇。

今天中午，父亲说，年饭由平砣下厨，让姨歇一下。此时，我才得知明天就是大年三十了。想一想，离开学校一个多星期了，寒假计划大体上满意，而且，这次春节回家，让我有一种沉甸甸的感觉。

1.活在农村，父以子贵

对于传统农民来说，养儿防老的思想非常严重。在农村，那些子女有一点出息的老人，日子都过得较好；如果子女没有能力赚钱，那么这些老人受的苦就多了。由此可以推断，要看中年农民的晚年生活是否幸福，一般情况下，不看别的，只看他们的儿女有没有发展前途和赚钱能力。由此也可理解，农村的百姓，一定要养个儿子，也一定要力争让儿女有点出息，因为这不但给他们带来精神上的荣耀和满足，更是他们以后养老的保障和寄托。这也难怪，农民们没有退休金，老了以后不能自食其力，不只是生存问题，尤其万一有个病痛什么的，没有儿女的赡养又去指望谁呢？而且，老年人在家乡有没有地位，是否受人尊重，全赖他们的子女有没有能耐。像父亲的朋友陈伯伯，他儿子在部队当领导，师级干部，他说话就有底气，且受人敬重。在乡亲们看来，我也有出息，于是我父亲在村里格外受尊重。父亲说，许多年龄比他大的人都管他叫“付爹”。看来，在农村养儿育女，既是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的需要，更是一种远期投资，一种最有收益的投资。坦率地说，在农村，养儿子就是投资。因此，养儿防老的思想在农村根深蒂固，不只是一种传统观念，还是一个很大的现实问题。

2.选择教师，无怨无悔

前几天在老家，大伯对我说了这么一句话:人要么有权，要么有钱；有了权，就会有钱。那么，我这个教书先生，有什么呢？我在北京工作时，可以说还有一丁点儿权力，可是我生活得好吗？我能够把权换成钱吗？就是把权力换成金钱，我会快乐吗？唉，人为何变成这样呢？记得我在读书时，曾有幸与若干位校级领导及正处级干部在一起用餐。那些领导们相互祝酒时，竟然在几位学生面前直截了当地说:“祝你升官发财！”某报刊的一位编辑曾对我说:“我们杂志面对的都是校长或副校长，一般的博导都不可能在这里发表论文，因而我们也不可能有什么额外收入。”事实上，我也看得出，乡亲们对我先后放弃省教育厅与教育部直属单位的职位，而去一所大学当教师，流露出遗憾。

3.我的身边，都是穷人

我是农民的儿子，吃过许多苦。记得妈妈去世的那几年，我家连一百块钱的学费都凑不起，父亲与妹妹曾经为了那么一点钱，尝尽了人间的辛酸。现在，我家好多了，至少不用担心一到春节，就有人上门要债了。可是，今天，当我长大成人了，却发现我的身边都是穷人。父亲与姨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年龄渐渐大了，需要我赡养；妹妹他们在广东打工，每天工作十五个小时左右，一个月没有一天休息日，才挣得那么一千多块钱；二伯双目失明，能干的二妈也日见衰老，欠了数万元的债，没有一点经济来源，唯一的希望在强弟，可在广东打工的强弟去年一年仅寄几百元回家，以给新生婴儿补充营养；大伯的家境也好不到哪里去，两位老人年事已高，仅能糊口，更有两个学习优秀的读中学的孙子，在未来几年，将需要不少的钱，堂哥夫妻常年在外打工，也只能勉强糊口；我的妻子兔子，也是贫苦农民的女儿，她还欠了几万元学费等着我们来年还清，她父母没有儿子，一个姐姐没有稳定收入，父母赡养的重任，全在我们的身上。虽然儿时的伙伴和好友，个别发达了，例如早年外出打工的阿平，现在在上海做餐饮生意，年收入逾百万。但是，大部分都艰难度日，有的甚至穷困潦倒。例如儿时一起玩狮子的永定、初中辍学的阿魁等，都在生活的边缘挣扎。

父亲他们评价一个人，似乎就像大伯一样，要么有权要么有钱，而且，他们认为我这位博士的收入，比许多人要多才合理、才正常。可是，我们做学问的，哪能发财呢？安心于学问，又怎么能谈权力？就算我有一天当了领导，我怎么会去以权谋私呢？因为，我从来坚持权力是他人赋予的，必须服务于他人。正因为这样，我才会放弃在北京的发展。看来，尽管我身上的担子很重，需要很多钱，但是，我这一辈子也不可能拥有太多的钱。因此，我只能尽我所能，好好地培育我的儿女，让他（她）比我更有出息；我只能尽我所有，好好地孝顺我与妻子的双亲，资助我们的亲戚朋友，让他们生活得好一些。总之，在我这代人这里，难有什么显赫家业，我所要努力完成的使命便是——承上启下。

（2007年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