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践耳，1922年10月出生。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少年时学习音乐。中学时代曾自学钢琴、作曲。1945年加入新四军苏中军区前线剧团。1947年担任华东军区文工团乐队队长兼指挥。新中国成立后在上海、北京等电影制片厂任作曲。1949年起担任过上影、北影、新影、上海歌剧院、上海交响乐团等处专职作曲。1955年赴苏联入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学习作曲。1960年毕业回国，在上海实验歌剧院任作曲。1975年调入上海交响乐团从事作曲。1985年被选为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四届常务理事。
口述：朱践耳
采访：银安琪
整理：银安琪
时间：2011年3月19日
地点：朱践耳寓所通讯采访
跟随聂耳，不灭心中梦想之旅
我并非出身音乐世家。我的父亲在我3岁那年就去世了。自小我就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家庭环境中，这也造成了我内向和自闭的性格。
初中时，我偶然拿到一把口琴，这算是我接触到的第一种乐器。第一次吹我就发现里面居然能产生一些合音，嘴张大一点就能多一个音，再大一点再多一个。现在回想起来，我仍觉得这是我和音乐的一种缘分。在此之前，我根本不知道口琴怎么吹，更不知道何谓和弦。
初三时，我遇到了自己“音乐和政治上的启蒙人”，这个人是我交往甚密的同班同学。他不仅让我认识了革命，还让我真正认识了音乐。一次我们两人去听音乐会，我同学回来后马上就凭记忆弹奏出了贺渌汀的《牧童短笛》。他居然能记住每一个旋律，然后流畅地在钢琴上弹奏，我就站在一边痴痴地听。他边弹边描绘想象中的图画：草地，天是那么蓝，牧童吹着短笛……那时我完全陶醉了。此后我开始自学钢琴，同时也幸运地参加了石人望（著名口琴家）的学习班。
高中毕业后，我没有如父母期待的那样学土木工程，而是作出了一个令周围人惊讶的决定——学音乐。当初引领我入门的那个同学，却因为现实的压力已经抛却了最初对音乐的理想，反过来给了我一瓢冷水：“搞音乐要饿死的。”但我并不为之所动，只身上路了。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上海租界。我的亲友们都先后去了苏北抗日根据地。我因气管出血卧在病榻，独自留驻“孤岛”。也是这4年，无意间将我与交响乐无声地联系在了一起。那时候我一吐血就是半茶缸，什么药都没用。日本人进上海后把收音机全没收了，我偷偷借了一部，调到法国、德国和前苏联的国家电台里，听到了大量的交响乐。那时候，我整个人沉浸在音乐中以求解脱，每天不断地听，把柴可夫斯基的《悲怆》里面撕心裂肺的感觉都听出来了，奇怪的是，我听《悲怆》不但不觉得悲观厌世，反而从中获得了一种力量。
我认为，精神上的痛苦往往是创作的源泉。我从那时就开始构思交响乐，并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一定要完成聂耳未遂的心愿——到苏联去学习作曲。就在这个时候，我第一次在自己的诗篇上署名“践耳”两字。聂耳如果没有走得那么早，他一定是中国的贝多芬。我改名“践耳”，就是一心想继续走他没走完的路。聂耳那些关注现实民生、充满激情的歌曲，撼动着我的心魂，给我植下了音乐之梦。所以，当我得知在1955年选派到苏联留学生的名单里竟然有我时，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的命运真的要与聂耳跨越时空接轨了。
朱践耳作品集
由于没有受过科班式的专业教育，我仅能凭着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民族音乐素养，开始了我一生中第一个创作时期。我创作了钢琴曲、合唱、双簧管独奏、弦乐四重奏、交响诗等作品。我的管弦乐《节日序曲》也是完成于那个时期，这部作品还被苏联国家广播电视台作为永久保留曲目收藏。
1960年我回国了，同我一起的还有一个中国交响乐的梦想。然而当1962年《英雄的诗篇》在上海首演时，观众的评价却不尽如人意——他们普遍认为这“太洋了”。我很惶惑。在那个政治色彩浓烈的时代，“洋”早已不仅仅是艺术风格的评语，而是“脱离群众”和“西化”的代名词了。无奈中，我于次年拿出了一个修改稿，这时候“洋”味没了，群众听懂了，但同时艺术的光芒也没了。中国音乐的根究竟在哪里？我陷入深深的困惑之中。
激发灵感采风之行
我一直认为，交响乐是外来品种。但在这中间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却让我改变了想法。我的妻子舒群是纳西族人。有一次，我和妻子去云南探望家人。到了云南，我就沉浸在了当地绚丽多彩的少数民族音乐之中。于是，探亲变成了采风。在深入山寨的生活体验中，我发现，苗族芦笙队赛歌时，此起彼伏的漫山乐声，居然是一种音阶错位的演奏方式；青年男女山坡对歌，歌声中总是会比标准音高精确地低半个音；侗族的小琵琶一拨动，很能勾起人的绵绵情思……当时，我就从云南当地的民间音乐中悟出了道理：少数民族人民用朴实情感创造的音乐中，不正是包含着现代音乐创作技法吗？
正是这次探亲之旅，让我的创作思绪也如开了闸般喷涌而出。1981年开始，我提着简陋的小录音机走乡串寨，收集西藏、云南、贵州等少数民族的音乐，记录那些玄妙而天然的音符。
在贵州黎平县的一个小镇，我听当地人说不远的地方有个芦笙比赛，于是便赶去看。当地人嘴里两小时的路程，让走不惯山路的我走了足足有4个小时。在翻过了一座又一座山终于到达那里时，我几乎累垮了。但当我看到那壮观的场面，什么疲劳也没有了。山坳上，一个个来自各村各寨的芦笙队，每队约有二三十人，其中最大的芦笙足有一丈多高。一同吹起来就像一架大管风琴。更奇特的是每个队的调性都不相同，十个队就有十个调。当四五个队同时吹起来时，成了尖锐的平行大音块，真是气势雄壮，山谷震荡！
我深深感到民间音乐的多样性和兼容性。采风回来之后，我就写了组曲《黔岭素描》。第一乐章《赛芦笙》就是受此启发。用弦乐组、木管组、铜管组分别代表三个芦笙队，用三种不同调性和不同节奏，再配上三种不同性格的曲调形成多调性、多音色、多节奏、多旋律的重叠，错落有致、张弛有序、起伏有趣。
后来，我又分别长年生活在云南、西藏。我发现在民间音乐中，多调性是普遍存在的，而且特殊调式、特殊音律、微分音、非常规节拍间频繁自如地转调。这与西方现代作曲技巧不谋而合。这种“不谋而合”在我看来也并不出于偶然。现代技法有不少就是来自民间音乐，特别是东方的音乐。西方19世纪的欧洲和声、配器与民族音乐格格不入。比较陌生的、听来不顺耳的近现代西方作曲技法，反倒和我们的民间音乐有不少相通之处。我也因此找到了某些现代作曲技法的“根”，或者说找到了中西音乐文化的结合点。因而我的民间音乐之行也可以说是一次“寻根记”。
《百年沧桑》描绘历史画卷
1997年，全世界华人对香港行着注目礼。我们耳畔的倒计时告诉人们：香港回归在即。刚刚跨入新年的第一天，我便在北京21世纪剧院的舞台上接受了鲜花和掌声的祝贺。由我新近创作的交响诗《百年沧桑》，以凝练深邃、气势恢宏的魅力，荣获了由文化部等六家单位主办的“香港回归音乐作品征集大赛”金奖。
我对此次获奖并没有太多的兴奋，却对1997年的到来很高兴。我的心里非常高兴，主要是因为这是一件大事。香港回归祖国，是中国人和全世界的华人都感到无比高兴的一件大事。我觉得，在这样的时刻，应该用音乐作品来表现它，把它记载下来。
朱践耳指挥谢幕
中国近代历史经历了100多年的风雨沧桑，我也已在人生之路上走过了80余年。与那些只从教科书或从电影中了解中国近代史的青年人不同，我的创作灵感是来自自己的亲身经历。音乐创作不是说谁给你出个题目，你就能写得出来的，必须要有真情实感，否则是写不好的。记得念中学时，学中国史，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中国的近百年史。那时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近百年史就是“国耻史”，有很多“国耻日”。最早是“鸦片战争”、“八国联军”入侵。到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了，大半个中国都被外国人占领了。所以中国的近代历史就是列强侵略、掠夺我们国家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奋起抗争的历史。《百年沧桑》这个作品，跟我以往作品有很大不同的地方，就是用了很多现成的曲调，有一些是革命歌曲，或是过去大家都很熟悉的歌曲，如《铁蹄下的歌女》、《满江红》、《义勇军进行曲》等，还有抗日战争时期的歌曲。我不是原封不动地用上，而是使原曲调有了变化，把它的某一特点加以夸张、强化，使它更性格化，用这些唤起人们对历史的回忆，来表达作品的内涵和情绪。
《百年沧桑》是一部厚重的历史教科书。百年沧桑，是一幅巨大的历史画卷。我希望用真情来记录这一段历史。
采访札记
激情·执着
一位63岁才开始创作第一部交响曲、在现代交响乐上的探索比谭盾还要早的老人，坐在我面前，语速安详而冷静，丝毫没有现代派艺术家引为标签的张扬与高深。只有在描述他的作品时，他才会冷不丁地带着激情向你大声模拟那些音乐。
从20世纪50年代的《唱支山歌给党听》到60年代的《接过雷锋的枪》，从70年代的《第一交响曲》到今天创作出10部中国现代交响乐，朱践耳老先生一直没有停止过创作的脚步。在出版了国内首部个人交响作品集之后，他又拿出了自己近20年来最有代表性的4部交响乐作品，组合而成《天地人和》，并入围2003～2004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第二批初选剧目，这也是交响作品首次入围精品工程。
面对我们的采访，这位84岁的老人一直有着疑惑：“我这么大岁数的人了，这些经历年轻人能理解吗？你们会感兴趣吗？”
几个小时的采访，也给了我一次非常难得的了解朱老作品的机会。我深深地被朱老对音乐的执着，以及他深入实际的作风所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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