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人民一边，当好共产党员

周小燕，1917年8月出生。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上海音乐学院终身教授，中国著名花腔女高音歌唱家和声乐教育家。1935年入上海国立音专，1938年留学法国，1947年进入国立音乐院任教；“文革”后出任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主持建立周小燕歌剧艺术中心；被认为是中国美声声乐的权威。比较著名的学生有廖昌永、张建一、李秀英、高曼华等。

口述：周小燕

采访：郑俊玮　桑鹤楚

整理：夏慧勤

时间：2011年3月10日

地点：周小燕寓所

共产党是这样的一些人

我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是从一个个具体的共产党员开始的。记得第一次见到的共产党员就是周总理、董必武、邓颖超大姐。我有一个弟弟，他参加党的地下工作，是在抗战时去世的。他去世后，新华社在我们家里设了个灵堂。吊唁时，周总理、邓大姐他们都来了。我就听人说，这几个人是共产党。第一次看到他们，我就感到很亲切。我妈妈当时白发人送黑发人很痛苦，神经差不多都要错乱了。只要看见一个像我弟弟那般年龄的青年，她就要过去说，我晓得你会回来的。后来我妈妈跟我说，她能度过那段困境，就是因为邓大姐的一句话。邓大姐跟她说，周太太，你现在是失去了儿子的母亲，但是现在是抗战的时候，你要知道有许多儿子女儿失去了母爱。你要扩大你的母爱，爱广大的孩子们。我母亲是个家庭妇女，原来只是在家里做做家务。从那时候起，她就走出家庭，去做保育工作、妇女工作这些社会工作。由此，我第一次明白：共产党员是这样一些人。

我从法国回来之后，有幸参加了第一次文代会。第一次文代会是解放区跟国统区艺术文艺工作者大会师的会。在那个会上，我第一次碰到了解放区来的同志，有些是我认识的校友，有些我并不认识，但是感觉亲切得不得了。会上，我第二次看见了总理。总理跟我说，小燕，你应该向你弟弟学习。我说是啊，这次我来参加这个文代会，都觉得心里很内疚。我对革命也没有做什么贡献，就代表先进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来参加这个会。周总理就笑了，他说：革命不在迟早，站在人民一边就好。我第一次听到“要站在人民这边”这句话，让我很兴奋。这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好，这些文艺工作者党员也好，让我觉得好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里头一样。

我从前在法国的时候，生活还是比较好的，也不需要去打工。但是到了黄昏四五点钟的时候，我夹着歌谱一个人在路上走时，就有一种很失落的感觉，所以我最怕我的老师把课安排在这个时间。我在入党报告里也提到过，我曾像一叶小舟似的在大海里飘荡，没有目的，也不晓得自己要飘到什么地方去。其实这是一种失落感，因为生活没有目标。虽然我爸爸说：你出去不要忘记你是中国人，要永远替中国争气，学好了本事回来为中国效劳。但怎么个效劳法，回去唱歌？那个时候还没想到要教书。这唱歌算是怎么个效劳法？去文代会以前，我还在想，为什么当初不学医或者学工程啊？学工程的话我还可以造个桥、盖个房子，学医么可以救人的命。我学这个唱歌到底有什么用？文代会上我读了毛主席延安座谈会上的讲话，里面提到文艺也是革命的一部分，文艺工作者也是革命的一部分。从那个时候我就跟革命挂上钩了。会上，发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个小本子，我不知道这是做什么用的。后来看到别人拿着本子叫这个签名、那个题词，我也跟着凑热闹。周总理就给我题了一句：为建设人民的音乐努力。郭沫若给我题的是“要为人民歌唱”。巴金写了：“我们最喜欢听你的歌，希望你……”这些题词都提到了人民，人民，人民……我想，难怪抗战的时候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有人民支持，因为他们脑子里总是想着人民。我不懂共产党是什么，但至少从现在开始，我要站在人民一边。

回来之后，我就申请加入共产党，我的目的就是要跟这种人站在一起，跟他们一起工作，向他们学习，做像他们这样的人。入党那天组织上让我发言，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哭个不停，我那是激动的。后来听我妈妈讲，我爸爸在武汉听说我入党了，也流了好长时间眼泪，很激动！这就是我入党的经过，当时我就是怀着这样一个目的，这样一个追求。

努力当好一个共产党员

入了党以后，我就在考虑怎么做个共产党员。我也读了毛主席的著作《矛盾论》、《实践论》，刘少奇的《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这些书。有一天我读到毛主席的《矛盾论》里头有句话，就是“要会抓主要矛盾”。那时我回来，以为我的工作就是唱歌，现在要教书，说老实话我也不会教，我只听得出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但不会教。后来贺绿汀来当院长，我当系主任，后来当副院长。又是音协什么副主席，又是妇联什么的，很多很多职务给我，我想抓主要矛盾。这些工作里头哪一个算是我的主要矛盾？有一天到北京去开人代会，我就跟总理说，我这么多工作，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抓主要矛盾，哪一个算是我的主要矛盾？总理很快跟我说：当好一个共产党员。这主要矛盾，怎么是当好一个共产党员？从那以后，我就琢磨这句话。

怎么才算好的共产党员？以我的经验，一个党员在群众中的形象很重要，我就是从党员的形象里引起对共产党的好感的。再就是，既然我已经是共产党员，除了党员的形象外，就是要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都要符合党的要求，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应该做什么，党叫我怎么做我就应该怎么做，把我的工作跟党的工作联系起来。我本来在法国唱德彪西这些艺术歌曲，抗战的时候是《长城谣》什么的，后来我就唱《桂花开幸福来》、《绣金匾》等。我想，这就是跟党的工作联系起来的。

当人民教师，开始的时候我以为是形式。因为从外国回来要找工作，不能够一天到晚的在台上唱，而且中国舞台上又没有歌剧。一回来就是育才中学来找我。在法国的时候，我爸爸妈妈给我写信讲，现在重庆有一个老师叫陶行知，他就专门培养男童当中有音乐素质、有音乐天才的孩子，所以它叫育才。他不为名不为利，你回来要学习做这样的老师。我一回来第一个找我的不是音乐学院，而是育才。我一听是育才的，就说：好呀，好呀。那时的育才，好像在五角场，学校像茅棚一样，地都是泥巴地，没有铺水泥，孩子们就在一个四方桌上写字，上课都这样，就一个破风琴，就是这么个条件。我一看就对他们同情得不得了。还有人问我，你在法国，事业正是在上升的时候，条件也优越，怎么想到回国？我想，在法国，优越的生活都是法国人的，在美国，优越的生活是美国人的。我是个中国人，就回中国！很简单的，我就回来了。到育才去，我要像陶行知老师一样，当这样的老师，就从那里开始。

音乐学院那时叫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他们又叫我到音乐学院去。开始我只会唱不会教，听学生们唱得声音抖啊抖的，怎么能这样唱呢？怎么办呢？给他们唱什么歌也不晓得。到了后来又讨论什么洋嗓子啊、土嗓子啊，要民族化。参加文代会之后，听到郭兰英她们唱歌，是跟我们不一样，而且她们的歌群众那么喜欢。我就想，站在人民一边就要唱得跟她们一样。比方说，《绣金匾》她们唱“正月里闹元宵”，我们唱“正月里闹元宵”，一条线在唱（注：此两处歌词周老师以两种唱法唱出来），我听听也是跟他们不一样。他们说是思想感情的问题，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我想大概也是吧，就改造，到工农兵里面去。那个时候是半年到工厂、半年到农村、半年到部队。教学就是拉来拉去，对学生教的一套东西到工农兵那边不受欢迎，工农兵那里学的东西，到学校又不对了。所以，在这个矛盾里很苦恼。

文化大革命索性剥夺了我的教师权，不让我教书了。我就说你可以不让我教书，你不能不让我思考。十年当中不教书，我倒想了一些问题，比方这个问题、这个矛盾该怎么解决。后来提出要中西结合，继承借鉴。继承什么，我们自己的优秀传统？要借鉴就要知道人家有些什么好的。就算是你三家都有，哪一家最好，我借过来，再考虑怎样结合。所以，美声的科学方法和中国的语言结合，中国的艺术中，京戏是怎么样吐字，昆曲是怎么样吐字？南方的、北方的如何区别？比如说方言，因为我是湖北人，我就学四川的、云南的、湖南的，这一带的都学。这个地带的语言特点我学得到，我心中有数，我跟他们相近的唱得像。陕北的、东北的、二人转什么的，我就比较困难。虽然我知道在哪里拐弯，但拐出来也不自然。意大利的也好，法国的也好，你根本不晓得他的腔是怎么样的？你唱拼音就算是唱法国歌了？你学会意大利的拼音就是唱意大利的歌了？你自己也不知道这个拼起来是个什么字，所以现在这个专业问题，要慢慢地吃透。我预备这个学期开一个研讨会，把这些问题慢慢地谈深谈透，才可以真正、真心发展我们中国的音乐艺术、声乐艺术，为党做一些事情。

一个人必须有理想有信仰

我觉得一个人必须有理想有信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四人帮”说他们是革命的，把我打进牛棚。我根据很简单的道理，就觉得他们不是革命的。因为毛主席说：“要团结大多数人。”我明明是爱党的，我要站在人民一边的，你们硬把我推到敌人那边去，我是内部矛盾，你把我算成敌我矛盾，这个不对！还有毛主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他们竟敢打人，打得很残酷的，不对！所以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始终没有对党怀疑过，我就始终没有相信过他们，就是根据很简单的道理。有了这个信仰，我就有勇气活下来，不管你怎么说，你们说的不对！

所以我觉得你们年轻人一定要有个信仰，有个追求。譬如我的学生们，我说你们学唱歌是为什么？有的学生是答不出来的。不是为名为利，而是要为党、为中国音乐事业的繁荣发展，这就是跟党的工作联系在一起。

周小燕（第二排左五）和她的弟子们

作为教师还要有责任心。人家父母把学生交给你，要么你不收，你接下来了，就要保证他成才吧。大才小才那是他的条件，你至少要认真把他教好。我总是说，一定要有责任心，有了责任心，事情就做得好。尤其是党员，要做个好的党员，这也是一个根在那里。比如说我教书，党要我培养德艺双馨的学生，我尽量地朝这个方面做。不光是唱，业务要好，德方面也要好。

你刚才问我，为什么我选择当老师，假使我一个人，在法国唱歌，那是展现我个人才华，只是我一个人的；我现在教学生，好像母鸡孵小鸡一样，一个母鸡养好了，它还会孵更多小鸡，更有意义了。我一个人唱得再好，只能说是一个共产党员唱好，为党争光、争气，到此为止了。假使我当一个老师，可以培养一批人了，我觉得更有价值。

采访札记

选择信仰，让我们快乐

“一定要有信仰，有了信仰就有了一种力量，就有勇气工作下去，生活下去……”采访中，感受最深的莫过于周老师的这一句话。

在采访中，我被周老师讲述的故事和人物深深吸引。故事中的人与以往“草莽英雄”式的军人英雄不同，他们是一群高级知识分子，从残酷的战争岁月到解放后的和平年代，再到“文革”时期以及改革开放后的年月，历时六十多年的征程，始终坚持党的信仰不变。交谈中，周老师始终将信仰和理想放在人生的首位，认为一个人只有确立了自己的目标，才会不断前进。

信仰的坚持体现着人生价值的实现，能够赋予短暂的人生以永恒的意义。其实信仰也包含着我们对未来美好理想的追求。信仰的有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人发展的可能性。丧失信仰的人，会失去把握自身命运的力量；葆有信仰的人，会为自己的信仰调动自身的一切力量，使其能力、内心世界得到充实和提高，达到既定的理想目标。

在与周老师的交谈中，我深感我们年轻一辈对前辈的精神世界缺少足够的理解，尤其是他们对于信仰的执著和追求——他们在各个历史阶段遭受过种种人生挫折，但他们内心一直有着坚定的信仰。采访中，对于我们而言，更多的是一种震撼和反思。反思在这匆忙的生活中，疲惫不堪的我们是不是松懈了，甚至是丧失了对信仰的坚持，忽视了信仰的力量？我们的精神世界里还是不是保有一片土地，孕育着永远的希望？反省自身，我们为什么时常会忧伤？我们患得患失，总因自己不能得到什么而难过，这是因为我们把自己的灵魂束缚在狭小的个人肉体内，每一个想法，每一个举动都是为了这个自己。我们常感生活的疲乏、单调与无味，我们的心总为各种现实问题而纠结，我们不再睁大好奇的双眼饶有兴趣地打量周围的世界……剩下的，常是一条指向自私生活的道路。我们曾怀着怎样的希望踏上人生的旅途，却不想被挤到了这样的路边上。但是，我们可以做出选择，让我们留住最初的信仰，重新审视脚下的路；让我们自觉地剥去裹紧在身上的硬壳，去与外面的世界交流，学着相信因为你快乐，所以我快乐。那样，我们会坚定而正确地跨出每一步，并且是充满着快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