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员住孬房

根据军区的命令，文工团扩建为两个团：以原歌舞队为基础建立西藏军区政治部歌舞团，由张永安同志任团长，梁继承同志任政治委员，郭诚同志任副团长。下设歌舞队：队长张纪甫，指导员朱扶勇，副队长陈继章；歌剧队：队长吕先耘（即阿斯），指导员吴珩；曲艺队队长由刘立武同志担任。原话剧队扩建为西藏军区政治部话剧团，徐永亮同志任副团长，寇有年同志任副政委。

由于分团建制，驻地也作了调整。军乐队搬出了军区大院，这样大礼堂西边的住房包括小礼堂全部归话剧团所有。大礼堂东边的平房、伙房以及原话剧队腾出来的一幢藏式小楼和楼前小院归了我们歌舞团。说到这幢小楼院，还真有点儿历史呢。据说这是军区进驻之前，当时的林卡中唯一的像样的建筑，也许就是林卡主人的居所。从这幢藏式小院走出来，到平房之间有一片园林、一口井，当时的文工团部把它做了菜地，还盖了猪圈，现在也归了歌舞团。

单位升格了，地盘扩大了，人员增多了，特别是从天津音乐学院分配来了尚延会、张朵梅、李延斌同志；首唱《北京金山上》的藏族民歌手雍西和11师战士演出队的王义成、刘长镇以及部队选拔的郑正福、吴建国等同志调进我团，大大增加了新生力量，因此住房也必须随之相应地调整。虽然前边的营房差别不大，只是大小与朝向的区别而已，但后院那幢藏式小楼与院子里的那些平房，问题可就不大好办了。楼房里上上下下有大有小，有的明亮朝阳，有的黑暗背阴，不管哪间在藏式小楼里总还有冬暖夏凉的优点，可是院子周围那些平顶房条件可就差得多了。因为这些房子都曾经是由牛棚马圈和堆放杂物或者是下人居住的地方改建过来的。房顶倒结实，是“阿尕土”锤石子夯打成的平顶，可以晾晒东西，人也可以在上头随便跑动，两面都可通向东南角上的厕所。这是藏族特有的“高空茅厕”，人在楼上解手，粪便落在下面，从墙外小门洞清扫却也有它“科学”的地方。

在这种情况下分房子，不管交给谁，或谁当管理员，都是比较为难的。本来过惯了军事共产主义生活的人，对于住什么地方，好孬是不计较的。可是现在有了较大的差别，谁不想住好一点的、舒适一点的呢？

本来是难题，可是在一次党支部大会上提出的倡议，马上就迎刃而解了。同志们一致同意：“我们党员住孬房，把好的分给非党员和年纪大体弱的同志！”这样做，很得人心。当时最受感动的是赵天明同志，他是第一批进藏的老同志，曾一度因学习深造（男中音）转业回了内地，这次等于二次参军返藏工作，并且还要求把他爱人王昌芹从总政歌舞团也调来。他没想到把楼里最好的一间分给了他，他说：“论资历，论贡献和论条件我还算是个新兵，我怎么能和长期坚持工作的同志们相比？”再三推辞不肯到楼里住，经过多次劝说才算答应下来。

我作为党员，自然被分在了矮平房。我的隔壁是郭鸿图，另一边是鲍志远，再往里边是李继斌、李头（俊琛）、赵邦玲、杨洪兴，还有刚担任副队长的陈继章，指导员朱扶勇。共产党员住孬房，绝不是什么冠冕堂皇的口号，而是自觉自愿的行动。作为乐观主义者还要在这种孬房子的条件下努力地把房间打扮得漂亮舒适一些。这屋子矮，顶棚伸手就够着了，而且还往下不停地掉土渣，我爱人把旧白被里钉在床的上方，周围再用不知从哪里找来的宣传画纸钉上去，俨然成了一色白净的天花板。地面不平，床总归垫的巴巴实实的，而且还买来几块白纱布缝连成大纱幔遮起来，上面再别上从画报上剪下来的油画作品，增添了几分艺术氛围和浪漫。总之我们亲自动手创造出一个个小家庭，大家还互相观摩、评品一番。最大的缺点是不隔音，甚至于连穿脱衣服都听得一清二楚。郭鸿图又说笑话了：“宿舍么，反正就是睡觉，人睡着了什么也听不见。”不过住这房子却也有其乐趣，本来大家过惯了集体生活，同志之间的关系亲密无间，虽然有了一家一户，星期天也愿意把食堂的饭菜打回来在电炉子上咕嘟一下，再将从商店自己买来的猪肉罐头加进去，两家人或三家人或叫上几个单身汉热热闹闹地吃一顿，其乐融融。长期建藏绝不是一句口号，它是实实在在的现实生活。

我的小房子里发生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一天我睡懒觉，屋外已经大太阳了，但屋内很黑，突然我的床前纱幔上映出屋外人活动的倒影，虽然不十分清楚，但大致上的轮廓、人和物的形象可以辨别。我把这一现象告诉了周仁年，他以照相机的原理来说明这种现象，说这就叫做“针孔成像”。原来我屋子的木门上有一个小洞孔，把外面强烈的光线反射进来的缘故，白色纱幔成了一块银幕或者毛玻璃。